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為何贏得知識分子衷心愛戴(組圖)

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1989年4月15日）

作者：張賦宇

來源：劍客會（ ijiankehui）

“有不同意見就爭論，誰正確就服從誰。”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定稿會就在在耀邦家會客廳。

胡耀邦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標誌性事件，就是以發動真理標準大討論為契機，推動思想解放運動。

1977年10月9日，中央黨校開學，入學的800多學員都是中高級幹部和理論宣傳幹部。當時在黨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長胡耀邦讓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區，大膽研究。他對編寫黨史問題材料的人提出兩條原則：“一個是完整、準確地運用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一個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還創辦了一個名為《理論動態》的內部刊物，大量發表解放思想的文章。

當時很多學員把胡耀邦提出的原則理解為：“判斷路線鬥爭是非，一要看毛主席的指示，二看實踐。”黨校理論室的吳江和孫長江認為，這兩條標準是誤解，應該隻有一條標準，這就是實踐。於是，在剛剛從中央黨校學習回去的《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的組織下，吳江、孫長江和南京大學教師胡福明三人合作撰寫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中共中央黨校原校委委員、副教育長王聚武教授回憶，1978年4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稿件經由《理論動態》組修改後，由他送給胡耀邦過目。兩三天後，胡耀邦通知《理論動態》組，找時間開個定稿會。

“定稿會開會的時間是5月初，地點就在耀邦家會客廳。”王聚武說，去參加定稿會的除他外，還有吳江、孟凡、孫長江、吳振坤、沈寶祥等六七人。這一天胡耀邦穿著白色的長袖襯衫、長褲。剛坐定後，胡耀邦就擼起袖子，把手放在膝蓋上，看起來非常隨便。

定稿會開始後，大家紛紛發言。在討論中，胡耀邦時而舉起手揮一揮，開始插話；時而突然站起來，在會客廳中走來走去，然後又折回來，重新坐在沙發上。“我感覺到他很興奮。”王聚武清楚地記得胡耀邦大聲說：“大家說，我也說。有不同意見，我們就爭論。誰正確就服從誰。”

5月10日，文章在《理論動態》發表了。5月11日，《光明日報》第一版刊登了這篇文章。次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最後審定者胡耀邦承擔了這篇文章的政治風險。從此，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拉開了序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頭版

為推進思想解放運動，胡耀邦在調任中宣部部長後搞起了理論務虛會。當時的與會者馮蘭瑞回憶說，1979年1月19日，北京地區一百多位理論工作者精神振奮地來到京西賓館。我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由中央召集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在大禮堂開幕了。

著名學者郭羅基回憶理論務虛會時說，耀邦是個容易動情的人，講到憤慨之處，他揮舞著拳頭：“要從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狀態中解放出來……衝破一切禁區，打碎一切精神枷鎖，徹底肅清林彪、‘四人幫’的理論專製主義、理論惡霸作風。”

原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在《近距離感受胡耀邦》一文中說：“胡耀邦給我留下四點深刻印象，其中第一點就是民主作風。對於胡耀邦的民主作風，凡於胡耀邦接觸過的人無不交口稱讚。他讓人說話，敢讓人說話，動員人說話，’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是胡耀邦身體力行的名言。

“凡是他主持的會議，與會的人都比較輕鬆，發言熱烈，有時甚至爭論得麵紅耳赤，胡耀邦全不在乎。”田紀雲舉例說，1985年6月，勞動人事部副部長嚴忠勤在向書記處匯報工資改革方案時，因與胡耀邦理解不一致爭論起來。但事後胡耀邦說，嚴忠勤這人不錯，敢於直言。“所以，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誌，都認為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是中國共產黨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躍的時期之一！”

“胡耀邦是一位堅持改革開放路線的人，他不僅主張經濟上要搞改革開放，而且主張進行政治體製的改革，主張在文藝戰線真正貫徹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主張給知識分子創造一種寬鬆的政治環境，讓他們敢於講話，大膽創作。正是在他的提議下，文學家王蒙當上了文化部部長。也正是在他主政時期，中國的政治環境比較寬鬆，民主空氣比較濃，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得到發揮，創作熱情大為提高。在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方麵也有所改進。”

“我們黨內哪有那麽多走資派啊？”

