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千文人的向陽湖（上）
尋蹤向陽湖
在中國曆史上，曾經有一個地方，在6年時間裏，先後聚集了近6000名作家、藝術家、學者、文化官員，在那裏參加體力勞動，接受思想教育。
您有興趣隨我去看看嗎？
初夏時節，我來到慕名已久的湖北省鹹寧市向陽湖。
進入向陽湖鎮時，已是夕陽西下。
夕陽下的路標
很順利，離鎮上兩公裏，找到了向陽湖“五七幹校”總部的舊址。
大門與內景
“向陽湖文化名人舊址展覽廳”
讓人驚喜的是，“向陽湖文化名人舊址”已於2013年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村民們很熱心，帶我去看“五七幹校”的老建築。
這家門牌上寫著：”呂濟民舊居“
度娘告訴我：呂濟民，1928年出生，留蘇研究生，文革前就擔任文化部群文局局長，文革後曆任國家文物局局長、故宮博物院院長等職。
據說，這種標牌原有很多，但大多已被村民們摘掉了。
向陽湖”五七幹校“舊建築
看得出，這裏的村民還不富裕。
他們租住在破矮的房屋中，但這些原屬幹校的舊建築已不許拆除、改建。
暮色蒼茫，隻能明天再來。
向陽湖鎮居然沒有一家旅社，隻能住到10餘公裏外的一個路邊賓館裏。
陽光下的“向陽區”
第二天早上，起了一個大早，想趁早拍攝向陽湖的日出。
可惜，沒找到規模較大的水麵，隻看見成片的荷塘。
在村民的指點下，又找到了“五七幹校”留下的一些舊建築。
朝陽下的幹校舊建築
”五七幹校“留下的紅旗橋
向陽橋，也已列入保護範圍
”向陽湖文化名人博物館“即將落成
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找到了向陽湖“五七幹校”最重要的一處舊址——“向陽區”。
作為中文係畢業生，我在這裏看到了許多如雷貫耳、景仰已久的姓名。
蕭乾先生是著名的記者、翻譯家
詩人牛漢，是最後離開向陽湖的“五七戰士”
劇作家陳白塵，在這裏記下了《牛棚日記》
綠原、韋君宜、馮雪峰比鄰而居
楊匡滿、楊伯峻、嚴文井也曾為鄰居
周汝昌、李季、許覺民、孟超舊居（拚圖）
張天翼、周明、侯金鏡、馮牧舊居（拚圖）
這些舊居大多數不是一人一間的單身宿舍，而是沒有隔牆的集體宿舍。
宿舍內景
小賣部和醫務室（拚圖）
“向陽區”已經整修一新，風景如畫，幽深寧靜，詮釋著歲月靜好。
幽深寧靜的“向陽區”
“五七幹校”的興衰
“五七幹校”的誕生，得從“五七指示”說起。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看了解放軍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林彪寫了一封信，要求全國各行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幹產品和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封信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澤東為了縮小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要求機關幹部和知識分子下放勞動的思想。很快，中共中央轉發了這封信。同年8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39周年》，對“五七指示”作了進一步闡述。
1968年5月，為了紀念“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黑龍江省將新成立的柳河幹校命名為“五七幹校”。
柳河“五七幹校”舊址（網絡圖片）
10月5日，《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了《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文章說：幹校“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幹部的世界觀，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作為頭等任務來完成。”“實踐證明：‘五七’幹校是改造和培養幹部的好地方，是實現機關革命化、搞好鬥批改的一種好辦法。”《人民日報》編者按還說：“毛主席最近指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
此後，各地的“五七幹校”如雨後春筍一般湧現。如黑龍江省僅用半個月，就辦了110所“五七”幹校，學員2萬多人，正在籌辦的還有40多所。
據統計：中央國家機關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個省區創辦了106所“五七幹校”，先後遣送、安置了10多萬名下放幹部、3萬家屬和5千名知識青年。各省、地、縣興辦的“五七幹校”更是數以千計。
“五七幹校”大規模湧現還有幾個深層次原因：
第一，1968年，各地成立“革命委員會”後，進行了大規模的機構裁並和人員精簡，且是“邊精簡，邊撤並，邊下放”。如1969年7月，中央和國家機關的一個精簡方案提出：國務院所屬62個部門合並為21個單位，全部下放的行政人員共計21萬人。
第二，經過文革的洗禮，許多幹部和知識分子戴上了“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帽子，失去了進入新生政權的資格，隻能下放勞動接受改造。
