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卿簡介：王克卿，原名王煥東，山東省萊西市院上鎮花園頭村人。1929年12月1日生。194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3月參加工作，1947年參軍，曆任新兵連連長，團政治處政工隊員，連部文書，團政治處政工組長，團組織股幹事、副股長、股長，營教導員，團政治處副主任，師政治部組織科長，團副政委、政委，師政治部主任，師副政治委員，總政群聯部群眾工作局局長，總政群眾工作部副部長，總政長沙政治學院副政委。先後參加過濟南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剿匪、抗美援朝、西藏平叛等戰鬥。1988年被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命令授予少將軍銜。
花園頭村是抗擊日本侵略的英雄村，全村為了民族自由、人民解放先後有101人為國捐軀。我父親1938年就參加了革命，受其影響，我從小立下了跟著共產黨幹革命的思想。
1936年（7歲）開始我在本村完小（萊陽縣第九完全小學）讀書。因處在戰爭動蕩年代，斷斷續續讀到1943年（14歲）才高小六年級畢業。1944年春（15歲）我投奔抗日根據地---膠東東海專區文登實驗小學繼續讀書，秋季考入東海聯中。
1945年3月（16歲）我從學校被分配到萊西縣沽河區擔任青年救國會幹事，主要工作是宣傳發動群眾，減租減息，組織民兵、自衛團對敵（日軍）偽（漢.奸）進行鬥爭，並組織進步青年參加青年救國會。同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日莊鎮解放，我調到福山區任青年救國會幹事，後任青年救國會會長。
1946年3月，我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內戰，第三次國內戰爭——解放戰爭開始。當時地方工作的主要任務是號召人民群眾“保家、保田、保飯碗”，參軍參戰，支援前線。做地方工作主要是依靠貧下中農、雇農等基本群眾進行反地主惡霸和土改工作，使貧窮農民翻身解放，有地種、有飯吃。所有幹部都要和基本群眾打成一片，到村裏住在貧下中農家裏，吃派飯付飯費，幫助群眾生產勞動，所以廣大人民群眾把共產黨看成是一家人，誠心實意地擁護共產黨，擁護人民政府。
1947年2月，我向區委書記王作祥同誌提出上前線，到部隊工作。不久區委召開以青年為主的群眾大會，動員青年參軍參戰，我帶頭報名參軍到前線去，全區共動員300多名青年參軍。參軍後，我先在新兵連當連長，同年4月，調華東軍政大學政治隊學習，主要學習連隊政治思想工作和黨支部工作。我在二隊任分隊長。
1948年1月，從華東軍政大學畢業後，分配到華東軍區第二縱隊四師十團政治處任政工隊員，主要任務是向人民群眾做宣傳工作，經常用鍋底灰和石灰水往牆上寫宣傳標語口號等。2月，土改政策學習後，二縱隊奉命由山東南下蘇中作戰，為充實連隊，我被分配到五連二班當戰士（時年18歲）。2月17日由山東膠南地區南下，徒步行軍走了800多裏，3月14日到達江蘇阜寧地區。3月16日，部隊在蘇北兵團韋國清司令員指揮下，發起益林鎮攻堅戰，殲滅國民黨113旅，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連隊作戰，經受戰火洗禮。
5月23日，部隊發起鹽南戰役。下午6時，我團奉命攻擊田家坎以西之敵，我參加五連突擊排投入戰鬥。在戰鬥中，我帶領連爆破班戰士炸毀敵工事，消滅敵人一個班。後趟過齊腰河水，急調機槍班掩護全排繼續向敵人衝擊。在堅守作戰中，我消耗了子彈200餘發，打死打傷敵人8名，後負傷不下火線，鼓動全排戰士繼續英勇作戰。第二天夜（24日）部隊奉命撤出戰鬥，連指導員張秀看我負傷行動不便，不能跟上部隊機動作戰，命我去野戰醫院養傷。7月我傷愈歸隊，回連後調連部當文書。因連續參加兩次戰鬥，作戰勇敢，不怕死，完成任務好，戰後榮立三等戰功。經過幾次戰鬥考驗，迅速改變了連隊老兵對我的看法，他們評價我“小知識分子當兵不怕死，能打仗，又會做政治工作，鞏固部隊、轉化俘虜兵，幫助排長工作”，因而戰友戲稱我為“排政委”。
