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幹子弟能幹的是真能幹，草雞的是真草雞。如果你以為幹部子弟的提拔晉升靠的全是家庭背景，那你就大錯特錯了，個人的努力奮鬥永遠是第一位的。像我們的團長杜克明，當戰士時便連年立功受獎，吃苦精神一點也不比工農子弟差。我的排長楊誌強，也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基層指揮員。76年的九十月份吧，一天深夜，我們被一陣劇烈的晃動聲驚醒，有人喊了聲“地震”，我們便兔子般從宿舍裏竄將出來。過了好一會，才看見楊排背著一個因腰肌勞損行動不便的戰士從宿舍裏走了出來。這件事讓我十分觸動。我們部隊參加過唐山的抗震救災，那種房倒屋塌血肉模糊的慘景把人都嚇驚了，因此當強烈的餘震襲來時，我們都出自本能慌忙逃命。可我們的楊排卻能置生死於度外，寧願和他手下的戰士同生共死，體現出良好的軍人素質。
又比如1982年，受軍區文化部之約，我去河北遷西縣引灤入津工地采訪一位連長。這個連長的父親也是一位軍區副司令員，響當當的高幹子弟。我是在施工現場的一間板房裏見到他的。他滿麵灰塵，嘴唇幹裂，最恐怖的是他那雙手，我的天啊，那哪還像是一雙人的手呀！隻見他的手掌上老繭一層摞著一層，裂開了深深的口子，手背上則是傷痕累累。原來這位連長身先士卒，沒日沒夜奮戰在施工一線，和戰士一起撐鋼釺掄大錘，引灤隧道的最高掘進速度就是由他所在的這個連創造的。堪稱將門虎子！
其實在我看來，改開之前，維護舊體製舊觀念最堅決的恰恰是那些工農子弟，因為他們真的相信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哀鴻遍野，老百姓都是楊白佬。人的本質其實都是一樣的，隻不過那時高幹子弟占有信息上的優勢，因而顯得與眾不同。文革中，歐美國家家家都有小汽車，就是由高幹子弟首先傳出來的。工農子弟還不信，說美國人民飯都吃不飽，哪有錢買汽車？愚民至此，強秦何及！在高幹子弟中，則不存在這個問題。和工農子弟相比，高幹子弟更具有遠見卓識，更富有理想色彩也更具有一種犧牲精神。這種獨特的氣質來自雪山草地，來自平型關，來自淮海大地的炮火硝煙。高幹子弟在官場的“成功”遭人詬病。但令人驚奇的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從幹部子弟中湧現出了一大批十分優秀的作家，一些重量級作家至今仍然活躍在文壇上。高幹子弟在商界的成功也令人眼前一亮，當然這有些黑色幽默。但無論如何，任誌強對房價的預測，就如同章魚哥對世界杯的預測，恐怕是無人能敵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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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當兵在坦克六師的二十四團。當時團部及大部隊已調往北京延慶（後駐防南口)，我所在營留在天津揚村種稻子，同時擔負一些迎外任務。揚村的196師及楊村機場都是迎外單位，我們也時不時向那些黑人兄弟展示一下我們威武強大的59式坦克。
營裏有個叫薛京海的戰士，其父是軍委裝甲兵後勤部的副政委。他負責播音室，每天在大喇叭裏播放那些慷慨激昂的樣板戲，激勵我們在稻田地裏當牛做馬戰天鬥地。許是臭味相投，我倆很快好上了。可用今天的話講，這廝實在不是什麽好鳥，油頭滑腦，見風使舵。他總是報怨夥食不好，經不住他的鼓惑，一次我利用幫廚的機會“順”了兩條煎好的鯽魚出來。他播音室裏有電爐有鍋，我又去買了瓶酒，我倆便又魚又酒地吃將開來。可事不機密，這事很快讓營裏知道了。薛京海立馬變成了甫誌高，非說是我偷魚買酒拉他下水，連長把我一頓好剋。從那時起我才知道人心不古江湖險惡！
兩年後，我調到了我父親任職的坦克一師，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嘛！來到一師後，感覺到明顯的不同。當時北裝共有四個坦克師。坦克六師除二十一團齊裝滿員外，我所有的二十四團每個連隻配置4台坦克（應配置8台），其餘的坦克據說是被調去支援越南了。坦克七師還是蘇製特34坦克，新組建的坦克九師就是個空架子。而坦克一師則是裝備精良，訓練強度明顯加大，不愧為王牌坦克師。更主要的是，坦克一師還是個高幹子弟的“窩”。
