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樺，著名作家
代表劇作：《山間鈴響馬幫來》、《苦戀》、《今夜星光燦爛》、《孔雀公主》、《最後的貴族》、《吳王金戈越王劍》
來源：愛思想
他扭頭看了我一眼：“啊！少壯派！”
1952年夏天，西南大區的軍政首腦在成都開會。西南大區機關所在地山城重慶，是有名的長江三大“火爐”之一，相形之下，成都當然要涼快得多了。抗戰時期，國民黨中央還居重慶的時候，每年夏天，他們的軍政大員也都到成都開會兼避暑。成都有很多軍閥時代留下來的小公館，這些公館往往門麵很不起眼，而且在小巷深處。
賀老總在東二巷的臨時住所，就是這樣一所過去軍閥的公館。巷子很窄，賀龍乘坐的蘇式“吉姆”臥車剛好能開進去，“吉姆”當時在四川隻此一輛。軍閥時代的小公館一般都是中西合壁，東二巷的這所也不例外。中式的朱漆門樓，院子裏有兩組建築。一組是西式樓房，兩層。老總和他的家人住在樓下，我當時在他身邊工作，我的房間就在賀龍臥室的頂上。樓下還有一間大廳，天花板上裝著一個美國“奇異”牌大吊扇，每天中午，我都要在這個吊扇下的長桌上睡午覺。另一組是幾間中式平房，分別作為秘書班子的辦公室、餐廳和會客室。
賀龍一周大約隻能抽出一個下午和我交談，往往就在他臥室的窗外走廊上。所以我比較清閑，除了和孩子們玩以外，晚上經常陪同賀龍外出看川戲或是跳舞。當年，他的精力特別旺盛。如果在家裏舉行舞會，我就是組織者。所謂組織者就是打電話邀請女伴，那時的禁忌不多，沒有政審之類的手續，全靠自覺自願。名單在我的手裏，惟一的條件就是舞跳得比較好。那時的成都，會跳舞的女士很多。賀龍告訴我，抗戰時期，有些援華美軍就駐紮在成都，最早教會四川人跳交際舞的是美軍官兵。
那一次，西南大區的軍政要員在成都開的是中共中央西南局擴大會議，按中共中央的要求，是商討川東、川西、川南、川北四個行署合並的大計。與會者經常來賀龍的住處參加舞會，有：鄧小平、李達、李井泉、李大章、謝富治、宋任窮、張際春、胡耀邦......還有後來在“文革”中被迫自殺的閻紅彥。隻有鄧小平一個人從不跳舞，要找人陪他打橋牌。其中有些領導人，我在四十年代的戰場上都見到過：鄧小平、李達、宋任窮、張際春。
因為胡耀邦沒有在第二野戰軍工作過，所以在此之前沒有見過他。聽說他是紅小鬼出身，有名的革命煽動家。一聽到革命煽動家，我就想起列寧。列寧是小個子，胡耀邦也是小個子。胡耀邦看起來很年輕，兩眼炯炯有神，不像一個高官，與他地位相等的李井泉、閻紅彥相比就完全不同了。李、閻二人神情陰鬱、哼哼哈哈、不苟言笑，而且處處擺出居高臨下的樣子。
李井泉曾在晉西北當過賀龍的政治委員，又將榮任合並後的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當時，好像隻有他才可以和賀龍平起平坐。他是中國因極左而得寵的幾位“封疆大吏”之一。
宋任窮曾經是我的兵團政治委員，在昆明時，他給我起過一個綽號“少壯派”。當他叫了我一聲“少壯派”的時候，胡耀邦立即扭過頭來看了我一眼：“啊！少壯派！”這是我第一次看見胡耀邦。他猜不出我是什麽人，因為在賀龍身邊的年輕人，一般應該是保衛人員，可保衛人員怎麽能在首長們中間跳舞呢？
胡耀邦堅持的“標準”
“文革”後，億萬傷痕累累的中國人都麵臨再一次的思想覺醒，也包括中共的領導層在內。胡耀邦這個名字，像萬馬齊喑後的鍾聲那樣，一次又一次在我耳邊轟鳴。