同年9月1日，二縱奉命北上山東，參加濟南戰役，執行在南線打援任務。濟南戰役勝利結束後，部隊在山東蛟龍灣地區休整，準備參加淮海戰役。
1948年11月6日，中原、華東兩大野戰軍發起淮海戰役，我隨部隊南擊、北戰。時值天寒地凍之時，曆時65天，在槍林彈雨中連續作戰，東南西北跑了3000裏，記不清打了多少次仗。後因我所在五連傷亡過大，被撤銷建製。此時六連文書李仁卿負傷住院，我被調到六連當文書。淮海戰役後我又榮立三等功一次。
1949年2月15日，部隊遵照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命令，由山東韓莊南下安徽合肥中派河地區集結準備渡江作戰。我被調到團政治處任政工組長，主要任務是動員群眾支援解放軍渡江作戰，征集民船，召集水手。4月21日18時，我們團乘坐木船，冒著敵人的密集炮火，突破長江天險。渡江後，部隊冒著酷暑打仗，頂著大雨行軍，每天平均行軍100餘裏追擊敵人，邊打邊走。5月3日我部率先攻克杭州城，一舉解放了人間天堂——杭州。三天後，部隊奉命南進溫州，我團以急行軍速度到達新昌縣時，又接令進擊寧波之敵，師命我所在181團進擊蔣介石老家溪口鎮並解放奉化城，團日行軍130裏，按時到達，勝利完成任務。6月中旬又受命繼續南下溫州，在部隊到達天台縣時，接令停止前進待命，後受命配合22軍進行象山戰役並準備攻擊舟山群島之敵。在天台我調到團組織股當幹事。
1949年8月30日，部隊奉命攻擊國民黨潰敗於浙江舟山群島之敵。先後參加桃花島、登步島等戰鬥，以小木船與敵飛機、軍艦進行鏖戰。1950年5月18日，舟山群島全部解放。7月4日部隊南下溫岺地區進行剿滅土匪、建立地方基層政權等工作。
我與妻子於甫英於1943年秋結婚，結婚一百餘天後，因國民黨反動派迫害共產黨抗日家屬，我西渡小沽河投奔南海專區我父親王希周處。妻子於甫英在1948年濟南戰役之前參軍，從膠東衛生學校畢業後分配到野戰醫院，參加了濟南、淮海兩大戰役，在戰鬥中冒著敵人的炮火搶救傷員。戰役結束後野戰醫院歸屬山東衛生部領導。1950年妻子接到調令，隻身一人乘車、坐船、徒步，行程3000裏，到達浙江溫岺縣21軍61師181團報到，在衛生隊任衛生班長，管理訓練新參軍的衛生人員。這是我們夫妻分別四年後才得以相見。
1951年3月部隊奉命調防寧波地區並做好解放上下大陳島的準備。1951年8月我任團組織股副股長，1952年10月任組織股股長（時年22歲）。任組織股股長期間工作成績突出，特別是通過下連隊蹲點，及時總結連隊工作經驗，指導其他連隊工作有力，經師批準再記三等功一次。
1953年初，我軍奉命入朝參戰，準備抗擊美軍兩棲登陸作戰。181團隨師3月1日由江蘇昆山登車，經四晝夜千裏長途鐵路輸送到達吉林省通化市。3月15日跨過鴨綠江。入朝後先在朝鮮鹹興東海岸煙台峰坑道作業。7月接防三八線魚隱山堅守作戰。朝鮮戰爭是立體戰，不分前方後方，所有人員都抱定不怕死的精神去完成各項任務。我曾到938.2高地，與一營的指戰員們在一線陣地並肩作戰。
在朝鮮任團組織股股長的三年中，組織、指導、開展了許多具有特點的政治工作，如指導部隊坑道作業紅旗競賽；指導全團各黨支部、營黨委如何高標準發展新黨員；戰場組織搶救傷員；訓練中怎樣開展政治工作等等。特別是深入基層總結出的連隊訓練中政治工作經驗，發表刊登在第三兵團的內部刊物“工作往來”雜誌上。在加強基層黨支部建設工作中，深入基層培養抓好九連黨支部典型，指導全團建設強有力黨支部工作，與全團準備發展入黨的41名同誌逐個談話、考察，嚴把政治質量關，使這批黨員在此後的實際工作中，經受住戰爭的嚴峻考驗，全部得到提拔使用，為181團培養了一批合格的幹部。此項工作受到解放軍總政治部工作組的好評。由於工作成績突出，又榮立戰功，被授予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軍功章一枚。
我入朝作戰，妻子於甫英留守山東曲阜，後轉移到長春市。一方麵帶兩個孩子，另外學習文化和政治，過軍事生活。後來妻子奉命到朝鮮前線181團工作，即將大兒子送到農村老家，二兒子送軍幼兒園（因幼兒園容量有限，每家僅收一個孩子），按時到達誌願軍181團報到。
