1962年初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以其七千人的空前規模載入史冊，以至於研究曆史的人，索性把這個會議叫作“七千人大會”，它的正式名稱，反倒有些陌生。
這個會議為什麽要擴大到七千人？為什麽要開27天的時間？中央領導層對會議的設想和引導經曆了哪些變化？與會者的心態和討論發言情況如何？最後形成了什麽共識，做出了什麽決策，解決了哪些問題？這樣開會，對後人有什麽樣的啟示？凡此等等，如果填空式回答，似乎不難。若要理清來龍去脈，拎出會議的要害關鍵，還原當時的政治氣氛，道出中央領導對現實問題的認識過程，揭示當時情況下執政黨的決策方式，就沒有那麽容易了。沒有對三年“大躍進”的探索實踐及其主題的準確把握，缺少對中央領導層當時的決策過程的仔細研究，不挖掘和積累大量詳實的會議材料，特別是會議的醞釀細節和與會人員的發言內容，實難做到。《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一書，我覺得是大體做到了的。
作者張素華，是我的同事。她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到中央文獻研究室，那時還叫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工作很單純，就是通過編輯黨的重要文獻，來研究毛澤東和中共黨史。一晃達30餘年，《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是她的第一部個人著述。積幾十年之功，成一部史作，在當代學術史上，已不多見，其在史識和材料上的紮實程度，也可想而知。唯其如此，2006年該書一麵世，即引來不小反響。一部靠材料說話的嚴肅史作，竟成為了暢銷書。如今，中國青年出版社又根據讀者需要，推出這部紀念“七千人大會”召開50周年的新版。
我是在2006年細讀該書的。當時感受頗多，對書中描述的七千人大會的開法，猶有興趣。現嚐試作以下疏理。
1962年初，黨中央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不僅以其空前的規模載入黨的史冊，更以其通過上下通氣和上下互動的討論來解決現實難題、總結工作經驗而啟示後人。
召開如此大規模的會議，原本是為解決糧食緊缺這個當時非常具體而又重大的難題。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和1960年的嚴重自然災害，造成全國糧食全麵緊張，糧食征購計劃無法完成；到1961年11月中旬，隻完成當年任務的20%，京、津、滬三大城市隨時有斷糧的可能。為解決這個從1954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以來從未遇到過的困難，黨中央專門提請六個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商討辦法。結果與會者多表現出畏難情緒，怕答應了中央要求的糧食征購數目後回去難以落實。中南局書記陶鑄提出，幹脆把全國的地委書記找到北京來開一次會，以“打通思想”。這個建議似乎印證了中央此前的一個基本判斷：對糧食產量，地方幹部沒有完全講老實話，隻有從思想上解決分散主義和本位主義，才可能完成糧食征購計劃。為此，毛澤東不僅同意陶鑄這個提議，還決定再擴大規模，把縣委書記們也請來。這就是有七千多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由來。
怎樣才能“打通思想”呢？毛澤東的設想是總結前一階段的工作經驗，講清道理，把會議當成“小整風”。於是，中央在1961年11月16日發出的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裏明確提出：會議主要討論近幾年的工作經驗和端正工作作風問題。工作中存在的不正確的觀點和作風就是分散主義和本位主義，不講老實話，“在執行國家收購農產品任務上不照顧大局，片麵地隻顧本地或者隻顧農民一頭”，等等。
因落實糧食征購計劃而引發召開大規模的會議來總結經驗，體現了中央見微知著的正確判斷和值得提倡的領導方法。當然，這也不是靈機一動所致。此前在調整和製訂經濟計劃時，即已出現中央的指示落實不暢的情況，不少地區和部門強調局部利益，向中央講條件，並覺得前幾年的工作不夠理想，中央也沒有作統一和明確的解釋。因此，召開“七千人大會”實為形勢使然。從中央關於召開“七千人大會”的通知和稍後起草的大會報告稿來看，當時設想的大會主題實際上有兩個：一個是總結經驗，講清楚“大躍進”以來的成績和缺點；一個是解決問題，反對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義。但這兩個主題不是並列的，總結經驗是為了反對分散主義，重點在後者。
把分散主義作為主要矛盾，是不是抓到了問題的關鍵，是否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呢？從毛澤東對大會報告稿的處理方式看，中央似乎也沒有十足的把握。毛澤東在1962年1月30日“七千人大會”上有這樣一個說明：“在這次會議開始的時候，劉少奇同誌和別的幾位同誌，準備了一個報告稿子。這個稿子，還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我就向他們建議，不要先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立即發給參加大會的同誌們，請大家評論，提意見。同誌們，你們有各方麵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個省委、地委、縣委的人，有企業黨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門的人，你們當中的多數人是比較接近下層的，你們應當比我們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同誌更加了解情況和問題。還有，你們站在各種不同的崗位，可以從各種的角度提出問題。因此，要請你們提意見。”