他不就是我24年前見到的那個小個子年輕人麽？胡耀邦，是中共高層最先覺醒並立即勇敢地走進前列的人之一。1977年底，他還是中央黨校副校長的時候，就敏銳地從劫後餘生的群眾呼聲中，意識到解決一切問題的障礙首先是：判斷是非的標準。諸如怎麽看教育上的“兩個估計”、“文藝黑線”專政論、老幹部和“走資派”、“反右”剛爭、知識分子、乃至“文革”1976年的“TA門事件”……等等。他勇敢地肯定了一個驚世駭俗的準則，那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這在當時對於長期隻有群體意識、而沒有個人獨立思考的中國，無疑是一顆振聾發聵的超級炸彈。幾千年來，在中國，真理隻屬於一個人，那就是世襲君主或終身製領袖。如果實踐可以檢驗真理的話，豈不是也可以檢驗君主或領袖了嗎？這太不可思議了！許多在曆次政治運動受傷害，甚至致殘、致死的人（包括某些高級幹都），都不能、也不敢接受這種“異端邪說”。
我記得，1977年冬天，我請還沒有複出的羅瑞卿，到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觀看我寫的話劇《曙光》內部演出。由於很多人認為這部《曙光》無光，沒能公演。坐著輪椅的羅瑞卿對如此真實揭露三十年代中共黨內極左災難的戲劇，先是十分困惑，他說，他曾經在紅一方麵軍擔任過保衛局長，他坦白承認：“那時候，我們就是這樣做的……生活的真實是一回事，編成戲演出又是一回事，演出會產生什麽效果，不知道。”他回去以後，深夜時分才給劇組的一位演員打了一個電話，說：“我想了很久，覺得是可以公演和應該公演的。”可我想，當時如果已恢複了他的職務，他會怎樣講呢？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儒家在政治上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堅持“兩個凡是”既是一種為了維護傳統特權的需要，又是一種盲從的習慣。
曆史的機遇使胡耀邦脫穎而出，毫不誇張地說：胡耀邦的脫穎而出，又給“文革”後的中國增強了複蘇的希望。我在1979年的春節晚會上，含著熱淚朗誦了一首題為《春夜的歌》的詩，其中有這樣的句子：
不要再惋惜已經流逝的年華，
不要再歎息被扼殺了的青春，
青春怎麽會死去呢？
她姓勇敢，名叫鬥爭！
還有：
我們花費了兩年的時間，
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
這就鋪下了長遠長遠的堅實的路基，
雖然有些枕木不那麽平整。
胡耀邦堅持這個“標準”，在中央組織部長任上平反了千千萬萬件冤假錯案。而且不管哪個時期、哪個階層，甚至力爭糾正1955年“反胡風”和1957年“反右”運動的錯誤，這些運動傷害到的知識分子數以萬計。為此，他遭到中共內部某些人強有力的抵製，最終總算得到了平反，雖然並不徹底。在知識分子等同資產階級的時候，他的這些“冒尖”行為不能不說是在冒險。他的勇氣來自他自己在實踐中的認識，他在“文革”中挨鬥和賦閑的時候，接觸過許多知識分子，對知織分子也沒有偏見，所以漸漸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艱難困苦、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在劫難中九死不悔的愛國熱情，才有了比較深刻的了解。
當時的中國，沒有比他更忙的
1979年夏天，作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的胡耀邦，請文化部代理部長周巍峙找了幾位當時比較活躍的作家，到富強胡同的胡家開了一個無拘無束的座談會。我依稀記得，他的家，離老舍先生故居很近。這個會很特別，一反過去曆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先生講、學生聽”的老辦法，而是“學生講、先生聽”。