當時有種說法，高幹子弟最多的首推38軍，其次便是坦克一師。因當時裝甲兵是大力發展的兵種，待遇好，一師又是裝甲兵中的大哥大，軍地高官都願把子弟往一師送。
以我所在的這個隻有13個人的坦克排為例吧。一名叫夏加濱的駕駛員，其父參加過長征，是北京軍區後勤部首任財務部部長（因身體不好，早早便離職休養了）。我們的排長楊誌強，其父是當時的農林部部長。1976年前後吧，楊父曾率領中國政府的一個代表團出席過聯大的一個會議。那天早晨，我們列隊正準備去吃飯，大喇叭裏傳來播音員慷慨激昂的聲音：中國代表團團長、農林部部長楊XX在會議上指出之雲雲。我們笑道，排長，你爸都在聯合國講話了，你也給我們講兩句吧！楊誌強生性低調，隻是笑笑，並無太多表示。
那夏加濱可就不一樣了，感覺那叫一良好，處處顯露出對我們這些小幹部子弟的輕蔑和不屑，好像參加長征的是他而不是他爹。丫的還有句名言：沒參加過長征的，就不能算是真正的革命者！75年下半年，軍區打來電話，讓夏加濱火速返京，陪他父親回江西老家走一遭。20多天後，夏駕駛趾高氣揚地回來了。這廝還喜舞文弄墨，寫了篇《回故鄉記行》拿給我們看。看過他的文章才知道，夏父由於身體不好，脾氣異常暴躁，一路走一路發脾氣，常常將負責接待的當地官員罵得不知所措。夏父長征前，在老家已娶妻生子，前窩孩子見到他後張嘴便是要錢要東西。夏加濱對此是十分的不屑。
他在文章中講到這樣一個情節：夏父“南巡”途中，常有老戰友老部下前來探望，其中有的人對夏父可謂是感恩戴德。你道為何？那是長征到達陝北後，一天夏父外出開會回來路過一座小石橋，旁邊地裏幾個鋤地的農民瞥見他後都把草帽往下一拉把臉別到一旁。夏父感到奇怪，走近前一看，竟是他先前的幾個部下。原來這些人雖然走過了雪山草地，但如今卻不願再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了，竟私自離隊跑到農村當起了農民。夏父勃然大怒，掏出駁克槍和警衛員一起硬將這幾個人逼回了部隊。現在這些人見到夏父能不感激涕零嗎？如若不是夏父當初的那把駁克槍，他們就是可恥的逃兵，而不是今天受人尊敬的軍職幹部。
高幹子弟多小道消息就多，諸如“紅都女皇”之類的傳聞都是他們從北京帶回來的。高幹子弟還是文化的啟蒙者，在這個圈子裏你能找到各種大“毒草”，我就是在那一時期讀完了《靜靜的頓河》《黃金果的土地》《貴族之家》等世界名著。文革中有一首蕩氣回腸的長詩《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們》，也是首先在幹部子弟中傳抄開來的。讀完後好壯懷好激烈，恨不得明天就駕長車踏破莫斯科飲馬密西西比。若幹年後回頭看，我靠，還解放三分之二呐，先把自己解放了再說吧！
坦克一師到底有多少高幹子弟，我也說不清楚。80年代後，這些高幹子弟相繼走上了領導崗位。我們的師政委是北京軍區羅副司令的女婿，而羅副司令的兒子羅剛，則是坦克一團團長。其時我姐夫在二團任副政委，團長謝海麟，其父是昆明軍區政委謝振華（曾任山西省委書記和北京軍區副司令員。當時我已調到裝甲步兵團，團長杜克明，其父是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杜文達。至於擔任營連長的幹部子弟，更如過江之鯽，一抓一大把。
那陣連長指導員都托我給他們買飛鴿自行車，買了多少輛，我也記不清了。所以說，不管毛時代或是任何時代，絕對的公平正義都是不可能做到的。隻要是人治社會，結果就是如此！沒辦法。這是就是毛時代的公平正義，高幹子弟享受的就是這份公平！喊毛時代公平正義的，恰恰是工農大眾！
高幹子弟能幹的是真能幹，草雞的是真草雞。如果你以為幹部子弟的提拔晉升靠的全是家庭背景，那你就大錯特錯了，個人的努力奮鬥永遠是第一位的。像我們的團長杜克明，當戰士時便連年立功受獎，吃苦精神一點也不比工農子弟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