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千文人的向陽湖（中）
除了規模大、文人多，在全國眾多的“五七幹校”中，向陽湖“五七幹校”還有三個鮮明的特點。
特點之一：白手起家
為了快速完成建校任務，大多數“五七幹校”是將原來的國有農場、勞改農場改建而成，如位於寧夏北賀蘭縣的中宣部“五七”幹校、位於湖南省茶陵縣的外交部“五七”幹校，都是由原來的勞改農場改建的。改建的好處是充分利用原有的資源，如房屋、水源、田地等。
位於湖北省沙洋縣的勞改農場由於占地廣、基礎好，不僅改建了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三高”（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八大民主黨派、中央統戰部等中央單位的“五七幹校”，還建立了湖北省革委會、武漢大學等單位的“五七幹校”。筆者的一位師姐初中還沒有畢業，就隨父母去了沙洋“五七幹校”，在那裏軍訓、工作了十年，見證了那些幹校雲集的盛況。
也有少數“五七幹校”是在荒地上新建起來的，如設在江西進賢的中央辦公廳“五七幹校”、設在湖北鹹寧的文化部“五七幹校”。
今日地圖：“向陽湖”已經無湖
向陽湖原名“關陽湖”，占地48000畝，古代是雲夢澤的一部分，近代是斧頭湖（現名梓山湖，湖北省第四大湖）的一角。在建設“五七幹校”之前，“關陽湖”已經退化為一個泄洪區，平時是荒涼的沼澤濕地，沒有大片的水麵，汛期則可以蓄洪、分洪。在這樣一片荒地上建設“五七幹校”，必須從零開始，白手起家。
建校初期最大的兩大工程，一是修築一道長堤，把泄洪區圍起來，改造為稻田；二是修建成片的宿舍，原則上是以連為單位，建在環湖的一些小山上。此後，幹校主要的勞動任務就是種植早中晚三季稻，兼種小麥、油菜。
“向陽區”宿舍牆上醒目的宣傳畫
向陽湖地勢低窪，潮濕多雨，夏有酷暑，冬有嚴寒，給來自北方的學員們帶來了嚴峻考驗。加上軍宣隊提倡“大雨小幹，小雨大幹，不下雨拚命幹”，“五七戰士”的勞動強度，超過了當地農民。
在《我拯救了我的靈魂》一文中，作者郭小林引用了父親、著名詩人郭小川給親友的一些信件：
“經常泡在膝蓋深的沼澤水中，到晚上還不斷開會，所以一點時間也沒。”
春夏之季，“秧田裏的水都曬得發燙”，“而在雨裏又得穿棉衣”，每天“要走30裏路，快速地插一天秧，在水田裏泡一天，風裏來，雨裏去，水裏滾，泥裏爬。”
“腳上常被菱角碰傷，我的傷幾乎沒有斷過。”
在老作家陳白塵的《牛棚日記》中，也能讀到幹校初期的勞動片段：
“全日仍在大田挖渠。手足不靈，兩次落水，極為狼狽。”
“終於拖著了兩條各重十斤的泥腿掙紮回到連部。途中摔跤者甚多，天翼跌得遍身汙泥……”
幾千人的艱苦勞動很快結出了碩果。作家崔道怡（文革後任《人民文學》副主編）回憶：
6500米的圍湖長堤，兩個月裏便修築起來——數九寒天，我是光著脊梁，肩挑手扛攀上陡坡的。
1800畝的荒灘造田，趕在春耕前開墾了出來——沼澤地裏，我是赤著雙腳，踏碎冰淩拉犁奮進的。
不到半年，環湖的一座座山坡上，一幢幢紅磚房屹立於一叢叢翠綠的竹林中。幹校蓋房所用的細沙和土坯，大都是由中國作家協會所組成的“五七戰士”，在河灣，在曠場，一鍬鍬挖出來，一塊塊打出來，一籮籮篩選的，一片片晾幹的。
幹校標語：“備戰備荒為人民”
公平地說，冰心、馮雪峰、蕭乾、臧克家、張光年、張天翼、馮牧等“老弱病殘”得到了一些照顧，被安排看管菜地、值夜班之類輕鬆勞動。
但是，年輕一些或者戴“帽子”的學員就享受不到這些照顧。個別學員積勞成疾，終釀悲劇。
文學評論家侯金鏡1938年投奔延安，曾任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文藝報》副主編，因為私下裏罵過一句林彪“小醜”，被誣為“現行反革命”。他高度近視，且有高血壓，下放幹校後，先在湖裏放鴨子，後來在菜園挑糞。1971年8月7日，因為暑熱高溫、疲憊不堪，51歲的侯金鏡當夜10時突發腦溢血，第二天淩晨6點停止了呼吸。此時，距離林彪自我爆炸隻有一個月。
8月9日下午，張光年、馮牧去看望侯妻胡海珠（原作協機關黨總支副書記）。胡也是幹校學員，“因猝受刺激，癔症複發，現在好些，談起侯，不勝唏噓，說他前一陣放鴨時已有預感，說恐怕熬不過今年雲雲。”（見張光年《向陽日記》）