那時的作家們所關注的是：撫摸人們心靈上的傷痕，衝破陳舊的觀念束縛。因為無數觀念的束縛仍然是社會生活中的致命障礙。胡耀邦隻在作家發言時進行插話，他的插話很風趣，沒有一句教條。他對作家們的招待除了茶水就是西瓜。我能感覺到：胡耀邦對“文革”後的形勢充滿信心。他熱情洋溢，平易近人。沒有模棱兩可的意見，簡練、明快。聽得出，他讀過很多書，但並沒有張口馬、恩、列、斯、毛，閉口馬、恩、列、斯、毛。胡耀邦說的，都是通過胡耀邦自己的大腦思考過的胡耀邦的語言。那次座談會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也產生了一些錯覺，認為中國人從上到下都像胡耀邦一樣，真正接受了“文革”的慘痛教訓，為了全民族的利益，在文藝領域內的寬容度更應該大些。
那年秋天，我有很多話想告訴胡耀邦。托了一位年輕朋友向他表達了我的願望。很快，他就安排了一個下午的時間。我如約來到了富強胡同的胡家，在第二進的一間客廳裏見到胡耀邦。當時的中國，恐怕沒有第二個比他更忙的人了！所以，他第一句話就開門見山地問：你想談什麽問題？
還沒等我開口，一個秘書就進來了，向他報告說：宋部長來了！他說的宋部長，一定是不久前接替胡耀邦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宋任窮，隻有他可以不預先打電話就登堂入室，因為中央組織部的工作壓力最大，幾乎全國各個曆史時期的苦主來京上訪，都要湧到中央組織部。
中央組織部一位負責信訪工作的老幹部對我說：“信訪處的同誌不要我聽那些上訪人員的傾訴，說：‘你的眼淚會比他們更多。’”是的，聽不得，但我非聽不可。現在我才知道，我們共產黨人並不是“文革”中才有冤獄，每一個曆史時期都有冤獄。在胡耀邦的任期裏，處理過許多重大的問題，但每一件事、每一個人的最後落實，基本都有一個長期馬拉鬆式的過程。宋的到來，一定有重大的疑難問題和胡耀邦商量。相比之下，我的約見隻好放棄。
我和宋任窮有20多年沒見過麵了，我和他寒暄過之後，就起身向胡耀邦告辭了。在胡家的沙發上頂多隻坐了五分鍾，惟一的印象是胡家的沙發太破，沙發裏的彈簧頂得屁股疼。那次見麵我一言未發，感到非常遺憾。
關鍵時刻投下的一枚棋子：胡耀邦與《苦戀》
1979年冬天，我在全國第四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作了一個《沒有突破就沒有文學》的發言，在《人民日報》發表以後，國內外許多媒體都作了報道。胡耀邦看了這次發言後，讓人轉告我，他對我的大部分觀點都表示認可，隻是覺得其中第三部分談到知識分子的安全問題，他認為大可不必憂心忡忡。我當然理解他的善良用心，後來的事實證明我並非多慮，而是他過於大意了。
僅僅一年，《苦戀》（即《太陽和人》）攝製完成，在文化部送審期間，引起軒然大波。據外電報道：中國不少有地位的人士憤怒要求嚴懲劇本作者，重新戴上“右派”的帽子，押送還鄉，勞動改造。個別人的主張尤為極端。有些人為了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把胡耀邦說成是“炮製反動電影《苦戀》的黑後台”。這樣一來，一部再現知識分子心路曆程的電影的問題，就上升為政治問題了，中國人立即敏感地聯想到《清宮秘史》、《海瑞罷官》。中國知識分子憑籍曆史的經驗，完全能嗅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了。拍案而起者有之，投書抗辯者有之，從此躺倒者有之……
已故的中央黨校秘書長宋振庭，當時打電話告訴我，盡管沸沸揚揚，耀邦在你這個問題上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抵製了那些“左派”同誌，重申他的一貫主張：再也不能以一個作品和某些言論加罪於知識分子了！更不能發動一次政治運動。