朝鮮戰爭於1953年7月27日停戰後，部隊主要任務：一方麵戰備訓練、坑道作業、自建營房；另一方麵幫助朝鮮人民恢複戰爭創傷，發展生產。1955年我被授予大尉軍銜。1956年6月，我調181團一營任教導員（時年26歲），在任教導員三年期間，組織部隊政治教育，進行戰備訓練，修建營房，兩次參加軍和師兩級戰術演練，1958年5月回安東（今丹東），參加誌願軍總部組織的營團政工幹部主官集訓，結業後返回朝鮮。1958年7月誌願軍奉命撤軍回國，我營於7月27日由朝鮮乘火車回國，沿途在朝鮮人民熱烈歡送下，在祖國人民熱情歡迎中，到達山西定襄駐防。
朝鮮的戰火煙塵未洗，西藏反動叛亂又起。半年之後，1959年3月10日，西藏達賴上層反動武裝人物發動了武裝叛亂。叛亂很快擴大到青海甘南藏區三十多個縣，我師奉命立即奔赴青海玉樹地區平息藏匪叛亂。又一次與妻子麵臨著生死離別。181團4月4日由山西沂州（原山西忻縣）乘火車到達蘭州，部隊還沒下車，師部已派一名幹部幹事先接我下車，第二天派車送我到青海亨堂鎮182團集結地任政治處副主任，協助老紅軍王家喜主任工作。青海玉樹地區，一年時間要穿11個月棉衣，真是一年一次風，從春刮到冬。平叛地區高山缺氧，走路都喘不上氣，還要攜帶幾十斤重的武器裝備，在零下30度左右的嚴寒下行軍打仗，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特別是與這些從小就習慣高原生存環境，上山如履平地，常年狩獵練就了上打飛鳥，下打黃羊的瘋狂而狡猾的叛匪進行戰鬥，其危險程度更是常人所難以想象。1960年我晉升為少校軍銜，同年5月又調到六十一師政治部任組織科長（即玉樹平叛指揮部政治部組織科長）。
平叛進行了兩年時間，1961年初我隨部隊返回山西大同地區駐防。我在組織科長崗位上幹了4年，組織科年年被評為先進科，在連隊支部建設、評比先進連隊活動等方麵做了大量工作，總結出培訓支部書記等一係列經驗，時任北京軍區組織部部長的梁濟民同誌下部隊調研時，發現這些成熟的經驗，返京後立即印成經驗材料在全軍區推廣。
1963年我晉升為中校軍銜。1964年5月，我調182團任副政委。70天後，同年8月又調任183團政委（時年35歲）。在任政委兩年中，主要抓領導班子的建設，部隊作風建設，基層支部建設，部隊軍事訓練等主要工作。1965年毛澤東主席發出“部隊進行遊泳訓練”的號召，我和副團長張仁傑率全團指戰員到河北秦皇島開展海上遊泳訓練。由於全團武裝泅渡訓練成績飛速提高，61師首長抓住我團典型，組織全團武裝泅渡5000米並進行海灣登陸演習中，僅一個多小時，全團勝利到達彼岸，演習結束後受到北京軍區楊勇司令員的檢閱和表揚。這次演習恰逢朱德委員長在北戴河療養，他老人家親自觀看了演習，並認為遊泳訓練得好，演習組織得好，很有緊張的戰鬥氣氛。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同年7月我調61師任師政治部主任（時年36歲）。1967年2月中旬，部隊奉命到陝西執行“三支兩軍”任務。61師政治部一部分同誌執行“三支兩軍”任務，另一部分同誌負責部隊工作。在那個非常年月，繁重的“三支兩軍”任務和部隊工作交織在一起，由於體力過度透支，高血壓從此病魔纏身，但換回的是顯著的工作成績。1969年10月，我任師副政治委員。
1969年12月我奉命調解放軍總政治部群聯部任群眾工作局局長（正師級職務），在局長崗位上工作了13年。1982年8月20日任命為群眾工作部副部長（副軍職），在副部長崗位上又工作了6年。1988年11月調總政長沙政治學院任副政委。至此為止，在總政機關工作了20個年頭。
在這20年時間，我的工作可分兩個階段： 1969年12月26日總政恢複辦公後到1976年10月為第一階段。這7 年是處在“文化大革命”動亂之中，但因種種原因機關仍無法進入正常工作狀態。為此，我采取下基層的方式進行工作。主要是沿著祖國陸海邊防線，檢查指導邊防民兵建設，實現軍民共同鞏固邊防。幾年時間，從內蒙、東北，到新疆的天山南北；從東海之濱、兩廣、海南到雲南、西藏高原，跑遍了祖國的全部邊防線，及時掌握了邊防的工作、問題和困難，總結推廣了“軍民同建，鞏固邊防”的經驗。
