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春節後，黑城子公社發生了一件大事，可以說是驚天動地的大事。
二月中旬，全國的教育工作會議在“朝農”召開，當時任國家教育部部長遲群、遼寧省委副書記的中央委員毛遠新、遼寧省副省長中央委員劉勝田等人都趕到了“朝陽農學院”即“朝陽農大”。在會前的“準備會上”，“朝農”校長徐明首先匯報了關於此次會議的籌備情況，在匯報中就提了一個問題說：“北票縣黑城子公社有個學員叫王文有，要在大會上發言，但是他們公社不同意他的發言，希望領導能提前做好工作，力爭讓王文有上台發言。”毛遠新馬上表態“要講，“勝田”去一趟黑城子，看看是什麽問題。”長話短說，會後，劉勝田帶上幾個人，連夜驅車直奔北票。劉勝田何許人也，劉在文革前曾是營口市的農業勞動模範，文革造反起家後，當上了遼寧省副省長，主營遼寧省農業，此次到會是因為身為中央委員，中央的會議就必然要參加了。晚上六點鍾，劉勝田一行人馬來到了北票縣縣委。時任北票縣委書記的王寬明，已經在縣委辦公室等候，劉勝田天生長了一個大嗓門，老遠就聽到了劉勝田指著王寬明：“你他媽的還打翻身仗呢！看你那個水當尿褲的色樣，走！咱一塊去黑城子，看看誰在那破壞中央會議！”王寬明原是北票縣武裝部長，支左有“功”，進了革委會班子，當了縣委書記，此人也是非常凶的，有一次在審核“寶國老鐵路”占地方案中，突然揪起了設計人員的脖領子，罵人家“我X你媽！我X你媽！”可是此時他的威風全掃地了，根本沒有還手之力。
晚上七點多鍾，一行人馬開進了黑城子公社，因為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因此地區保衛部門要求要設三道崗哨進行保護：第一道防線設在公社大院的外圍，是由民兵看守；第二道防線是公社院內，是由公社幹部和保衛科守衛；第三道防線，是公社“會議室”圍邊，由公社的領導們把守。等劉勝田等人一到“會議室”，氣氛非常緊張，大嗓門劉勝田首先審視了在場的公社領導，然後大聲問道：“誰是公社書記？”張明義答到：“我是！”，然後劉勝田又喊：“誰是賈洪全？”公社副書記賈洪全答到：“我是賈紅全！”劉勝田單刀直逼：“王文有要在全國的教育工作會議上講話，你們有什麽意見？”一陣肅靜，劉勝田又說：“說吧！有什麽意見？如果沒有意見明天大會上就發言啦！”後來還是公社書記張明義代表公社黨委表了態“大會發言我們沒有意見。”劉勝田忙接過來：“縣委還有什麽意見？”王寬明答道：“沒有意見！”“那就好！我們還得趕回朝陽，就這麽著吧！”公社領導請各位領導能不能在這兒吃完飯再走，餃子已經包完了，劉勝田：“吃什麽餃子，農業翻身仗打這麽個色樣，還吃餃子呢？撤！”說完就撤退，一溜煙車隊消失在黑夜之中；站崗的在外邊凍的直跺腳，隨著車隊的消失，這幫“捍衛者”也收兵了。
第二天，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在典型發言中王文有第一個蹬上了主席台，他連聲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然後開始了演講：“沒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沒有我今天的發言；沒有毛主席革命路線給我撐腰，今天我就來不了這個講台！”台下一片激烈的掌聲。他接著說：“我是個窮苦出身的農村孩子，我從沒想到我能念大學，在我來到‘朝農’的前一天晚上，媽媽從櫃子裏拿出了一個用紅布包著的大花碗，語重心長地說‘孩子啊！你能上大學可不能忘本哪，這是咱們家的傳家寶，這是你小時候要飯用過的大花碗哪！ 不能忘了過去的苦，這會上大學，學好本領回到咱家鄉來，要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可是就是這段話，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之後，王文有的講稿公開發表了之後，黑城子的老貧下中農都說王文有在撒慌，他們家沒要過飯，不是“要飯戶”；黑城小學的師生們也找到王文有家，問王文有的媽媽，“如果有大花碗學校要用來憶苦思甜教育，正愁找不到實物呢！”結果王文有他媽大叫 “什麽大花碗，哪來的大花碗，”後來王文有回來，當有人問起大花碗的事，他拿出了一個用紅布包的二大碗，是帶蘭邊的那種，細心人一看碗底下印有“北票陶瓷”的字樣，據查北票陶瓷建廠於1952年。