“七千人大會”在1962年1月11日舉行時，沒有舉行開幕式，而是直接把大會報告稿發給與會者閱讀，然後分組討論，征求意見。討論一開始，果然是議論紛紛。不少與會者明顯不同意報告中提出的反對分散主義的主張。有的省說，工業上有分散主義，但非此不可，否則不能調動地方上發展工業的積極性；而農業上不僅沒有分散主義，相反是集中過多，把農民搞得比較苦。有的省說，現在不是反分散主義的問題，而應該反主觀主義。顯然，地方幹部與中央的認識並不一致，提出反主觀主義，則尖銳地觸及到“大躍進”運動的失誤原因，並傳達出地方幹部對前幾年不好的領導作風尚有心結未解。
中央在1月15日發現了會議討論的這個重要動向。是堅持按原擬主旨開會，還是根據實際情況重擬報告稿？黨中央和毛澤東於16日果斷決定，應該充分聽取地方同誌的意見，重新組成報告起草委員會來起草大會報告，並要求先弄清楚當前的主要矛盾是什麽，統一思想後再寫稿子。這個決定，實際上使大會原擬的兩個主題的關係發生了重要變化，即由反對分散主義為主，改成了以總結“大躍進”運動的經驗教訓為主。
總結“大躍進”運動以來的經驗教訓，大家是擁護的。但在怎樣總結經驗這個問題上，認識就不一致了。由於中央鼓勵人們大膽思考和具體分析，一時間又是議論紛紛，並很快就突破了中央原來的認識範圍。無論在新成立的報告起草委員會內部的討論中，還是在大會的分組討論中，像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麵紅旗”還舉不舉，怎樣看1959年的廬山會議，中央提出的從1963年到1972年的遠景規劃設想的指標是高了還是低了，反對分散主義是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中央原擬報告稿是否要推翻重來這些問題，都提了出來。特別值得一說的是，與會者把原擬報告中談得比較抽象和籠統的“大躍進”失誤的原因，也討論得更加具體和深入了。
例如，原擬報告強調“大躍進”失誤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缺乏經驗。原則上講，這當然是對的。但在分組討論時，不少人提出，不能把什麽問題都歸結為缺乏經驗。有人說，如果隻是因為缺乏經驗，就不能解釋有的省區的失誤特別嚴重，而有的省區則相對輕一些，有些穩重的省區甚至糧食也沒怎麽減產，可見，這與各省、市、區負責同誌的領導作風是有關係的。有人說，前幾年人們對上麵要求的經濟高指標，有的確實是深信不疑，有的是隨大流將信將疑，有的是認為指標高一點便於鼓幹勁、動員群眾，這三種情況確實與經驗不足有關。但還有兩種情況就不能說是缺乏經驗了：一種是雖然心裏認為完不成高指標，但是不敢說出來；一種是明知不行，卻硬說能夠完成，為的是迎合領導。這兩種情況顯然屬於思想作風問題。這樣的議論，便直接觸及到黨內政治生活是否缺乏民主氣氛的問題了。
再如，與會者認為，中央強調多做調查研究，這是對的；但同時要解決怎樣調查才能了解真實情況的問題。1958年，上自中央領導人，下至縣委書記，是下基層最多的年份之一，國務院很多部的部長也都下去了，以至於周恩來不得不下令每個部必須留一個部級幹部看家，免得中央有急事找不到人。可見各級幹部的工作並不缺乏下去搞調查研究。問題是雖然下去了，卻很難了解到真實的情況，聽不到真實的聲音；即使看到、聽到了，回來後也不敢反映真實情況。結果，調查研究表麵上轟轟烈烈卻缺少實效。這樣一來，失誤的關鍵又歸結到政治生活是否有民主氣氛的問題上來了。在分組討論中，幾乎每個省的省委書記都談到缺乏民主氣氛的問題。有人還說當時黨內出現了“四不講”的現象：報上沒發表的不講；中央沒講的不講；文件沒規定的不講；頂頭上司沒講的不講。如果按這樣的“四不講”來搞調查研究，自然就看不到表麵無而實際有的情況，聽不到人們口中無而心中有的聲音，自然也就提不出各種正確的意見和建議。
這些觀點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大會報告的第二稿對“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作了更加具體的分析。劉少奇1月27日還針對討論情況在大會上作了口頭報告。關於中央吸收大會意見的情況，毛澤東在1月30日的講話中評論說：“報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議論的結果。如果沒有你們的意見，這個第二稿不可能寫成。在第二稿裏麵，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這是你們的功勞。聽說大家對第二稿的評價不壞，認為它是比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這種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種開會的方法，就是先來一篇報告，然後進行討論，大家舉手讚成，那就不可能做到這樣好。”
毛澤東1月30日在大會上發表的這個講話，是對會議討論情況的真切回應。其中心意思是講民主集中製，強調無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要讓群眾講話，領導幹部要善於聽取別人的意見和建議，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和接受別人的批評。毛澤東還專門講了劉邦和項羽爭天下時，劉邦“從諫如流”而項羽“主觀武斷”的故事，說明“劉邦勝了，項羽敗了，不是偶然的”。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在講話中還又一次帶頭承擔了“大躍進”失誤的領導責任，作了自我批評。