1981年1月10日晚，我求見胡耀邦，惟一的要求是請他看看片子。他可能考慮到方方麵麵的情況，拒絕了我的請求。他告訴我：“這部影片在沒有審查通過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這部片子，我沒有去。聽說有人反對，有人支持。我們家看過電影的就是兩派。我的兒子是讚同你們的，我的秘書就不讚同。”這次見麵，還是在那間小客廳裏，比上次多了一台電視機和一張藤椅。他說：“希望你們的電影能夠通過，然後也能在電視上放，我會坐在這張藤椅上看。”
後來，這部電影一直沒有通過。真的很遺憾，1981年全年，舉國上下都卷入了這場沸沸揚揚的批《苦戀》事件，與共和國的主人——所有的普通人民一樣，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主席卻沒看過這部影片。春節後，一個日本有影響的報紙發出一則消息，題目是：《批（苦戀）意在阻撓胡耀邦出任黨主席》。是海外傳媒經常把中國的文藝和政治扯在一起呢？還是中國的文藝本來就和政治分不開？1981年4月20日，《解放軍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舉國嘩然！舉國愕然！文化部事先不知道，胡耀邦事先也不知道。如火如荼的批判與過去曆次批判運動相反，出現的是與原聲迥異的回聲。
5月17日，胡耀邦有一個講話，希望了解並考慮知識分子的情緒。7月17日，鄧小平召見幾位意識形態方麵的負責人，很激動地談《苦戀》的問題，對自由化泛濫講了一番十分嚴厲的話（顯然，他看到不少這方麵的報告），這篇講話後來經胡喬木按自己的記錄，在語氣和用詞方麵進行了修改，比原話緩和很多。8月3日，胡耀邦受命主持召開思想戰線座談會，作為當事人，我在武漢軍區接受批判，而沒能參加。有幾位著名的知織分子上台表態，捶胸頓足，義憤填膺。而吳祖光先生的表態和他們的激昂慷慨形成極大的反差，吳先生說：“這部作品溫柔敦厚。”在座的人都是1957年的過來人，當年的“左派”，故伎重演者有之；當年的“右派”，一反常態者也有之。可惜，那些發言稿我都沒能保存下來，僅靠記憶記下的，已經很有價值了。如果有錄像就更好了，放出來，一定比故事片還要好看！
胡耀邦的講話，已經盡了他之所能，把調子壓低了很多。他說：
“要把文藝界正在進行的對電影劇本《苦戀》的批評做好。白樺同誌還是寫了好作品的，但是《苦戀》就是對人民不利，對社會主義不利，應該批評；而且它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它代表了一個錯誤傾向。”
我相信，這是他所能說和必須說的話。9月25日，胡耀邦在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的大會上，對當時分管電影的文化部副部長陳荒煤說：
《苦戀》的事應該了結了，你和白樺熟悉，能不能寫封信給他，請他給你回一封二百字左右的信作為文藝討論，表個態就行了。”
荒煤事後對我說：“我怎麽敢做這樣的事怩？有些人顯然還不肯罷休。”10月，《文藝報》發表了唐因、唐達成署名的遵命批評文章，後來唐達成見到我的時候拱手對我說：“冒犯，冒犯！”我說：“可以理解。”
聽說，胡耀邦在見到張光年的時候說：“《文藝報》的調子太高了！”當光年反問他：“這調子是上麵定的呀……”他隻好啞然一笑。他當然也知道，即使這樣，也還有人（而且不是一般人）認為火力不夠猛烈。10月13日，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了剛剛從巴黎國際筆會回來的巴金。一見麵就問：“巴老！你看過我的文章嗎？”巴金回答說：“沒有。”胡耀邦說：
“我的文章本來把批《苦戀》應該結束的意思放在前麵，有些老同誌的氣不順，我隻好把這樣的意思擺在後麵。你在文學界德高望重，應該給中青年作家以正確的引導。”