在教育工作會上，王文有還有一段講話，他說：“在公與私的處理上，必須是堅決維護集體財產和公家利益，要和破壞集體經濟的現象作鬥爭。有一次我回到生產隊，發現有人在偷生產隊的棉花，正背著一大袋子棉花要走，我緊走了兩步上前他仔細一看，原來是黑城子中學的老師。老師當時見到我也非常的尷尬，我當時毫不客氣的批評了這種損害集體利益的行為，這位老師也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最後把棉花送到生產隊”。
可是當“講話”發表以後，黑城子中學的老師們不幹了，因為黑城中學一直是地區先進中學，在先進中學的教師隊伍裏有偷生產隊棉花的老師必須得到批判和教育，他們找到王文有，要求說明偷棉花的老師是誰？不能大家跟著背黑鍋呀！最後王文有被逼得無奈，就說出了實情。王文有說 “是教數學的付老師，他在地裏扛的不是棉花，是“棉花柴”，棉花柴就是收完棉花之後剩下的棉花秧上的根兒，農村一般拔下來用以燒材，而拔了棉花材的土地是有利於明年春耕的。老師們覺得再追查下去也實再沒有什麽意義。
在教育工作會議上，王文有還有一段講話，是涉及舊17年舊教育路線培養出來的大學生。他是這樣講的“去年放假回家，聽說生產隊又在搞‘三自一包’的資本主義了，怪不得看到社員們都沒有精神頭了。有一天早上，我正準備下地看看，在路上碰見了送糞的車老板，他叫李風鳴，他見我說：“文有回來了？還走不走了？”我說：“回來了，不走了，聽說隊裏又在搞‘三自一包了’麽？”，李風鳴說：“可不麽，又走回頭路了，你趕快回來吧！”；這時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回頭一看，原來是他！他問我：“文有快畢業了吧？畢業能掙多少錢？”我說：“我們是社來社去的大學生，不掙錢”，他又說道：“不掙錢還叫什麽大學呀，就連我們舊染缸染出來的一個月還掙54元呢！”聽到這時，車老板憤怒操起鞭子，‘啪’的一聲向前稍正在吃青苗的騾子抽去，嘴裏還罵道 ：“你這個養肥膘的，就知道吃，什麽也不會幹，早晚得殺了吃肉！”我知道他打的是騾子，罵的是人！”
“講話”公開發表以後，文章中的“他”就成了大家關注的中心，是誰膽敢公開的和新教育路線叫板，至於講話中漏洞百出就沒法苟同了。倒如李風鳴已經多年不趕車了，送糞時節也沒有莊稼可吃，至於“三自一包”根本就不存在。我看了此段講話以後，我認為王文有講話中的“他”就是指的是我，為什麽？在黑城子公社農業站中的舊17年培養出來的七名大學生中，隻有我倆的工資是每個月54元，因為我倆是從縣局下放到黑城子來的，屬於“縣城”工資標準；而他們幾位都是畢業分配直接分到公社來的，地區差價每個月9塊錢，因此他們幾個工資均為45元。如果真指的是我，那就麻煩了，我跳到黃河都洗不清，所以我必澄清，這個“他”究竟是誰。於是我就直截了當地問王文有，這個“他”是不是指的我，王文有肯定的講：“絕對不是指你”，我說：“那你能不能和公社黨委明確的說明這個“他”不是指我。”王文有說：“沒有必要，肯定不是你！”；可是肯定不是我，其他幾個農業站的同事們都提出了 “到底是誰？”。最後我找到了公社黨委，要求查清此事，否則以後背黑鍋。後來公社黨委明確告訴我，王文有說的那個“他”和你沒關係。
