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大江大河》第27集和第28集，閑扯點觀感。因為本壇追劇的年輕人較多，對改開初期的背景不太了解，我的貼子以科普及掃盲為主，而不是以劇情為主。
下麵就聊一聊1983年嚴打的事。
當時社會治安很差，惡性事件層出不窮。開人大會時，社會治安惡化是一個重要的議題。為了快刀斬亂麻，鄧小平拍板，彭真支持，進行了嚴打，公檢法一條龍作業，從重從快處理強奸，打架鬥毆，偷摸盜竊等刑事案件，判處了一大批死刑，數量龐大的罪犯被送到新疆勞改農場勞改。
1. 那時人們上街是沒有安全感的。一次我在街邊小販那買2斤葡萄，覺得缺斤少兩，就到對麵的小販去稱重，結果隻有1.5斤。我去找小販，說明斤數不足。剛一開口，一個身高1.60米不到的小夥子跳起來就給1.85米，虎背熊腰的我一個大耳光，接著幾個人拿起切西瓜的刀把我圍起來。我立即撤出來，到派出所報案。民警一聽就知道是誰，把小個子叫到派出所裏間談話。過一會兒，民警出來對我說，給你100元補償，我們教育他。我還想爭辯，民警揮手說，快走吧，家裏人等著你的葡萄。
2. 一天在街上，一夥人在打群架，一會兒從不同方向開來的2輛卡車突然停下來，跳下民警，工人民兵和治安聯防員，抓捕了打架團夥扔到了卡車上，開車走了。後來聽說他們被直接判刑送到了新疆勞改農場。
3. 在北京豐台區開往北京的路上，一農民開著裝滿西瓜的拖拉機在行駛，準備把西瓜賣給北京。突然被幾個年輕人截住，強行以5分錢/斤的價格買下整車西瓜，而在北京市裏大概會賣到一角錢/斤。報案後，這幾個年輕人被抓獲，立即被判無期徒刑。北京廣播電台廣播了此案的新聞。
4. 在北京南郊，四個20歲左右的小青年，在路上綁架了一對中年夫婦，當著丈夫的麵輪奸了中年婦女。被抓獲後，這四個罪犯被判死刑，緩期執行。
為了更為詳細地了解嚴打的來龍去脈，轉貼一篇文章在此：
1983年“嚴打”：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3)
陶盈
2010年10月20日09:01
| 改革開放初期，國門打開，飽受“文革”動亂之苦的社會又麵臨著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衝擊。大量回城的知青成了待業青年，遊手好閑，又處於躁動的年齡，社會治安一年比一年差。在“文革”打砸搶燒的無政府主義遺毒的影響下，影響惡劣的重大刑事案件高發，中央終於下決心進行“嚴打”。 |
大街張貼劃著紅勾的告示
“嚴打”自1983年開始，一直持續到1987年1月進入尾聲，共分三大戰役分步實施：第一階段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第二階段1984年8月至1985年12月，第三階段從1986年4月上旬到國慶節，加上收尾工作，曆時3年零5個月。在此期間，共查獲各種犯罪團夥19.7萬個，團夥成員87.6萬人，全國共逮捕177.2萬人，判刑174.7萬人，勞動教養32.1萬人，其中，第一階段逮捕102.7萬人，判死刑的2.4萬人。為應對這個時期關押場所緊張，一方麵進行突擊性建設，另一方麵，改建了一些公安機關辦公用房並借用一些單位庫房，作為臨時監房。
“嚴打”第一階段，死刑24000人，打掉的基本都是群眾身邊的違法犯罪人員，社會反響最為強烈。公檢法對所立案件依法從重從快處理，各地相繼召開大規模宣判會，嚴重威脅當地治安的違法人員被嚴懲、注銷城市戶口，押送外地改造，一些首惡分子被槍斃。
“嚴打”期間的死刑大案要案比比皆是，死刑的場麵深深刻入百姓記憶中。經過審訊被公審宣判死刑的犯人，須經過遊街示眾後押赴刑場行刑。前麵由鳴著警笛的警車開道，後麵緊跟著一輛輛大卡車，每輛卡車上站著一名將要被執行死刑的犯人。犯人被五花大綁，由於將臨的死亡和遊街的恥辱而麵如土色。他們胸前掛著木牌，上麵寫有名字、性別、年齡及罪行等，在他們的名字上麵還畫著黑色的“×”。行刑車沿途播放廣播，宣傳“嚴打”鬥爭，控訴犯人罪行。路過的大街小巷，引來無數百姓圍觀。公安人員在旁邊維持秩序，疏導交通。
當時，各地的校園還經常張貼審判犯人、遊街示眾、刑場行刑的實景照片，張貼這些照片的本意，與遊街示眾一樣，意在教育民眾遵紀守法，希望祖國的花朵從小見證殘酷的行刑場麵，長大後不會重蹈覆轍。對“生”才剛剛有些朦朧體味的孩子，麵對“死刑”這兩個字眼，心中生出的更多的是恐懼。血肉模糊的死刑場景印在幼小孩子們腦海裏，成為成長記憶裏長久揮不去的一抹陰影。
居民區的大街小巷，時不時張貼通緝令和判刑公告。這些公告上，死刑犯的名字下麵會用粗粗的紅線畫上一道，而結尾處，“此布，院長某某”字樣的上邊則用醒目的紅色“√”作為一種嚴厲的警示。