當然，勞動中也有歡愉時刻，當事人的記述讓人忍俊不禁。陳白塵在1971年9月4日日記中記載：
鴨群中有公鴨四隻，是終日搗亂的“花花公子”，除搶劫母鴨的獲物外，便是“追逐異性”，是“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大家都想除去此害。今日食堂同意收進，於是捉而殺之，但不足一餐，乃補捉一隻老母鴨充數。冤哉，老鴨婆！存欄數為239隻了。
特點之二：比較嚴格的軍管
1968年機構改革後，國家部分部委（如外交部、教育部、衛生部）保留編製，繼續在北京辦公，隻是抽調部分幹部去幹校勞動。這些部委的“五七幹校”仍由部委管理，學員可以逐步調回。
在文革風暴中，文化部領導班子幾乎全軍覆沒。1969年1月，工宣隊、軍宣隊正式進駐中國文聯等單位。1970年6月，文化部被正式撤消，國務院另行成立了一個“文化組”，人員很少，管事不多。直至1975年1月四屆人大，國務院才撤消“文化組”，重新設置文化部。
原文化部被撤編之後，不再辦公，在北京隻留下一個小小的留守處。所以，原文化部下屬的“五七幹校”由國務院委托給軍方，由北京軍區代管。
宣傳畫（網絡圖片）
估計是北京軍區管理南方的“五七幹校”也不方便，又將鹹寧“五七幹校”移交給武漢軍區代管。1970年夏秋之交，來自北京軍區駐張家口野戰部隊的軍宣隊忽然撤離向陽湖“五七幹校”，由來自湖北省軍區部隊的幹部戰士“接防”。
由於上述原因，向陽湖“五七幹校”實施了比較嚴格的軍管。建校之初，幹校下設5個大隊、26個連隊，其中中國作家協會為第5連，人民文學出版社為第14連，商務印書館為第15連，中華書局為第16連。
在幹校初期，軍宣隊的管理方式過於簡單，工作作風也不如過去的工宣隊。郭小川的兒子郭小林寫道：
軍宣隊要求別人百分之一百二十，自己卻不參加勞動，養尊處優，像監工一樣監督著“五七學員”從事超強度的體力勞動。插秧時節，大家在田裏深彎著腰, 上有烈日暴曬，下臨熱水蒸熏，而軍宣隊站在田埂上. 雪白的襯衫一個泥點不沾, 手叉著腰, 厲聲嗬斥:“不許直腰!”
學員之間也有等級之分。幹校初期，學員可分為兩類：
大部分是參加勞動鍛煉的“革命幹部”和群眾，其中少數人得到了重用。如1971年6月，李季任第5連指導員，嚴文井、郭慶雲任副指導員，副連長為孫琪璋（連長暫缺）；韋君宜被“解放”之後，也擔任了第14連的指導員。
少數學員則仍然戴著“帽子”。以中國作協為例，在1969年10月之前，大多數領導幹部與著名作家已經獲得“解放”，但至少有7人例外：邵荃麟、劉白羽仍在北京衛戍區監管，蕭三仍由公安部審查，張光年、陳白塵屬於中央專案組審理對象，侯金鏡、馮牧仍戴著“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張、陳、侯、馮等4人均先後下放向陽湖幹校。
走進向陽湖幹校，這些學員心情愉快。據崔道怡回憶：
我從旁觀察，“革命群眾”自然大多“鬥誌昂揚”，“牛鬼蛇神”卻也無不“喜形於色”。我心中暗想，在遠離旋渦能得到解脫這一點上，雙方其實是一樣的。
1976年，國家發行了《五七幹校》紀念郵票
不能否認，許多作家、學者是懷著虔誠的心態、痛改前非的願望來到幹校的。他們真誠地認為：“進城”之後，自己已經腐化，思想變質變“修”，需要通過下放農村了解國情民情，通過政治學習改造思想靈魂，通過勞動鍛煉贖減“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原罪。
來到幹校後，他們全力投入了勞動鍛煉，贏得了當地農民的好評：“文化部不文化，幹起活來挺潑辣。”
老作家馮雪峰，參加過二萬五千裏長征，也是魯迅先生為數不多的摯友之一。1969年下放向陽湖後，67歲的馮雪峰也佝僂著腰，同大家一起參加勞動。他被分在蔬菜組，每天翻地開溝、運肥潑糞，從不懈怠。連喜歡挑剔的幹校某負責人也在背後稱讚：“他比我那長期在農村勞動的祖父還精幹！”（見陳早春文章《放鴨子》）。
除了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外，學員最大的任務就是參加政治學習、接受思想改造，如工餘時間開展“大批判”、“憶苦思甜”、“訪貧問苦”、“學《毛選》講用”等活動。