王文有在教育工作會上的發言還涉及到他創造五個高粱的新品種，他創造了花生畝產480斤的高產紀錄等。實際上都在說謊，二年時間培育出五個新品種是不可能的；有可能他把“品種”和“雜交組合”的概念搞錯了。雜交組合每年都可搞無數個，但是“品種”創新就不是那簡單了。至於花生創高產根本就不是他搞的，是聿喆在搞“5406菌肥實驗”時，試驗小區測產的畝產紀錄，被王文有看見了，和王文有沒有任何關係。
王文有講話事件還沒有完，事態又有新發展。事隔不久，遼寧日報要發表“一棵革命的良種”報告文學，是在王文有教育工作會上的發言為基礎，由遼報記者編寫的一篇報告文學；並形成了“小樣”送到北票縣，再到黑城子公社，最後到了黑城子大隊。大隊委員會集體討論了“小樣”的處理意見，一致同意通過采取召開“三老”會議的形式，征求群眾意見。什麽是“三老”呢？就是老黨員、老貧下中農、老幹部稱之“三老”。“三老”會議上開始討論遼報的“小樣”，首先宣讀了小樣的全文，然後開始討論，大家七嘴八舌的發言非常熱烈，有的說：“王文有他家根本就不是要飯戶，他說的都是假話”，最後結論是“王文有是個政治騙子”！
對於遼報的“小樣”，“定論”為“政治騙子”，問題就嚴重了，當把“小樣”回複報告送到公社黨委時，公社黨委未加任何批語就轉報縣委，縣委也沒有任何批語就報到省遼寧日報社，後又報送毛遠新；最後毛遠新批示：照發，並加按語，按語是毛遠新親自撰寫。於是“一棵革命的良種”在遼寧日報上正式發表了，並譯成24種文字，向全世界發表了。
隨後，上麵派了5名“遼大”的學生記者，來到了黑城子公社，黑城子大隊，專門調查王文有事件的真相，並表示一定要揪出幕後黑手。“工作隊”進村後，沒有公開的活動，都是在個別的找人，談話，了解每一個細節。經過了一個月的時間，沒有任何進展，後來在公社的圍牆上，貼出了大字報“這樣的工作組我們不歡迎！”大字中提到“工作組進村這麽長時間，人們不知道他們來幹什麽？想要達到什麽目的，他們白天不出來，晚上到處串，也不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更不參加勞動，這樣工作組，我們不歡迎！”
大字報貼出去不久，這些人就蔫退了。時隔不久，“朝農”又派了50人的工作隊，並有消息說，這次派往黑城子大隊的“朝農”學生，就是要揪出當地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17年舊教育路線的幕後黑手。看來王文有事件又升級了。
其實我和王文有之間沒有直接的利害衝突，在他上“朝陽農業大學”之前已經是黑城子大隊的副主任，年齡在30左右歲，據傳此人經常忙活自己家的事兒，有一次大隊開會找不到他了，問他家裏，他老婆說去大隊了，後來有人看見他在河套樹林子邊上刨樹根呢，用來作自家的劈柴，為了證實此事是否真實，時任大隊主任的賈洪全，親自帶人來到河套邊小樹林，老遠就看到是王文有在那兒刨樹根，可是到跟前一看沒人。後來在旁邊樹坑中發現了，請他立即回大隊開會。王文有曾經單獨找過我，要我在公社豬場給他安排一下工作，因為公社豬場的職工是開工資的，我當時管豬場，可是眼下不缺人，我答應他，以後需要人時可以找他。
事到如今，大軍壓境，有好心人勸我說：“永謙哪，咱們惹不起還躲不起麽？走吧！換換地方能好點”。
正在這時，北票縣“五七農業大學”要辦學了。需要師資力量，而縣五七農大的校長丁景彩早就聽說我的情況非常歡迎我去“農大”。可是他和我講調我去縣農大是有一定難度的，特別是當時當權的縣農業局局長逯振強，是堅決不同意，他曾兩次和老丁講 “我全縣的畜牧專業大學生有30多人，你要誰都行，就是王永謙不行。”我知道這是文化大革命時留下的“仇恨”，我能理解。後來老丁聽了我的意見和創辦農業大學的一些想法，又堅定了信心，必須請我去縣農業大學。第三次，老丁又找到了逯振強，匯報中說明了所有條都已具備，隻差牧醫係的教師還是要王永謙最勝任。這次逯局長態度上有所緩和，他說：“如果你執意的非要小王去，可以，但是必須搭上兩個幹部，這兩個老幹部是長時間沒有分配的老同誌了，一個是朝陽地區研究所下放來的老技師，賀躍明（外號‘活要命’），和很多同誌都難以合作，給那兒都不要；另一位是省馬三家教養院走‘五七’來到北票的熊嶽農校早期畢業生周炎，有一定理論水平，但是對農村工作不熟悉，能說不會幹。也是不受歡迎的人。”丁校長權衡了利弊關係，答應了逯局長的長件。“這兩個人我要了”，因此，調人的過程就此告一段落。