83年“嚴打”時，有這樣一句口號：“可抓可不抓的，堅決抓；可判可不判的，堅決判；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嚴打”鬥爭打擊了許多違法犯罪分子，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社會生活安定，收效明顯。但是這段時間內，對於某些罪責較輕的犯人，打得過嚴了。
1983年初，安徽省蚌埠市，有個名叫李和的小青年與一個妓女發生關係後不給錢，被告強奸。開始被判刑5年。服刑不久後，嚴打開始，他被改判15年。為了增加“嚴打”力度，造出“嚴打”聲勢，李和改判的布告貼的滿街都是。年輕氣盛的小夥兒不服氣，提出上訴。在嚴打進入第二階段時，他直接被槍斃了。
還是1983年，四川瀘州納溪有一姓王的小夥兒，在路上和同伴打賭，開玩笑說敢不敢親一個女孩的嘴。姓王的小夥兒果真去親了過路的一個女孩。事後被抓，槍斃了。這一則案子，震驚了當地的百姓。
北京某大學王姓、餘姓兩個女生，光天化日下在八一湖脫了衣服裸泳，83年“嚴打”中這名王姓女子因與10多名男性發生性關係及裸泳而以流氓罪被判處死刑。麵對判決，她說了這麽一段話：性自由是我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我的這種行為現在也許是超前的，但20年後人們就不會這麽看了。曆史不幸被她言中，20年後的今天，盡管性自由仍未被主流社會道德接受，但人們對性行為已寬容多了，流氓罪被取消，與多人發生性關係隻要不是聚眾共淫，連犯罪都算不上了。 1985年“嚴打”轉入第三階段後，對是否堅持“嚴打”出現了不同聲音。有的提出打擊麵過寬，個別地方出現“複查風”，此時全國政法會議傳達鄧小平指示：“我們對刑事犯罪活動的打擊是必要的，今後還要繼續打擊下去。”“嚴打”階段的第三次戰役得以順利進行到底。
嚴打成效顯著，但副作用也很大
至今，關於“嚴打”的爭論依然不斷。理論界持“反對說”和“反思說”，司法實務界及少數學者認同“肯定說”。持“肯定說”的代表之一、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肖揚表示：“國家安全是一個國家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條件，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大事。”“多年來的經驗表明，依法從重從快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是遏製犯罪急劇上升的有效措施。”的確，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種運動式執法的“嚴打”行動，確實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不過，負麵作用也很大，留下很多後遺症。83年“嚴打”行動，冤枉了很多人，一些罪不至死的人死了，一些人被錯判了。當時刑法裏的流氓罪最高是可判死刑的，有的亂搞男女關係的人就是按流氓罪從重被判了死刑。還有的隻搶了一點點東西甚至隻是一頂軍帽就被槍斃了。不過大多數被槍斃的人在當時也算有法可依，隻不過是從嚴使用了法律規定的最高限。但由此引發了被錯判重判的人及其家屬的不滿甚至仇恨，一些因犯小錯進監獄的年輕人反而真的學成犯罪分子。當時在嚴打行動期間，公、檢、法三家是聯合辦案的，每抓到一個罪犯（現在叫犯罪嫌疑人）不是像現在這樣，先是公安審，然後檢察查，最後法院判，而是三家各派一到兩人，共同審問，一次定刑。審完以後，各單位出各單位的案卷，共同研究一個罪名，定出判多少年。所以當時的審判效率非常之高，可以說達到了中國法製曆史上的高效之巔。正是因為快審快判也就難免忙中出錯。這次“嚴打”也給公檢法係統留下了專政權威的烙印，許多地方迷戀運動式執法，熱衷搞公審公判，一些人由此輕視公民權利，甚至肆意踐踏、侵犯。直到今天，還有地方的公安機關喜歡搞公審大會，繼續犯下這種侵犯國民隱私權的錯誤。
1983年的嚴打鬥爭早已成為煙塵往事，留給我們的有經驗，有教訓，但我們相信，在法製越來越健全的今天，錯殺錯判的事情正在退出中國的曆史舞台，對人的基本權利的尊重和人道主義精神正在逐漸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死刑罪名數量先升後降
