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槍
在1839年的衝突暴發之前，中英之間的短期或長期的對立，是再明顯不過的了：英商希望他們能不受限製地在中國沿海銷售他們的商品，特別是走私的毒品；清政府則想限製貿易在廣州一地並禁售鴉片；英國人希望有治外法權，清政府則想維持其在中國土地上的對外國人的司法地位。簡而言之，英國人想要一切如他們所願，清政府不答應任何一條。
這種對立，尤其英商不願按另一國的規章行事的行為，被英國商會中的好戰分子塑造成正義行為，對華戰爭也就被渲染成一場正義戰爭。這個觀點長期以來在《廣州紀事報》（Chinese Repository），一家以廣州為基地，西方人為讀者的雜誌上占有大量篇幅。1834年之後，在律勞卑死亡之後，該雜誌轉向英國國內尋求支持。詹姆士-梅瑟森在1836年撰文控訴中國人“一直自以為是的認為地球上其他族類。。。有如野蠻人。”當中英關係極度緊張時，1839年，加丁遵照梅瑟森的建議，隨身攜帶了20000英鎊（折合約100萬今日英鎊）用於交往新聞界。1840年，當林則徐封商館的消息傳到英國，大量篇幅描述了中國商人是如何幫助英商，是如何將麵包、燒雞等食品偷運入商館。這一係列的報道，將清政府描述成一個以不公正、壓迫性的方式對待外國商人，欺壓無辜的英國人，剝奪他們食物和淡水，威脅他們的生命；叫嚷著要讓清政府為其暴行和淩辱英國付出代價。
這些敵意，逐漸蓋過了英國本土的雞毛蒜皮小事及鴉片貿易的合法性的爭吵，成為人們談論的主題。對清帝國的種種缺陷的係統性診斷，掩蓋了其與歐洲人之間的矛盾隻是清政府想以它自己的方式控製進出口這一簡單的事實。歐洲國家是些小國，活力充足，變化快；而中國則是一個大國，保守，幾乎不變的聯合體。歐洲，尤其是英格蘭，文藝複興所帶來的自由風氣，使人們享受自由和獨立。對比下，滿清統治下停滯的中國有如渾身乏力的病人：拒絕改進，拒絕向他人學習，拒絕讓民眾享有一定的權力。在他們的眼裏，中國必將走向垮台。
當世界由18世紀跨向19世紀時，中國被描畫成一個搗蛋的國家：龐然大物、軍事化、異類、敵視他國，拒絕按歐洲才形成的國際準則行事。“人們熱切的期望一個有智慧的政府, 會采取一些強力而有效的措施，來教訓這個傲慢自大蠻不講理的民族。”一本小冊子如是說。中英間的爭吵已不再是英方經濟上的貪婪或毒品走私，而是中方對他國的國家尊嚴的挑戰，對應這個挑戰英國將以軍事行動來捍衛。
一旦決定使用戰爭手段，英國公眾對中國的印象已打上了烙印：不可理喻的中國迫使英國使用暴力的觀點成為主導，遮蓋了所有與此觀點相左的證據。英方在戰爭中大勝進一步的使人們相信這一觀點：如清政府不是所說的那樣，它又如何會被代表自由貿易和進步的力量打的如此慘敗呢？
為何19世紀英國的戰爭販子，對林則徐1839年的封鎖可以如此迅速地回擊，而不擔心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帝國的力量呢？為何這些商人、傳教士和政客有如此信心地認為中國不堪一擊呢？答案部分在於中國在對待與其衝突的歐洲人的方式上，在2000餘年的中國曆史裏，中國自認為其為世界中心，皇帝為上天之子，其它國家則應向其進貢，由此來確定其附屬國的地位。但事實上，中國從漢至清，中國的部分地區，甚至全部被其北方的部落所征服。因此這個進貢可同樣用作保存麵子的貿易幌子，或者是一種虛張聲勢地外交保護，以帝國的經濟損失方式來運作的。中國皇室“賜給”這些好戰的部落豐厚的物品，換取沒有任何意義的“貢品”，和他們不對中國進行侵略的保證。中華帝國的千餘年的對外交流，就是這種進貢方式，與金錢賜與及外交手段的混合。而對遙遠的附屬國，甚至使用放任自流的鬆散統治方法：如他們進貢，則笑納；如不進貢，也不去征討。