會議原準備在1月30日結束。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會議延長會期，讓大家在北京過一個春節（2月5日）。延長的幾天幹什麽呢？毛澤東說：“要解決的一個中心問題是，有些同誌的話沒有講出來，”“在中央開會，還不敢講話，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講話了。”“我建議讓人家出氣，不出氣，統一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為氣都沒有出嘛，積極性怎麽調動起來？”這個建議，顯然有利於落實會議的認識成果。如果隻是由毛澤東講一篇話即宣告總結經驗的事情做完了，地方上的領導幹部心裏的疙瘩還是難以化解，而且他們希望能夠結合本地的實際，把總結經驗的事情做得更具體、更深入一些。這樣，從1月31日到2月7日的會議，便以“出氣”、“順氣”為主，即各省、市、區、部委聽取地、縣兩級的意見，同時檢討過去幾年的缺點錯誤，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而對引發這次大會的糧食征購問題則不再糾纏，中央還根據實際情況減少了征購任務，反對分散主義也逐漸淡出了會議的主題。這些做法，使與會者心平氣順，認為這次會議總結經驗是馬克思主義的，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真正貫徹。
民主氣氛活躍了，大家的心氣就順了，認識也就統一了，接下來的事就是把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落實到克服困難的各項具體政策措施之中。毛澤東在1月30日的講話中就曾提出：“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麵的工作，都應當好好地總結經驗，製定一整套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因為，“有了總路線還不夠，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在工、農、商、學、兵、政、黨各個方麵，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才有可能說服群眾和幹部，並且把這些當作教材去教育他們，使他們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在“七千人大會”前後形成和實施的工業七十條、農業六十條、商業四十條、高教六十條、科學十四條、文藝八條等，特別是“七千人大會”後，中央下決心對國民經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調整，壓縮“大躍進”期間盲目上馬而投入巨大的一些工程，精減城市人口等，都屬於在當時認識條件下總結經驗、修正錯誤、完善政策並貫徹於實踐的重要之舉。
一次為解決糧食征購難題引出的原本是要反對分散主義的大會，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從中央到縣級的領導幹部在認識上出現了如此大的轉變和提升，自是可圈可點。今天的人們已不再麵臨當時討論的那些具體難題，但“七千人大會”的召開過程和方法，卻沉澱了足以讓後人體會應該怎樣去處理難題、總結經驗的啟示。
第一，解決難題，要上下通氣，在互動中找出難題背後的深層原因。工作中出現一些難題，因角度不同、感受不同、對實際情況的了解不同而看法不一，這是很尋常的事。尋找解決辦法，自然不能隻著眼於具體現象，而要首先找出背後的根源。統一思想，切忌主觀武斷，把結論強加於人。開會討論，不是簡單地讓別人接受你的主張，要鼓勵人們講真話，不怕有分歧。隻要是符合實際的討論，即使改變原定會議主題也無不可。隻要充分發揚民主，就能“各去所偏，歸於一是”，就能達到統一認識的目的。
第二，總結經驗，需要把遇到的實際問題具體地擺出來，深入下去進行分析，才能找到焦點問題和拿出有針對性的解決辦法。如果隻是抽象地泛泛而談，隻講原則上如何、基本上如何、大體上如何，而涉及具體問題則語焉不詳，這樣即使總結出一些共性的所謂經驗來，雖然不錯，但不鮮明；雖然可能皆大歡喜，但很可能不痛不癢或淺嚐輒止，最終就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第三，對需要解決的難題形成共識之後，還須落實到提出解決難題的具體政策、具體措施和具體辦法，並一一貫徹於實踐當中。這樣，總結經驗才算是真正地全麵地收到了實效。曆史事實說明，“七千人大會”前後製定的各行各業的切合實際的具體工作條例，以及大會結束後對極度失衡的國民經濟進行的有效調整，為扭轉我國當時的嚴重困難局麵發揮了重大的作用。早在1948年糾正土地改革中發生的偏向時，毛澤東就曾經說過：“領導者的責任，就是不但指出鬥爭的方向，規定鬥爭的任務，而且必須總結具體的經驗，向群眾迅速傳播這些經驗，使正確的獲得推廣，錯誤的不致重犯。”我們黨和人民的事業，就是在我們不斷總結和運用自己正反兩方麵經驗的過程中而不斷向前發展的。
以上算是我讀《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的一點體會。
一部引起廣泛關注的書，當然會見仁見智。對讀者產生這樣那樣的啟發，是其應有的效果。作者邀我為此新紀念版寫一序言，可能長了些，但還是堅持完整寫下一個方麵的體會，也算是表達對嚴肅的有史識有材料的黨史著述應有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