巴金沒有順應胡耀邦當時非說不可的意思，而是直截了當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文藝家受了多年的磨難，應該多鼓勵，少批評。特別是對那些有才能、多產的中青年作家——比如白樺等。”
這時，正在用電影攝像機拍攝的記者祁鳴眼前的取景框模糊了，他發現自己在流淚。祁鳴事後對我說：
“按過去多年來的習慣，不管你是多麽有名的文藝家，在傾聽中共高級領導人說話的時候，你隻能唯唯諾諾，而不敢表達自己的觀點，巴金卻胸懷坦蕩地為文藝家大聲呼籲。”
1981年對於我來說，是一本沉重的書，這本書是許許多多人用自己痛苦的思索寫出來的。將來我會把這本書編排出來。
最後一次見麵
我和胡耀邦最後一次見麵，是在1985年12月29日。中國作家代表大會在北京京西賓館禮堂開幕，那是一次空前輕鬆的大會，那是一次空前透明的大會，那是一次空前自由的大會，果然，會後就有人稱之為“典型的自由化”的大會。但人們對“自由”二字的解釋是那樣的不同，有人要的是人身自由（包括表述真知灼見的自由）；有人要的是限製別人人身自由的自由。所以人類經常為了不同的“自由”而產生激烈的矛盾。
胡耀邦、萬裏、習仲勳、胡啟立、薄一波……等前來參加。胡啟立“受書記處的委托”，在開幕式上作了恐怕是他一生中贏得掌聲最多的一次講話。因為他在講話裏說了——
“文學創作是一種精神勞動，這種勞動的成果，具有顯著的作家個人特色，必須極大地發揮個人的創造力、洞察力和想像力，必須有對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獨到見解，必須有獨特的技巧。因此創作必須是自由的。”
“我們黨、政府、文藝團體，以至全社會，都應該堅定地保證作家的這種自由。”
會議的主持人，還宣讀了幾位沒參加會議的負責人發來的賀電，卻意外地出現了一個小小的插曲：由於作家們第一次獲得鼓掌的自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戲劇性效果，大家的掌聲因人而異，有長有短，從而表達了作家們的愛憎，引起了個別人的極大不快。但是，或熱烈、或稀疏的掌聲已經成為曆史的存在，所以，誰也無法改變或抹去了。
開幕式以後，胡耀邦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和作家們合影留念，這已是我國開大會的“習俗”。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我曾不隻一次地站在眾人之中，和毛澤東等高層領導人拍過這種紀念照，我都是站在最後排，也從來沒有訂購過一張、裝上鏡框以示榮耀。甚至在賀龍身邊工作過那樣長的時間，也沒有和他、沒有和其他領導人拍過一次合影照，那樣的機會很多很多。這一次我卻一反常態，站在前排李準和李瑛之間，為了讓胡耀邦進來的時候看見我。
果然，胡耀邦徑直向我走來，伸出手來和我握手，因為場上人聲喧嘩，他連續幾次問我在寫什麽，我第三次回答他，他才聽清。胡耀邦身後的薄一波用地道的山西話對我連說了三聲：“很有名！很有名！很有名！”我至今都沒有弄明白它的真正含義是什麽。
後來這張照片在國內外的報紙上發表，從照片上看，作家們對這一瞬間都感到欣慰，因為每一個人的臉上都綻開著發自內心的笑容。那張照片，著實引起了海內外很多朋友的錯覺，紛紛來電、來信，以為知識分子（尤其是我）的境遇會好起來。結果，僅僅一年，在新的一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前夕，1986年最後一天，作家們在北京體育館舉行了一場名叫“你們，我們”的朗誦晚會上，已經聽到沸沸揚揚的私下議論，胡耀邦可能引咎辭職。
我很久都在猜測：他的“咎”是什麽呢？三天後，胡耀邦就辭去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讓人感到既突然而又意外。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再次“突發大麵積急性心肌梗塞”，與世長辭。