那些年，政治運動此起彼伏。1968年，文革進入了“一打三反”階段。1969年年底，開始了狂風暴雨式的清查“五一六”運動。張光年在1970年2月25日的日記中記述：
張政委作深挖“五一六”第九次動員報告，宣布張xx坦白交代了參加“五一六”組織，讓他回到群眾中參加鬥爭，張xx在會上做了誠懇的交代和控訴。
但在清查“五一六”運動中，受到衝擊的不再是老幹部、老知識分子，而是在文革初期比較活躍的一批造反派、積極分子。此後，在批陳整風、批林批孔、評法批儒等運動中，老幹部、老知識分子越發超脫，他們在幹校的地位已非最低。
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給學員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張光年在懷念陳白塵時回憶：
“勞動懲罰”固然不大好受……然而，更難受的還是精神上的折磨，如果下幹校前的批判鬥爭是十天八天一次，專案組的提審訓斥三天五天一次，到幹校後，則是朝會批，夕會批，田頭批，隨時隨地批。審查對象略一開口，便被認為“階級鬥爭新動向”，隨即惡語相向，毒箭齊發，還責令寫出思想匯報。其實這些批判者攻擊者絕大多數不是壞人，而是在運動中被改造成這樣的。
在清查“五一六”運動中，辦案人員甚至采用了“逼供信”手段，動則打人或體罰。
宣傳畫（網絡圖片）
在幹校，有一些夫妻學員，如蕭乾和文潔若、沈從文和張兆和、李季和李小為，原來各住在集體宿舍裏。1970年宿舍建好後，如果夫妻同在一個連隊，可以分到一間房屋安家。但“戴帽”者除外，如侯金鏡是“現行反革命”，雖然其妻子、嶽母也下放幹校，侯也隻能住在集體宿舍裏。
有些學員的子女隨父母來到幹校，被稱作“五七”路上“向陽花”，一般就近入學。後來，幹校辦了一所子弟學校，設有小學、中學。著名電影演員陳寶國曾隨父親（電影局幹部）下放向陽湖，在鹹寧讀書三年，高一時才離開鹹寧。
由於原文化部不複存在，幹校學員想回北京看病、探親，很難得到批準。
按照軍宣隊要求，“五七戰士”應當在幹校紮根，所以有些學員是全家“一鍋端”來到幹校的。讓“五七戰士”們永遠感謝的是：當年扶老攜幼下放幹校時，據說周總理親自指示：幹部下放隻轉糧食關係，不轉戶口。這為後來幹部及家屬回到北京創造了重要條件。
在半軍事化管理下，“五七幹校”的生活比較清苦，但也不是沒有樂趣。如看露天電影是很受歡迎的集體娛樂，地頭休息有時也能引吭高歌；南國水鄉，油菜花黃，夏荷秋桂，讓一些學員流連；幹校後期，由於自己種菜養豬，夥食得到了改善；到了輪休日（幹校沒有固定的休息日），學員也可以請假去17公裏外的鹹寧市購物，或看望在市區讀書的子女，甚至偷偷去泡溫泉浴。
特點之三：記述眾多
中華民族向有堅韌、達觀、自強的精神，文人也不例外。
與其他群體不同的是：文人多的地方記述也多。即便是在艱苦的環境下，這些作家、學者還是忍不住拿起筆來。本文試舉幾例：
1972年9月14日，臧克家獲得“解放”，不久又獲準回家養病。老詩人十分激動，寫了十幾封信通知親友。在宣布“解放”他的大會上，他朗誦了一首即興詩篇《我站在革命的行列》：
一聲解放，
像春雷從頭頂上滾過，
震得我心花怒放，
震得我淚珠雙落……
在五七道路上向陽湖畔的三年生活，
我們把秧苗鋪滿了陽春三月，
我們也像一株株秧苗，
在毛澤東思想的陽光雨露裏生機勃勃……
《人民文學》1976年第2期發表了臧克家的《憶向陽——五·七幹校讚歌三首》，“向陽”即向陽湖。這些詩表達了詩人對“五七幹校”的讚美，其中一首寫對幹校的懷念之情:
分別三年久，相思逐日長。
山高水重重，猶如在身旁。
老詩人的讚美和懷念是真誠的。1978年，他又出版了詩集《憶向陽》，頗有田園詩的風格。如其中兩首：
《向陽湖》
荒湖萬頃歲時長，濁水汙泥兩混茫。
小試翻天覆地手，白茅換作稻滿湖。
泥腿而今塘水裏，此身自喜入新圖。
《老黃牛》
塊塊荒田水和泥，深耕細作走東西。
老牛亦解韶光貴，不待揚鞭自奮蹄。
後麵這兩句，富含哲理，已經成為常被引用的金句了。
在向陽湖，老八路出身的詩人郭小川真誠歌頌“五七”道路，創作了《楠竹歌》、《長江邊上五七路》等詩歌，依然風格豪邁，充滿激情。
