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上海消費圖鑒：中產以上的百貨公司 中產以下的裏弄市場zt

連玲玲在《打造消費天堂》裏指出，上海百貨公司並不拒絕中產以下的顧客，百貨商場的廣告宣稱“為所有的人提供所有的物品”。不僅如此，百貨公司本身也已經融入了城市景觀。以櫥窗來說，早在30年代，百貨商場就已經出現了情境式的布置：永安公司在中秋節時的櫥窗裏安置著一輪巨大的明月，身邊有一名古裝的宮女，借用的是嫦娥奔月的故事；聖誕節前夕的永安會在櫥窗擺放一個白發白須的聖誕老人，旁邊陳列兒童玩具；在冬季，百貨公司還會把櫥窗布置成雪景，用機器源源不斷地由棉絮拋灑出雪花，同時擺放冬季用品。過路的人們不需進店，就可以知道商店內所推銷的商品，甚至在商店結束營業之後，自帶電燈照明的櫥窗仍然向路人源源不斷地販賣著誘惑。

《打造消費天堂：百貨公司與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連玲玲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年6月

百貨公司不僅設置了富有趣味的櫥窗，還推出了許多奇觀式的展銷活動，吸引消費者前來觀看。例如中國國貨公司在兒童節布置的兒童遊樂市，將兩位小女孩任命為市長、副市長，還在“市內”命名了中山大道、國貨大道，以及圖書館、動物園和市長辦公室，基本展現了一個現代都市的微縮全景。再有，永安公司的香皂製造表演，讓兩位年輕女職員操作機器，將碎皂片和香精攪拌均勻……在人們麵前再現香皂製作的過程。在這樣的新鮮的刺激之下，逛街這一行為本身成了本地人一項頗具娛樂性的消閑活動。而對於外地遊客來說，百貨公司也成為了遊覽上海的必遊景點。

永安公司的香皂雛形製作表演

連玲玲認為，百貨公司通過櫥窗和營銷活動催生了一種“欲望的民主化”，這意味著百貨公司雖然主要向中產階級以上銷售產品，但也會邀請更多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以下的人群加入，將消費欲望向下滲透——但在貧富差距愈演愈烈的上世紀上半葉，“欲望的民主化”能否實現問題重重。上世紀20年代《申報》上的一篇評論將這種差距歸結為城鄉的差異，設想假如把這樣的百貨商場搬到內地城鎮，鄉民一定是不敢進去的，“……來往顧客多係高等人民，唯其如此，故其陳設不為過分，反覺為不可少者。設移該店於內地小城或鄉鎮上，鄉民見之，隻有立於門外瞻觀，何敢入內購物。”再者，百貨公司的櫥窗邀請路人參與觀看，也招致了遮掩社會貧富差距的批評。

大降價和遊戲場：住持和尚都想一探究竟

在明顯的貧富差距背景之下，百貨公司如何放下高不可攀的身段，真正邀請更多顧客進入消費？它們找到了降價促銷的方法。最早，惠羅公司推出了一元部門，隨後永安、新新也設置了廉價場來吸引顧客。這些公司在減價期間設立低價商品，減價期結束就撤掉。

菊池敏夫在《近代上海的百貨公司與都市文化》裏描述了南京路百貨公司大減價的情景，“一到大減價的時候，南京路的上空便飄揚著無數百貨公司‘原價打折、在庫一掃大減價’、‘買國貨’等標語旗幟……這邊的百貨公司如果喊‘大減價’的話，那邊的百貨公司就說‘大廉價’。”一年裏，雖然名目各不相同，但總會有4-5次大降價活動。後來，大新公司將廉價部門作為常設部門，置於地下一樓，進門的顧客必須每人購買一張4毛錢的門票，還可以購買地下商店的廣式點心、茶和咖啡，還有便宜的意大利香腸。先施公司也在法租界專門開辟了一元商店，全場隻銷售五角和一元商品。

值得一提的是，此處菊池敏夫與連玲玲的看法並不相同。菊池敏夫認為，大降價和常設廉價部門隻是為了鞏固和擴大中產消費者，由於當時的經濟波動，他們並不能保持穩定的購買力，所以降價行為是百貨公司與這一階層人群之間互相扶持的表現，換言之，與收入更低者關係不大。

《近代上海的百貨公司與都市文化》

菊池敏夫著陳祖恩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4月

廉價部門顯然受到了消費者的歡迎，據當時《婦女雜誌》記載，連三昧寺的住持和尚看到國貨公司的低價商品，也都想要入內一探究竟。林徽音也曾寫道，上海附近江浙地區的人也會願意趁百貨公司降價的時候，乘火車前來采購大批商品。隻是，連玲玲指出，這種廉價部門雖然歡迎更多人來，但它們所處的位置還是揭示了百貨公司的消費分層：大新公司的廉價部門設置於地下一層，與光鮮亮麗的上層商場不同，地下一層難免潮濕、悶熱，顧客購物區須與收貨、包裹、開箱、散倉、機房等設施共處；並且，這裏連自動扶梯都沒有，顧客必須步行抵達。這裏與上麵的樓層明顯是兩個世界。