於1974年6月，我們這個“五口之家”從北票縣的黑城子公社，雇了一台拖拉機，開始搬家了，準備搬到北票金嶺寺果園，縣“五七農大”。為什麽用拖拉機搬家呢？一是因為“家產”多了，不用拖拉機裝不下了；另一個原因是途中要經過四、五條河，其中最寬的河是“大淩河”，在沒有公路橋的情況下，用拖拉機要相對安全。
六年前，我和聿喆走“五七”到幹校時，我們兩個人隻有兩個行李和一個“柳條包”；到了黑城子幾經搬家也隻是用手推車和大軲軲轆就可搬家了；可是此次搬家就非同小可了；滿滿的裝了拖拉機的大廂鬥；首先是人已經是五口人了；王剛、王迪和姥姥，再加上我們兩都要坐在車上；車上還裝有三個大行李、二個大木箱、桌子和櫈子、自行車、鍋碗瓢盆、地震棚架、木材、大塊煤和雞、鵝等等；特別是這隻大獅頭鵝，有八、九斤重，在車上必須要放到最上麵，而且一定要把他那長長的脖子伸出來，觀察周邊的動靜。為什麽有人說養鵝可以看家護院，現在這隻鵝正在執行他的“職責”。一家五口人從此告別了黑城子，直奔金嶺果園“五七”農業大學的方向駛去。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
後來聽說，王文有在四人邦倒台之後，他帶著老婆“黃甫金英”一同去了黑龍江，至今沒有音信。
北票縣五七農業大學成立於1974年5月，設有農學、畜牧獸醫、果樹等三個專業，有專業教師30多人，在校學生近400餘人，利用金嶺寺果園的現有辦公室和由學生自己動手建築的窯洞式教室、宿舍和食堂，老遠看去很象延安寶塔下的窯洞風光，所有的窯洞都是用石塊加水泥的拱型建築，美觀、結實、適用；同時也反映出五七農大的辦學方針，發揚延安精神，堅持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在校長丁影彩的帶領下，搞的風風火火。
校長丁景彩，可是個能人，在辦學上真是有一套，他常常對大家講，辦學特別是辦“五七”農業大學，主要是靠我們教師隊伍帶動，沒有一個帶領大家艱苦奮鬥的和創業的隊伍，就不可能辦好“五七農大”，也確實是這樣，思想統一了，步調才能一致。丁校長有非凡的凝聚力，大家跟著他幹，再苦、再累，心情舒暢。在那個年代，能遇到這樣的領導幹部真是不多見。丁景彩原是省農業廳人事處的年青幹部，早在1956年任農業廳人事處幹事時，就顯示出了他的能力和水平。說來也巧，他當時處理了一個關於沈陽輝山奶牛場的建設“牛宮”的案件，所謂“牛宮”是指在建設牛場和奶牛舍采用了“洋辦法”。漂亮的養牛舍和奶牛“自動引水器”成了當時人們攻擊設計者的主要問題，說是“崇洋媚外”，而這個奶牛場和奶牛舍的設計人就是“輝山畜牧場”的首席畜牧老技師劉非同誌，劉非老技師是我愛人劉聿喆的父親。1954年省農業廳為了解決牛奶供應問題，決定建立遼寧省輝山奶牛場，並抽調省裏最權威的技術力量負責選場，設計和組織奶牛場的建設和管理工作，所謂“牛宮”實屬外行人的評論而已，因為當時在國外，建設良好奶牛生產環境和安裝“自動引水器”已是非常普遍的應用。後來這個奶牛場在為全省奶牛發展起到了引導和示範作用。世界如此之小，眼下我們和丁校長又成了同事，因此在個人關係上，應該說是很融洽的。後來也了解了些關於老丁的故事，因為家庭出身問題，他在朝陽農業科研所當所長時，文革期間也被“專政”和揪鬥，並且有著和我同樣遭遇，後來就把他分配到北票縣，因為他的特殊身份，縣委決定讓他創辦“縣五七農業大學”。
縣五七農大，號稱“三個係”；農學和果樹兩個係都任命了係主任，而牧醫隻明確了我是負責人，這個我能理解，因為黨外人士不能任命一把手，另外老丁個別也和我說過“你的情況我都了解了，對你最有利的是在你‘材料袋’中有一封北票黑城子公社，祥順號大隊的貧下中聯名信，說你是毛主席的好幹部，這是很難得啊，不過你的入黨問題必須要經過縣級以上的黨委批準才可以，所以你不用著急，慢慢來，問題一定會解決的。”