1988年初，緊跟“嚴打”勝利的號角，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月21日頒布《關於懲治走私罪的補充規定》，將走私罪由籠統的一種罪化解為多種罪，其中走私毒品罪、走私貴重金屬罪等七種罪行最高可判處死刑。1991年6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懲治盜竊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犯罪的補充規定》增設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最高可判處死刑。隨後又於1992年、1993年、1995年將賣淫嫖娼、劫持飛行器、生產和銷售假藥、偽造假幣等罪行的最高判罰定為死刑。自1979年製定《刑法》至1997年修訂《刑法》之前，死刑的罪種數呈上升趨勢，從1979年的27種，上升到1997年的71種。
1997年，刑法的頒布和實施進入第18個年頭，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刑法典中對一些罪名的描述已經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反革命罪”、“投機倒把罪”這些帶著深刻曆史印記的名詞，雖然還印在刑法典的條文中，卻已在人們的記憶中漸漸遠去，取而代之的是“危害國家安全罪”、“非法經營罪”。1997年10月1日，伴隨新中國48歲生日，修改完善的“97刑法典”頒布實施，透露出新鮮的時代感。其中罪名增加了近十倍，更加細化，並增設了“注射”這種死刑的執行方法。此時經過調整與合並後，死刑罪種數略有減少，保持在68種。
香港回歸，民眾驕傲，逐步開放的社會和日益發展的經濟，使國家向世界強國的行列邁進。亞洲金融危機前後國內的應對，更使國家看到依法治國的重要性。
轉眼間，十幾年過去了。今年8月28日剛剛閉幕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上，首次審議了《刑法修正案(八)草案》。這一修正案被視為1997年中國刑法修訂以來對刑法的“大修”，擬取消13個非暴力經濟犯罪的死刑。如果修正案最終得以通過，意味著中國的死刑罪名將從現行規定的68個驟減為55個。
縱觀刑法變革曆程，目光停留在1997年，這裏是死刑數量變化的分水嶺。在此之前，死刑罪種數呈上升趨勢，之後則呈逐步遞減趨勢，這種拋物線式的變化，既與國內形勢緊密結合，又緊跟國際立法趨勢的步伐。
我國已簽署聯合國1966年12月16日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家公約》，條約指出，“不得任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本公約的任何締約國不得援引本條的任何部分來推遲或阻止死刑的廢除”。全國人大常委會目前還未對此條約履行批準手續，目前逐步削減死刑的罪種數，正是向這一條約靠攏。
死刑數目的增與減，目前社會上爭論聲較多，反響強烈。持“重刑主義”思想的一部分人，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認為重刑特別是死刑，對犯罪者有一定威懾作用，有利於社會治安。持反對意見的一部分人則認為，每個人都具有擁有生命的權利，若不是犯了滔天罪行，一般不應動用死刑。國家的法律應該更加人性化，有利於社會順暢發展、百姓生活和諧。（
大街張貼劃著紅勾的告示
“嚴打”自1983年開始，一直持續到1987年1月進入尾聲，共分三大戰役分步實施：第一階段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第二階段1984年8月至1985年12月，第三階段從1986年4月上旬到國慶節，加上收尾工作，曆時3年零5個月。在此期間，共查獲各種犯罪團夥19.7萬個，團夥成員87.6萬人，全國共逮捕177.2萬人，判刑174.7萬人，勞動教養32.1萬人，其中，第一階段逮捕102.7萬人，判死刑的2.4萬人。為應對這個時期關押場所緊張，一方麵進行突擊性建設，另一方麵，改建了一些公安機關辦公用房並借用一些單位庫房，作為臨時監房。
“嚴打”第一階段，死刑24000人，打掉的基本都是群眾身邊的違法犯罪人員，社會反響最為強烈。公檢法對所立案件依法從重從快處理，各地相繼召開大規模宣判會，嚴重威脅當地治安的違法人員被嚴懲、注銷城市戶口，押送外地改造，一些首惡分子被槍斃。
“嚴打”期間的死刑大案要案比比皆是，死刑的場麵深深刻入百姓記憶中。經過審訊被公審宣判死刑的犯人，須經過遊街示眾後押赴刑場行刑。前麵由鳴著警笛的警車開道，後麵緊跟著一輛輛大卡車，每輛卡車上站著一名將要被執行死刑的犯人。犯人被五花大綁，由於將臨的死亡和遊街的恥辱而麵如土色。他們胸前掛著木牌，上麵寫有名字、性別、年齡及罪行等，在他們的名字上麵還畫著黑色的“×”。行刑車沿途播放廣播，宣傳“嚴打”鬥爭，控訴犯人罪行。路過的大街小巷，引來無數百姓圍觀。公安人員在旁邊維持秩序，疏導交通。