第三，由於大學停辦、中學停課等原因，城市人口需要疏散。1968年12月22日，經毛澤東批準，《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的報道，推廣甘肅省會寧縣城鎮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的經驗。在這篇報道的《編者按》中，《人民日報》公布了毛澤東的一個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國隨即出現了大規模的知識青年和城鎮居民下放農村的運動。
第四，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之後，中蘇形勢日趨緊張，備戰任務壓倒一切，大中城市急需大規模疏散人員。
由於上述因素的疊加，1968-1969年，中國出現了一個空前的城市人口向農村流動的高潮。在這場聲勢浩大的交響樂中，幹部下放“五七幹校”隻是其中的一個聲部。
當時，高級幹部下放“五七幹校”並不罕見，如肖克上將下放江西省雲山農墾部“五七幹校”，胡耀邦下放河南省潢川縣團中央“五七幹校”。
“五七幹校”也走出了一些風雲人物，如設在河南省西華縣的國家計委“五七幹校”，後來出了兩位副總理：朱鎔基、李嵐清。
向陽湖幹校“向陽區”門口的標語
“五七幹校”一般選址在偏遠、貧窮的農村，去幹校的人無論資曆深淺、職級大小，都叫“五七戰士”。他們中間有機關幹部、科技人員、大專院校教師、文藝工作者……有的還拖家帶口，在五七幹校生活的子女被稱為“向陽花”。
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單位，“除老弱病殘者外”的政策並未得到落實，年齡最大的年逾七十（如俞平伯），體弱、多病、喪失勞動能力者更多。據譚解文《一頁沉重的曆史記錄》一文介紹，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軍代表宣布了三條原則：
（一）老弱病殘都要走，走不動的用擔架抬，一個不留，這叫“連根拔”。
（二）革命群眾下去是勞動鍛煉，那些頭上有“帽子”的，下去是勞動改造。
（三）那些有問題的人，我們勸告你們，別再癡心妄想回北京城，北京不再需要你們。
到幹校後，這些“五七戰士”不分年齡、性別，均按照軍隊編製，編入劃定的連、排、班，由軍宣隊或工宣隊管理。他們過著軍事化生活，出工收工需整隊喊口號、唱語錄歌，甚至參加野營拉練。除了參加政治運動、接受思想教育外，他們還必須參加體力勞動，如種田、種菜、挑糞、養豬、做飯、挑水、打井、蓋房……
木刻版畫《“五七幹校”的夜讀》，由著名畫家朱宣威根據自身經曆創作（網絡圖片）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後，中央開始調整幹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報》刊發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要求正確執行黨的幹部政策。此後，逐步“解放”了大批幹部和知識分子，剩下的“五七戰士”的環境也明顯寬鬆起來。
各地“五七幹校”漸趨冷清、衰落，但誰也不敢貿然撤銷，仍有一批幹部及其家屬滯留幹校，大多數地方則把“五七幹校”當作讓幹部輪流去勞動、學習一段時間的場所。
當全國掀起“批林批孔”、“評法批儒”、“評《水滸》批宋江”等政治運動時，有些“五七幹校”就成了辦應景學習班的場所，平時隻有看守房舍和農具的留守人員。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後，仍然堅持原有辦學規模的，隻有中央辦公廳“五七幹校”（位於江西省進賢縣）等少數幹校了。
1979年2月17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至此，“五七幹校”退出了曆史舞台。
六千文人的聚集
據著名作家張光年在《向陽日記》一書中介紹：向陽湖“五七幹校”的規模位居全國第二，僅次於設在江西省進賢縣的中央辦公廳“五七幹校”。
當時，接收文化係統人員的還有天津團泊窪“五七幹校”（主要接收中國文聯下轄的影協、劇協、美協、曲協人員，如吳祖光、鍾惦棐、華君武）、河南息縣“五七幹校”（主要接收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人員，如俞平伯、何其芳、錢鍾書），但規模都不如向陽湖幹校。因此，向陽湖幹校也是文化名人最集中、文化資源最豐富的“五七幹校”。
1969年至1974年間，原文化部機關幹部和作家、藝術家、學者、出版家、電影工作者6000餘人（含少數家屬），分三批下放鹹寧向陽湖“五七幹校”。
下放向陽湖的單位，包括文化部、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文聯、國家博物館（含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曆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美術出版社、榮寶齋、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中國電影公司、新華書店總店等26個單位。
下放向陽湖的文化名人，有冰 心、馮雪峰、沈從文、張光年、臧克家、蕭 乾、陳白塵、馮 牧、郭小川、王世襄、周巍峙、羅哲文、周汝昌、張天翼、嚴文井、李 季、司徒慧敏、金衝及、陳翰伯、王子野、牛 漢、韋君宜、範 曾等人。其中，年齡最大的是1900年出生的冰心老人。
”向陽湖文化名人博物館“前麵的雕塑
在向陽湖幹校，他們燒磚蓋房，圍湖造田，種菜種稻，短則1年，長則5年，為當地留下了上萬畝湖田，上千棟紅磚房。更值得銘記的是，侯金鏡等10餘位文化人長眠在向陽湖畔。
2018年9月24日 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