1975年朝陽地委派來了兩名調查人員，專門了解北票黑城子公社關於王文有事件的真相，這次調查工作已經經曆了一個多月了，要求對所有的相關人員都做全麵真實的調查了解；調查組非常明確的講：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一定要還曆史的真實麵貌，這次到縣五七農大來，就是根據群眾提供的信息，說你們二位在王文友事件中，不但知道的多，而且是受害者。
前來調查的兩位都“沈農”，六六屆水利係畢業生，在校時他們都認識我，“牧醫係的體育部長，打冰球的”，再加上在調查中，群眾對我倆評價非常高，深受群眾的愛戴和支持，作風正派，有群眾威信。所以他們才敢向我們透露有關此案的調查情況；他們說這個“事件”黑城子地區的群眾反響太大了，老百姓的上告信都告到中央去了，貧下中農說，這麽“人為的製造假典型”還是共產黨麽？所以中央責成朝陽地委，必須查清此事件的真相。
經過調查，初步可以肯定是有人在製造假典型，欺騙中央，誤導群眾，他們利用了王文有，王文有的報告完全是為了“教育革命”的鬥爭需要所編造出來的；這個不顧事實，胡編亂造的作者是“朝農”的大寫家趙振邦所為，報告中所涉及的內容和觀點是徐明的授意。其目的就是想利用王文有這塊“石頭”，砸向舊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因此，王文有的報告中必須要寫出四個重要觀點：其一，要把王文有寫成“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出身，這樣才能堅定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也就出現了“大花碗”的故事；其二，必須要說出“走資派還在走”，所以就編造了黑城子大隊還在搞“三自一包”的資本主義道路那一套，是在走“回頭路”；其三，必須寫出新型的大學生敢於向資產階級思想和“損公肥私”的資本主義行為做鬥的高大形象。所以報告中就出現了黑城子中學的老師偷生產隊棉花的事情；其四，必須突出兩種不同教育路線鬥爭，要寫出新型大學生的覺悟和形象；也要寫出舊17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所培養出來的“臭老九”仇視新型工農兵學員的猖獗氣燃，所以報告中就出現了“他”的人物形象，譏諷工農兵大學生，這個“他”說：“新型大學生不掙錢？就連我們舊染缸染出來的每個月還掙54元呢！”；這是明目張膽在製造舊17年畢業生的惡劣形象。至於報告中說道，王文有在“朝農”的兩年學習期間，創造出了五個高粱“新品種”，創造了花生畝產480斤的高產記錄等等，這都是假的。咱們遼寧就是出：反潮流的英雄，前一段時間出了個臭名遠洋的“白卷先生”張鐵生；如今又出了一個“一棵革命的良種”王文有。說到此他們二位讓我們放心，紙總是包不住火的，肯定會有真象大白那一天，還是那句話；好人到什麽時候都會有好報！聽了二位一席話，我是頓開茅塞，可下找到了知音了。後來聽說“朝農”派去黑城子公社的50名學生，不長時間就蔫退了。我還是堅信“黑暗”是暫時的，天總會亮的。
在學校的各項活動中，牧醫係從來就不落後，而且牧醫係的老師和學生非常團結。學生也非常聽話。牧醫係共有五名教師，其中有“搭配”來的賀老技師，還“六七”屆沈農牧醫係畢業生劉桂琴和他的愛人農學專業畢業生王振富，再加上我們兩口子。牧醫係一共兩個班，共有80名學員。是全校最活躍的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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