“文革”中民間傳抄小說《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張揚被“四人幫”判處死刑，在胡耀邦的多次過問下“起死回生”。

參與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定稿會的沈寶祥在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上回憶，1976年10月12日（粉碎“四人幫”剛6天），胡耀邦就對去看望他的葉劍英之子葉選寧說，我們黨的事業麵臨著中興。中興偉業，人心為上。什麽是人心？他提出三條：第一，停止批鄧，人心大順；第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他把平反冤假錯案作為中興偉業迫切要抓的三件大事之一。

“我記得在《理論動態》創辦後不久，大概是1977年秋，有一天，我們在他辦公室，他很著急地說，光揭批‘四人幫’，怎麽不放人啊！要趕快把人放出來啊！我們黨內哪有那麽多走資派啊？胡耀邦在緊張籌備中央黨校複校的同時，具體指導中央黨校的三位同誌撰寫了《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的大文章，在這年10月7日的《人民日報》發表，吹響了平反冤假錯案的第一聲號角。”

1977年12月，胡耀邦調離中央黨校，但他還具體指導《理論動態》。有關平反冤假錯案的文章，大都由中組部的《組工通訊》撰寫和發表，必要時，胡也讓《理論動態》上陣。

在上任組織部長不久，胡耀邦就請求中央召開全國信訪工作會議，1978年9月25日，胡耀邦在這個會議上發表講話。這次，他一改講話隻寫個提綱的習慣，事前用很大功夫寫了講話稿。他在講話中列舉數字說明，落實幹部政策，任務還很重。他批評了有些人對落實幹部政策猶猶豫豫，怕這怕那，並指出，所以這樣，有些人是有私心雜念，怕否定了自己。接著他說：“我的體會是，落實幹部政策的根據是什麽？是事實，也就是幹部過去的實踐。判斷對幹部的定性和處理是否正確，根本的依據是事實。經過對實際情況的調查核實，分析研究，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麽時候、什麽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麽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總之，對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觀事實，這才是徹底的唯物主義。”

1979年2月16日，理論務虛會第一階段結束。文化部黨組作出決定，為所謂“舊文化部”、“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的錯案徹底平反。

1979年6月25日，團中央等單位來中宣部談“文革”中民間傳抄小說《第二次握手》的事。該書及其作者張揚被“四人幫”判處死刑，在胡耀邦的多次過問下“起死回生”。

1989年1月，《第二次握手》作者張揚前往湖南省委“九所”看望病中的胡耀邦

胡耀邦對文藝界人士遭受的創痛有很深的了解和同情。從上任中宣部長之日起，他就努力推動文藝政策的調整，希望以此修複文藝界的創痛，重新組織文藝隊伍，為四個現代化服務。胡耀邦進行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積極籌備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自1960年以來，已經有19年沒有召開全國文代會，文藝界都翹首以待。

為準備文代會，胡耀邦集中抓兩件事：一是推動對蒙冤的文學家、藝術家的平反，並給大批被打成“毒草”的文藝作品解禁；二是努力營造民主空氣和寬鬆環境，希望在文代會召開前就形成一個創作繁榮的良好勢頭。

1979年1月2日，胡耀邦出席中國文聯迎新茶話會，首次與文藝界300多名人士見麵。他先請文化部長黃鎮宣布：文化部和文學藝術界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工作中，根本不存在“文藝黑線”。接著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提出要“建立黨與文藝界的新關係”。什麽新關係？他說，林彪、“四人幫”把全國的文藝界辦成一個“管教所”，我們要砸爛這個“管教所”，建立新的“服務站”。“黑線”之冤宣告解除和胡耀邦的講話，讓會場反響熱烈。

這年2月26日，胡耀邦肯定解放後17年文化部的成績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所謂“文化黑線”和以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為代表的“黑線代表人才”，宣布凡是受到這一錯案牽連和遭到打擊、誣陷的同誌一律徹底平反。

3月，茅盾寫信給文聯籌備組組長林默涵，希望第四次文代會能開成一個團結的會，開成一個大家心情舒暢、真正百家爭鳴的會，開成一個向21世紀躍進的大會。他希望把全國知名的老作家、老藝術家、老藝人都請來參加這個會，特別是70歲到80歲的最好一個都不遺漏，建議中組部過問對老作家、老藝術家的落實政策問題。胡耀邦看了這封信，深有感觸。他立即要求中組部、中宣部、文化部、全國文聯聯合召開文藝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座談會。