1971年“9.13”林彪事件發生後，我奉周恩來總理和李德生主任的命令，帶領總政機關20多人組成的工作組，進駐空軍34師（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逃走和死黨劫走直升飛機都是這個師的），負責一個師部、下屬三個場站（團級單位）、四個飛行團的清查工作。在高血壓病情非常嚴重的情況下，堅持工作半年有餘，以對黨、對人民、對同誌的曆史負責的嚴謹態度，把握政策，處理問題，勝利完成任務。20年後北京軍區作家舒雲同誌經過調查，以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寫出«噩夢“九•一三”»報告文學，並發表在互聯網上，大大稱讚我們工作組政策掌握得好，實事求是地做好清查工作，不搞擴大化，對安定部隊，完成專機任務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階段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總政機關轉入正常工作狀態。我現在回想一下，也有幾項工作值得欣慰：
1、“雙擁”工作的首次開展。1976年總結推廣了由南京軍區駐徐州12軍牽頭，各部隊與徐州市政府聯合開展的“回憶淮海大戰曆史，不忘軍政軍民團結” 的係列活動。首次提出在新時期，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軍政軍民矛盾，應通過軍地共同開展“擁政愛民、擁軍優屬”活動來解決。在徐州召開了全軍現場會，推廣了他們“雙擁”經驗，“雙擁”一詞由此而來。
2、抗震救災中的群眾工作。1976年7月唐山發生強烈地震，北京餘震未消，我第一個跑到總政辦公大樓，了解震情，報告總政首長。並立即組織一個小班子，晝夜住在辦公大樓院子的帳篷裏，連續三個月，了解部隊支援唐山抗震救災的情況，連續撰寫救災簡報120多期，向全軍介紹部隊抗震救災經驗和模範人物，總政領導和沈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同誌對群工部的工作大加讚賞。
3、總結推廣了新時期群眾工作的經驗。1976年總結推廣了54軍駐安陽部隊和其他一些部隊新時期群眾工作的經驗。戰爭年代，部隊駐在老百姓家裏，可以采取一家一戶的方式做群眾工作。而新時期，部隊駐進營房，各級政府健全，應該以擁政為重點開展擁政愛民工作。這就是新時期群眾工作的特點。這個經驗，時任總政群工部的呂部長在國防大學作過介紹，我在西安政治學院也做過介紹，受到部隊幹部的好評。我根據全軍群眾工作經驗和北京駐軍的特點寫了“我軍新時期擁政愛民工作特點”的文章，登載在北京日報上。
4、解放軍抗洪救災工作。1981年四川地區發生特大洪災，我親自考察成都軍區部隊抗洪救災工作，總結部隊抗洪救災的十條工作內容和經驗，受到成都軍區領導和總政領導好評，文章登在解放軍報上，向全軍推廣。
5、現代戰爭中的“雙擁”工作。1982年中越自衛還擊作戰中，我隨國家民政部組織的慰問團到雲南前線慰問邊防部隊時，總結了文山州支前工作和部隊在作戰中擁政愛民工作，將一些重要經驗和建議寫在了“內參清樣”報告了總部領導，受到總政首長和總後洪學智部長稱道，並指示部隊改進工作。這些經驗和建議為我軍進行現代戰爭提供了幫助。
6、軍民共建精神文明。1984年在總政治部主任餘秋裏、秘書長栗光祥的支持指導下，為取得第一手經驗，親自抓北京市“軍民共建青年湖”共建試點工作。通過試點，抓好典型，加以推廣。為此總政治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青年湖公園”塑立了“魚水情長”紀念碑。此後，在福建三明市召開的全國精神文明大會上，我著重介紹了機關業務部門要抓好典型，總結出經驗，請領導參觀拍板，召開現場會進行推廣的工作經驗，受到中央宣傳部鄧立群部長的稱讚。
7、解放軍參加地方扶貧工作。1986年到山東沂蒙山區調查山東省軍區如何發動駐軍和人武部參加地方扶貧工作的經驗，並召開了現場會，以後又在江西和福建民兵工作會上推廣，經驗豐富後寫出專門文章登在總政機關的“工作通訊”雜誌上，受到朱雲謙副主任和其他總政領導讚揚和重視。