當時，各地的校園還經常張貼審判犯人、遊街示眾、刑場行刑的實景照片，張貼這些照片的本意，與遊街示眾一樣，意在教育民眾遵紀守法，希望祖國的花朵從小見證殘酷的行刑場麵，長大後不會重蹈覆轍。對“生”才剛剛有些朦朧體味的孩子，麵對“死刑”這兩個字眼，心中生出的更多的是恐懼。血肉模糊的死刑場景印在幼小孩子們腦海裏，成為成長記憶裏長久揮不去的一抹陰影。
居民區的大街小巷，時不時張貼通緝令和判刑公告。這些公告上，死刑犯的名字下麵會用粗粗的紅線畫上一道，而結尾處，“此布，院長某某”字樣的上邊則用醒目的紅色“√”作為一種嚴厲的警示。
83年“嚴打”時，有這樣一句口號：“可抓可不抓的，堅決抓；可判可不判的，堅決判；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嚴打”鬥爭打擊了許多違法犯罪分子，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社會生活安定，收效明顯。但是這段時間內，對於某些罪責較輕的犯人，打得過嚴了。
1983年初，安徽省蚌埠市，有個名叫李和的小青年與一個妓女發生關係後不給錢，被告強奸。開始被判刑5年。服刑不久後，嚴打開始，他被改判15年。為了增加“嚴打”力度，造出“嚴打”聲勢，李和改判的布告貼的滿街都是。年輕氣盛的小夥兒不服氣，提出上訴。在嚴打進入第二階段時，他直接被槍斃了。
還是1983年，四川瀘州納溪有一姓王的小夥兒，在路上和同伴打賭，開玩笑說敢不敢親一個女孩的嘴。姓王的小夥兒果真去親了過路的一個女孩。事後被抓，槍斃了。這一則案子，震驚了當地的百姓。
北京某大學王姓、餘姓兩個女生，光天化日下在八一湖脫了衣服裸泳，83年“嚴打”中這名王姓女子因與10多名男性發生性關係及裸泳而以流氓罪被判處死刑。麵對判決，她說了這麽一段話：性自由是我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我的這種行為現在也許是超前的，但20年後人們就不會這麽看了。曆史不幸被她言中，20年後的今天，盡管性自由仍未被主流社會道德接受，但人們對性行為已寬容多了，流氓罪被取消，與多人發生性關係隻要不是聚眾共淫，連犯罪都算不上了。 1985年“嚴打”轉入第三階段後，對是否堅持“嚴打”出現了不同聲音。有的提出打擊麵過寬，個別地方出現“複查風”，此時全國政法會議傳達鄧小平指示：“我們對刑事犯罪活動的打擊是必要的，今後還要繼續打擊下去。”“嚴打”階段的第三次戰役得以順利進行到底。
嚴打成效顯著，但副作用也很大
至今，關於“嚴打”的爭論依然不斷。理論界持“反對說”和“反思說”，司法實務界及少數學者認同“肯定說”。持“肯定說”的代表之一、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肖揚表示：“國家安全是一個國家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條件，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大事。”“多年來的經驗表明，依法從重從快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是遏製犯罪急劇上升的有效措施。”的確，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種運動式執法的“嚴打”行動，確實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不過，負麵作用也很大，留下很多後遺症。83年“嚴打”行動，冤枉了很多人，一些罪不至死的人死了，一些人被錯判了。當時刑法裏的流氓罪最高是可判死刑的，有的亂搞男女關係的人就是按流氓罪從重被判了死刑。還有的隻搶了一點點東西甚至隻是一頂軍帽就被槍斃了。不過大多數被槍斃的人在當時也算有法可依，隻不過是從嚴使用了法律規定的最高限。但由此引發了被錯判重判的人及其家屬的不滿甚至仇恨，一些因犯小錯進監獄的年輕人反而真的學成犯罪分子。當時在嚴打行動期間，公、檢、法三家是聯合辦案的，每抓到一個罪犯（現在叫犯罪嫌疑人）不是像現在這樣，先是公安審，然後檢察查，最後法院判，而是三家各派一到兩人，共同審問，一次定刑。審完以後，各單位出各單位的案卷，共同研究一個罪名，定出判多少年。所以當時的審判效率非常之高，可以說達到了中國法製曆史上的高效之巔。正是因為快審快判也就難免忙中出錯。這次“嚴打”也給公檢法係統留下了專政權威的烙印，許多地方迷戀運動式執法，熱衷搞公審公判，一些人由此輕視公民權利，甚至肆意踐踏、侵犯。直到今天，還有地方的公安機關喜歡搞公審大會，繼續犯下這種侵犯國民隱私權的錯誤。