郭小川的詩歌《長江邊上五七路》上了牆
但是，因為《長江邊上五七路》中有這麽一句：
我們劇烈跳動的心髒——這整個肌體的中心樞紐，
直通著偉大祖國的心髒——北京街頭。
此詩即被軍宣隊負責人斥為“懷舊”，當作“不安心於改造、幻想著回北京”的黑線回潮思想而遭受批判。
從1971年3月起，郭小川先後被武漢軍區、蘭州軍區和國家體委借調，引發江青不滿，1974年4月15日被迫回到向陽湖幹校。在幹校撤消的聚餐會上，不允許他與其他人同桌。此後，由專人押送天津團泊窪“五七幹校”繼續審查；在那裏，他寫下了傳誦一時的《秋歌》和《團泊窪的秋天》。
1969年底，中國曆史博物館研究員沈從文下放到向陽湖“五七幹校”。多數時候，沈從文在給他的表侄黃永玉的信中描寫幹校生活時，充滿了情趣。例如他寫看管菜園：
牛比較老實，一轟就走，豬不行，狡詐之極，外相極笨，走得飛快。貌似走了，卻又從身後包抄轉來。
他寫那裏的荷花、稻田，都寫得很美。以至於黃永玉認為，沈從文每一封來信“都充滿了歡樂情趣，簡直令人忌妒，為那些沒有下去的人深感惋惜”。
而在給老友蕭乾的信裏，沈從文是這樣描述他的居室的：
房子似乎適應“窄而黴齋”的稱呼，雖不太窄，濕得可稱全區第一位，平時雨中不過四五處漏，用盆接接，即可對付了。這月大雷陣雨加五級北風，三次災難襲擊，屋裏屋外已一樣不分，但屋外易幹，屋中永遠不幹，每次掃除下浸積水三四十盆，雨後過於泥濘，即用百十斷磚搭成跳板，有時半小時掃除積水二盆，才不至於浸入隔屋。
小說家沈從文還寫了一首詩：
《喜新晴》
勁風摧枯草，歲暮客心生。/老驥伏櫪久，千裏思絕塵。/ 本非驅馳具，難期裝備新。/真堪托生死，杜詩寄意深。/偶作騰驤夢，間爾一嘶鳴。/萬馬齊喑久，聞聲轉相驚。/ 楓槭悄悄語，時久恐亂群。/天時忽晴朗，藍空轉白雲。/佳節逾重陽，高空氣象清。/不懷遲暮歎，還喜長庚明。/親故遠分離，天涯共此星。/獨輪車雖小，不倒永向前。
最後兩句很有“正能量”，但全詩的思想情感似乎有些複雜。其實，沈從文最大的心願是回到北京，在有生之年完成《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的編撰。1971年8月，他和冰心等人被轉至條件較好的丹江口幹校（全稱為“文化部湖北五七幹校丹江老弱病殘留守處”）。1972年2月4日，年滿70的沈從文和夫人張兆和終於獲準回到北京。
沈從文和家人在丹江口合影
著名劇作家、《人民文學》原副主編陳白塵年過花甲（1908年出生），也在向陽湖勞動了3年半。後來，他在散文《憶鴨群》中寫道：
“三年半幹校生活中，是誰和我相處最久而又感情最深？是鴨子。”
“隻有鴨子從沒罵過我。”
1983年，陳白塵在香港出版了長篇散文《雲夢斷憶》。1995年，在他去世一年後，國內又出版了他記錄文革生活（含幹校生活）的《牛棚日記》，薄薄一冊書引起了廣泛關注。
1995年出版的《牛棚日記》
老作家張光年（筆名光未然）是《黃河大合唱》、《五月的鮮花》等抗戰歌曲的詞作者，文革前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他於1969年12月下放向陽湖， 1973年 8月16日離開。1996年，他以83歲高齡出版了《向陽日記——詩人幹校蒙難記實》，為向陽湖“五七幹校”的曆史留下了珍貴的記錄。
2004年出版的《向陽日記》
女作家韋君宜文革前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文革後任該社社長。在向陽湖，她曾擔任第14連的指導員。文革後，她創作了以“五七幹校”生活為題材的中篇小說《洗禮》，獲得了1980-1982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
在向陽湖幹校期間，青年畫家張廣常與水牛為伴，通過細致觀察和勤奮練習，積累了100多張水牛素描。後來，張廣以畫牛聞名畫壇，出版過《張廣畫牛》、《百牛圖》等個人畫冊。
張廣畫的水牛別具一格
2018年10月13日 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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