8、編撰“當代中國”群眾工作卷。1986年主編“當代中國”群眾工作分卷時，依靠張文林、鄭懷盛等同誌，采取“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辦法，保質保量按時完稿，是軍隊係統出書最早的一本，受到全國“當代中國”編委主任鄧立群的好評。
9、為國防建設獻策。1988年上半年在國防大學研究係第二期學習，結業時每人要寫出國防軍隊建設的論文向軍委建議，我寫了一個題為關於國防與軍隊建設有關社會化的論文，許多觀點和設想在十幾年後的今天開始實現和推廣。
20年彈指一揮間。在總政工作20年後，因工作調動，我離開北京。1988年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命令授予我少將軍銜，同年10月調總政長沙政治學院任副政委，1989年12月1日我滿60周歲，按規定到達離休年齡，我寫報告要求離休，退出工作崗位。1990年6月經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批準離職休養，並被授予獨立功勳榮譽章。
離休後，如何精神愉快地度過晚年，在指導思想上應該怎麽做？經反複思考，我總結出“永遠三不忘”、“經常三對比”、“時刻三銘記”的經驗。
永遠三不忘是：1、不忘百年來帝國主義侵華史，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災難；2、不忘共產黨、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3、不忘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人民奔小康。
經常三對比是：1、自己與革命先烈比，他們隻有奉獻沒有索取；2、自己與革命曆史長、功勞大的同誌比，他們貢獻大，索取少；3、自己與冤者、早走的同誌比，他們比自己得到的少。經常三對比，感到自己是幸存者、幸福者，無怨言，快快樂樂度晚年。
時刻三銘記是：1、黨的利益高於一切，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應自覺地遵守黨的政策和法規；2、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為國家的強盛、安全、統一，盡可能地貢獻力量；3、人民群眾的利益高於一切，要時刻情係工、農、兵，以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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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卿在書中說，“從1949年4月至2009年，我65年的全部收入共計904704元，平均每年13918元，每月1159元，每天38.6元。其他既沒有灰色收入，更沒有黑色收入。我1945年3月1日參加革命，1947年轉入部隊工作，到1990年6月20日離休，戰鬥、工作了45年3個月又20天。從戰士到將軍，連以下工作6年，正副營8年，正副團8年，正副師16年，副軍8年。其中供給製10年。低工資25年，從正營到正師工資沒有增長過，平均就是每月158元。從改革開放的1980年開始，薪金每年都有增長，從1980年4月每月的192元，到1990年6月離休時的639元為止。離休後養老金每年都有增長，2006年下半年增長幅度較大，2008年又增長了一次。”
他深有感觸地說：“從兩張工資、養老金收入表的變化中，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經濟形勢發展很快，我們這些老同誌也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了。和革命先烈比，和大多數老百姓比，我既是幸存者，也是幸運者，幸福者。相信我們的國家沿著改革、發展、穩定的路子走下去，我們的生活一定會一年一年好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