1983年的嚴打鬥爭早已成為煙塵往事，留給我們的有經驗，有教訓，但我們相信，在法製越來越健全的今天，錯殺錯判的事情正在退出中國的曆史舞台，對人的基本權利的尊重和人道主義精神正在逐漸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死刑罪名數量先升後降
1988年初，緊跟“嚴打”勝利的號角，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月21日頒布《關於懲治走私罪的補充規定》，將走私罪由籠統的一種罪化解為多種罪，其中走私毒品罪、走私貴重金屬罪等七種罪行最高可判處死刑。1991年6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懲治盜竊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犯罪的補充規定》增設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最高可判處死刑。隨後又於1992年、1993年、1995年將賣淫嫖娼、劫持飛行器、生產和銷售假藥、偽造假幣等罪行的最高判罰定為死刑。自1979年製定《刑法》至1997年修訂《刑法》之前，死刑的罪種數呈上升趨勢，從1979年的27種，上升到1997年的71種。
1997年，刑法的頒布和實施進入第18個年頭，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刑法典中對一些罪名的描述已經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反革命罪”、“投機倒把罪”這些帶著深刻曆史印記的名詞，雖然還印在刑法典的條文中，卻已在人們的記憶中漸漸遠去，取而代之的是“危害國家安全罪”、“非法經營罪”。1997年10月1日，伴隨新中國48歲生日，修改完善的“97刑法典”頒布實施，透露出新鮮的時代感。其中罪名增加了近十倍，更加細化，並增設了“注射”這種死刑的執行方法。此時經過調整與合並後，死刑罪種數略有減少，保持在68種。
香港回歸，民眾驕傲，逐步開放的社會和日益發展的經濟，使國家向世界強國的行列邁進。亞洲金融危機前後國內的應對，更使國家看到依法治國的重要性。
轉眼間，十幾年過去了。今年8月28日剛剛閉幕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上，首次審議了《刑法修正案(八)草案》。這一修正案被視為1997年中國刑法修訂以來對刑法的“大修”，擬取消13個非暴力經濟犯罪的死刑。如果修正案最終得以通過，意味著中國的死刑罪名將從現行規定的68個驟減為55個。
縱觀刑法變革曆程，目光停留在1997年，這裏是死刑數量變化的分水嶺。在此之前，死刑罪種數呈上升趨勢，之後則呈逐步遞減趨勢，這種拋物線式的變化，既與國內形勢緊密結合，又緊跟國際立法趨勢的步伐。
我國已簽署聯合國1966年12月16日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家公約》，條約指出，“不得任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本公約的任何締約國不得援引本條的任何部分來推遲或阻止死刑的廢除”。全國人大常委會目前還未對此條約履行批準手續，目前逐步削減死刑的罪種數，正是向這一條約靠攏。
死刑數目的增與減，目前社會上爭論聲較多，反響強烈。持“重刑主義”思想的一部分人，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認為重刑特別是死刑，對犯罪者有一定威懾作用，有利於社會治安。持反對意見的一部分人則認為，每個人都具有擁有生命的權利，若不是犯了滔天罪行，一般不應動用死刑。國家的法律應該更加人性化，有利於社會順暢發展、百姓生活和諧。（參考資料：《高銘暄自選集》，高銘暄，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1983：黨中央決策“嚴打”始末》，何立波，《檢查風雲》2008年第17期；《嚴打的前世今生》，唐明燈，《時代周報》201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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