這個進貢方式自明朝至清以來，逐漸形成一種規範：當外國使節進入中國，他們將被護送至京城。在京城，他們被以盛大的筵席招待，然後向皇帝磕頭，而後再是筵席，娛以音樂，給予禮物，最後是皇帝對使節所提要求回答的詔書。到了18世紀，歐洲各國的使節們對這個規則的報怨聲越來越大：諸多限製的官僚方式；對磕頭要求的堅持；無法與之直接麵對麵的談判，更不用說自由貿易、領事權和外交平等。
1792年喬治-馬卡尼（George Macartney）出使北京，攜帶有代表歐洲最新技術的望遠鏡、時鍾、氣槍等物品，以期能讓乾隆批準與英建立平等的貿易關係。然而這個行程花費了馬卡尼約兩年時間，其中數月用在去乾隆的承德避暑山莊，和他所帶的物品究竟應算作是貢品還是禮物，他是否要向乾隆磕頭的爭論上。最後，乾隆拒絕了喬治三世的自由貿易和在北京建立大使館的要求，聲稱中國不需要英國的產品，乾隆的回信，簡潔地表明了滿清仍生活在對他國自高無上的夢境裏。馬卡尼在回英後，在所發表的遊記和日記裏，認為滿清是一個“一流的腐朽而瘋狂”的國家，應被海浪“衝擊成碎片”。這個結論為英國人廣泛接受，認為中國應該被幾艘護衛艦用大炮將其轟炸到現代、文明和自由貿易的世界來。
然而，清政府也許並不知道它從東南亞、台灣、朝鮮和日本通過貿易引進了大量的稻米、木材、糖等產品，用於彌補其產出的不足。中國商人並非被動地等待他國的商人上門來做生意，相反，中國商人的足跡遍布東南亞，遠至南亞甚至非洲。中國海岸僅短期關閉過：一是明朝倭寇入侵；二是收複台灣。清政府對歐洲人的貿易限製遠多於對亞洲人，原因是對歐洲人的恐懼。最早來到中國海岸的葡萄牙人隨意、甚至用武力進入中國境內，做生意不服約束。而乾隆聽說英國人是靠搶奪他國商船致富，英人的野蠻讓其他國家恐懼。
對於滿清的統治者而言，是一個征服了主體民族的少數族群，一直擔心其統治的安危。乾隆對馬卡尼公爵所帶的禮物的拒絕，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對西方而言，在1793年，他們一開始就被滿清豪華的“進貢”儀典弄得七葷八素，完全弄不清滿清的外交。在理想的進貢體製下，滿清皇帝一方麵以儒家哲學學說統治天下，四方各國自動臣服於天子；另一方麵，它可以動員所有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來捍衛這個帝國，這一切在西方人眼中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帝國，但這一切隨著清帝國的經濟和軍事兩塊基石的衰敗，在18世紀開始瓦解。僅管歐洲學者們對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中國的問題有不同的解讀，但均落入責怪經濟、環境或帝國主義擴張。實際上，中國這個帝國（今天仍是）也許應最好解讀成一個令人印象深刻但糟糕的走鋼絲表演者，集結了激情、虛張聲勢、豪華鋪墊和務實；滿清作為一個少數族群，利用花言巧語和色曆內荏來要求那些隨時可能獨立的地區加強愛國忠誠，邏輯上這個帝國早應四分五裂而不是大一統，這就是在1839年準備與巴麥尊的炮艦進行較量的中國。