他首先向知識分子伸出坦率、熱誠的手
不知道為什麽，我始終認為胡耀邦是一位從打土豪、分田地憤而衝出土屋草舍，走向漫漫兩萬五千裏烽火長征路的那一代先驅者中最不墨守成規的一位傑出人物，他的傑出，還表現在他對知識分子的偏見比較少。
中國的農民運動，包括中國共產黨須導的農民運動，始終都沒有擺脫對知識分子的偏見。讓人困惑不解的是：中共大多數領導人都是知識分子。毛澤東在長征前自己的困厄時期，對中共中央執行的“左”傾政策，十分清晰。抗戰時期有一段從實用的角度，的確注意到知識分子在抗戰中的作用和地位。建國以後又重蹈覆轍，任意踐踏知識分子所擁有的知織和尊嚴，乃至生命。從後果來看，比王明、張國燾等有過之而無不及。
胡耀邦卻不同，“文革”以後，他對曆史的教訓有過深沉的思考，和知識分子有過真正意義上的友誼交往。他不僅了解知識分子的苦難，也了解知識分子的心靈。冰心老人說過這樣的話：
“我還是那句話：他是偉人！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死了，我是說我自己，我快九十了，沒死；他才七十三歲，卻死了。他是我們知識分子的知己，為我們說了不少好話，幹了不少實事！道些年，他活得很累、很痛苦。而今他平靜地去了，雖說早了些，畢竟擺脫了痛苦！”
她的話我很有同感，許多知識分子都有同感。
傳說，在“文革”後期，當一位老知織分子坦率地問胡耀邦：“您能夠舉出一九四九年以後針對知識分子所進行的政治運動，有哪一次不需要平反改正的嗎？”麵對這一難題，胡耀邦理所當然地很難接受，他首先是驚愕，然後是憤怒，甚至自然而然地對提問者的動機產生懷疑；但經過一番理性的思考以後，又不得不接受，並冷靜下來，代替自己為之奮鬥終生的中國共產黨，進行了長時間的深刻反省。所以，當他在中國失望的荒原上播種著希望的時候，首先向知識分子伸出了坦率、熱誠的手……在我們需要從他那裏得到更多希望的時候，他精疲力竭地躺倒了！他在去世前不久，向一些電影工作人員說過這樣的話：
“我們麵對的困難很多，許多事在近期、甚至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都不能如願以償。誰讓你我生活在這個時代呢！生活在這個時代，就要承擔這個時代的苦難和使命，責無旁貸！”
他沒有虛偽的承諾，沒有空洞的安慰，隻有坦白地說出實情。那時的胡耀邦，可以算得上是身居高位的人了吧！身居高位而能實實在在地思考、誠誠懇懇地說話並踏踏實實地行動，的確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1998年長江的特大水災，國人好像才恍然大悟：原來長江上遊的國家專業伐木大軍是造成綠色植被嚴重破壞的主要原因，認識到必須立即停止這種愚昧的行為。其實，在胡耀邦重訪長征路的那年已經下達過這樣的、斷然的命令了，這是一道責備子孫的好命令啊！為什麽後來不僅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了呢？在沒有胡耀邦的十年之後，僅僅想到這一點，麵對滔滔江水的我，就止不住淚如湧泉……
1994年10月5日，我和一批作家到共青城富華山胡耀邦墓地的時候，是一個滿天雲霞的傍晚。拜謁了他的陵墓，在題字的時候我無法控製地嚎啕大哭起來……胡耀邦“文革”後在中國政壇上的升起和隕落，說明了多少事啊！我們這個民族的靈魂，至今都被戴著沉重的枷鎖一一那也是我們的祖先留給我們的遺產，而且是其中難以拒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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