除了開設在“地下”的廉價部門，百貨公司還在各自的屋頂開設了門票低廉的遊戲場，遊戲場裏有花園、涼亭和高塔，即使是工人也可以乘坐電梯上去遊玩。1922年，永安公司屋頂的天韻樓裏不僅有地方戲曲演出，也會投映活動影戲，即後來的電影，此外還有各種魔術、口技、武術表演。天韻樓門票相對低廉，分為盤梯和電梯兩種，價格分別為1角和2角，直到30年代票價漲成3角。對比當時知識青年每月生活預算50元，以及工人階級平均年收入416元來看，這一價位的遊戲場門票消費者還算負擔得起。所以，在30年代，來往天韻樓的顧客平日裏有六千人之多，周末甚至會達到九千人。

先施公司的屋頂遊戲場

與廉價部門相似，頂樓遊戲場與百貨公司在接待不同階層的顧客方麵也是有所區隔的。永安專門為前往天韻樓的顧客設立了入口，使他們不需要經過百貨公司就可以乘梯直達。進入30年代，天韻樓徹底從文人雅集場所變成了大眾遊樂場，這引起了一些文人的不滿。

永安公司的天韻樓

裏弄居民：業餘裁縫成千上萬，購物中心就在拐角

百貨公司通過櫥窗、廉價部門還有遊戲場邀請收入不高的工人、小職員進入，而在這些場所也不可避免地將他們與中上層消費隔離了開來，因為他們的加入會“影響”中上層的體驗——有人認為，更多市民加入遊戲場會使其“格調”變低。那麽在霓虹燈外，這些被“隔離”的上海人有自己的生活園地嗎？衣食住行又是如何解決的？

盧漢超在《霓虹燈外》裏是這麽寫的，以公司職員和工人為主的大多數上海人，住在狹窄的弄堂裏二或三層磚石建成的成排的房子中，他們的生活與其說是都市的，不如說是鄉村式的，“新的一天伴隨著兩輪糞車沿著弄堂滾動的隆隆聲開始了……緊接著就是每天令人討厭的生煤爐的活兒……”他還寫道，“裏弄生活的混雜，不僅表現在居民身份的形形色色，還表現在人們將居住和各種商業活動融為一體。”所以，弄堂裏不僅有工廠、學堂，也有自己的商店，人們的生活與裏弄交融一體。

《霓虹燈外： 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盧漢超著段煉等譯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12月

在穿衣方麵，盧漢超發現，上海大多數生活在裏弄的居民，是與商場消費無緣的。他們平時不會去商場購置衣物，也不會去高級時裝店比如培羅蒙、鴻翔等等定製西服，原因很簡單，因為價錢太高、消費不起。他們會去家門口裏弄拐角的裁縫店定製，或者直接買布回家自己縫製。而具體到實際生活中，家庭裁縫的職責就落到了婦女的頭上，所以婦女的裁縫本領就成了婚配中的一項重要指標——盧漢超寫道，一般來說她們會裁剪衣服，還會編織絨線，就算最手拙的，也至少會縫製內衣。。

更有意思的是，家庭婦女自己製作衣服也講究時尚。從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上海旗袍流行的款式每年都有變化，在這種風尚不斷更新的衝擊之下，業餘裁縫為了緊跟風潮，也會去布店比較布匹的顏色、質地和價格，還會查閱時尚雜誌，或者通過好萊塢影片來想象西方的服裝樣式。因此，盧漢超說，上海這座時尚之都的服裝革新，不能僅僅歸功於城市裏一些著名時裝店的專業設計師，還應當歸功於坐落在偏僻小弄堂裏的眾多小店中的裁縫，以及上海普通家庭裏成千上萬的業餘裁縫。

衣服自己做，小菜也要自己燒。裏弄居民去不起擁有外國侍者的百貨公司高級餐廳，但是他們有自己的小菜市場。上海既有設計出來的寧興菜市場，也有從人口稠密的地方自然生長出來的小菜場，這個菜場通常會占據馬路的一部分，菜販在竹片搭建棚屋裏擺攤。盧漢超描寫道，每天清晨，人們每天都能去離家不遠的菜場買菜，還會彼此問候，“小菜買好了嗎？”小菜場也讓餐桌上的上海家常菜變得種類豐富，他們的菜單裏不僅有上海的本幫八寶辣醬、肉絲豆腐羹，還有模仿西餐的菜式，比如用番茄、白菜、土豆、胡蘿卜加牛肉熬製成的羅宋湯。

盧漢超在書中提到，裏弄居民更不會去南京路買東西，因為他們的購物中心就位於他們生活街道的拐角。以位於南京路和霞飛路之間的寶裕裏為例，這裏有煙紙店、大餅店、火腿店、煤球店、裁縫店、飯館和布店，還有診所、學校和襪廠——在這裏，“隻有5%的居民在南京路和霞飛路購買大部分的物品。”如果想要獲得更多選擇，人們會去地區性的購物中心，這樣的地方距離每個居民區的步行距離是10-15分鍾，比如靜安寺、曹家渡、徐家匯等等。“盡管上海人把南京路看作市中心，但很少有人覺得有常去那裏的必要，”盧漢超說。而問題在於，如果平民隻是偶爾去南京路，主要購物消費都不在百貨公司，那麽百貨公司的“欲望民主化”和現代性想象，可能真的與他們相距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