1839年9月4日早9時，義律帶著3艘小型武裝商船由香港北出發，前往九龍，與封鎖英商取糧取水的滿清水師對峙。傳教士卡爾-古治拉夫（Karl Gutzlaff，中文名叫郭士立）將義律的數封致當局的書信轉交給中方，義律在信中警告中方如不解除封鎖，他就要訴諸武力；但中方代表表示他未經授權，拒絕接受信件。下午2時，義律再次警告中方30分鍾後他將動武, 到了2時30分，英艦開火，滿清水師並未逃跑，相反，他們開始還擊。但到了4時45分，兩方船隻接近對射，英方的強大火力將中方艦船打得粉碎，中方在損失兩艘艦船後撤離，這次海戰中方史稱九龍海戰。
僅管雙方有交火，但全麵開戰還是可以避免的。衝突後，當地居民重新被允許向英商供應食品，水井也沒有“有毒”的警告標誌了。9月15日，義律和一部分英商也被允許重返澳門，義律和林則徐之間也開始了約一個月之久的、相對平和的意見交換。義律提出一個折中方案：中方可以搜查船隻，如有鴉片，可以沒收貨物；同時義律懸賞2000銀洋找出殺害林維喜的凶手。但林則徐不為所動，揚言要掃平英國人，但雙方並未再交火。與此同時，美商趁機與中方簽定了美式的保證書（據說根本不提死刑），據中大作生意。他們將英商的貨物買下來，運入廣州銷售，而後將在廣州買入的茶、絲等，再賣給英商。
不久，義律的黴運又來了。10月4日，英商船托瑪斯-庫茨號（Thomas Coutts）由新加坡至粵，船上僅載著印度出產的棉花、藤編和胡椒，並未在香港停留，而是直赴虎門。在虎門，船長簽了保證書，開赴廣州。林則徐趁機再次下書義律，以此船為例，說明簽保好過搜船。同時，林則徐在穿鼻海麵集結了水師的艦船，而在此處，聚集了大批等待裝卸貨物的英國商船。第二天，11月2日，義律乘坐單桅炮艦風信子號（Hyacinth），帶著剛從印度趕來的無畏號（Volage）護衛艦，趕到了穿鼻，隨之發生了穿鼻海戰。義律和無畏號艦長史密斯的說辭是中方又開始令人火冒三丈的外交手法：將領關天培拒收外交信函並重提交出林維喜案凶手，對此義律的回答仍是不知誰是凶手。中午時分，史密斯認為天黑後中方水師會對英商船不利，而退卻會“有辱英國的榮譽”，在征求義律的同意後，開始向中方開炮 。
林則徐上奏對此戰的記錄是在第二艘英國商船，皇家薩克森簽保後，準備進入珠江，兩艘英艦強迫其返回，正當水師提督關天培準備向前詢問時，風信子號向其開炮。關天培隨即還擊，並令水師向前，仗劍倚桅大呼“退後者斬”，雖為彈矢所傷，眉頭都不皺一下。他將一艘英艦艦首擊毀，造成許多英國水手落入海中，由於英艦迅速逃跑，所以水師決定不再追擊。
義律的對此戰的描述則是：“（我們）沿著中方艦隊隊形，發射著毀滅性的炮火。。。；可怕的效果很快就清晰可見，一艘水師船在十餘米處爆炸。。。另外擊沉3艘。另有數艘明顯進水。。。水師提督的表現與其職務相稱，勇敢但徒勞無用。戰鬥持續不到45分鍾，而後，提督和他的水師悲哀地退回到他的泊地。史密斯艦長無權繼續擴大戰爭。。。他停止射擊後返回澳門。”此戰造成一名英國水手輕傷。
林則徐應從穿鼻之戰得到了一個明確的警示：滿清的水師從船到火力均與英國相差太遠，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為此，應當避免與英國公開宣戰。但是，就算他得到這個結論，也已太遲了，因為英國內閣很快就會將戰爭的決定權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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