這次大會產生了一個《聯合通知》，要求各地和有關部門按照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切實加快文藝界冤案、假案、錯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凡在林彪、“四人幫”推行極左路線時期，因所謂的“文藝黑線專政”、“三十年代文藝黑線”、“四條漢子”、“海瑞罷官”、“三家村”、“黑戲”、“黑會”、“黑書”、“黑線回潮”等等，而被審查、點名批判，被錯誤處理或被株連的，一律平反昭雪，不留尾巴。在文革前曆次政治運動，包括1964年文藝整風中，受到批判、處理，被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右派”、“右傾機會主義”、“修正主義”以及各種“集團”等政治帽子的，確實搞錯了的堅決平反改正，批錯了的文藝作品也都應該平反。積極地解決受害者的工作安排、生活困難問題，知名作家、藝術家要妥善安排。

郭羅基記錄：一個星期日的上午，胡耀邦給他回信。信上中辦秘書處的編號是“胡（81）978”。這一年的前五個月，胡耀邦處理了978封來信，平均每天六封半。

“他在中央組織部平反冤、假、錯案時，一年處理了4000多封來信，平均每天11封，比《三國演義》中的龐統處理積案的效率高得多。我因自己的事和別人的事給領導機關寫信不下30次，隻有耀邦每次都有交待，其他均石沉大海。”

2005年11月，在紀念胡耀邦誕辰90周年的座談會上，有人披露，經胡平反的案件涉及到的人多達300萬。

《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藝術品離開藝術就不是藝術品。”

希望文藝界產生未來的魯迅、梅蘭芳、聶耳、冼新海。

為了在第四次文代會召開之時，文學藝術創作有一個欣欣向榮的好勢頭，1979年胡耀邦指示中宣部與有關部門一起，召開了一係列的文藝工作會議，總結30年來黨如何領導文藝的經驗教訓。他在談話中說，30年來的經驗教訓，什麽時候放手搞百花齊放，文學藝術就繁榮；什麽時候控製太死、調子太高、棍子太多，文學藝術就出不了東西。他重點研究了電影和戲劇的創作問題。他說，不要把我們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我們的題材廣闊得很，現代寫1000部，近代寫1000部，古代寫1000部都可以。

1979年2月16日，胡耀邦在文化部召開的全國藝術教育工作會議上講話，希望文藝界產生未來的魯迅、梅蘭芳、聶耳、冼新海。

8月23日，胡耀邦會見廣播局召開的電視節目會議代表並講話：“廣播電視是現代化的宣傳工具，前途很大，比電影大”，“要使人們的革命理想、黨的方針路線政策、奮鬥目標、生產知識、歡悅的精神生活統一起來，渾然一體。……藝術品離開政治不行，但藝術品離開藝術就不是藝術品，那看’毛選’好了，看電視幹嘛？”

1980年1月23日至2月23日，中宣部委托中國劇協、中國作協等單位召開劇本座談會。2月12日胡耀邦到會講話。強調：“切實保證人民有進行文藝創造和文藝批評的自由”，“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決不是違背客觀規律，憑個人意誌獨斷專行。”提出：“在我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園地裏，有三個高峰：思想理論高峰，科學技術高峰，文學藝術高峰，達不到這三個高峰不叫四個現代化。”

1979年11月，胡耀邦在第四屆文代會上。左為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

1984年1月，胡耀邦批評當時的文化部“四平八穩，無新局麵”，反映了他期待文化繁榮的迫切心情。

1985年8月，任命時任貴州省委書記的朱厚澤為宣傳部長，是胡耀邦“三寬”政策的具體體現。朱厚澤提出了著名的在思想文化方麵的“三寬”政策：寬鬆、寬容、寬厚。

朱厚澤回憶說：“胡耀邦讓啟立、兆國給我帶話：‘大膽一點，準備個報告給書記處，我們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我對啟立說，寫報告今年不能搞，連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也不能開。不開宣傳會議怎麽辦？我就東一個地方講一點、西一個地方講一點。在上海、在天津、在光明日報社、在出版工作協會上和文化局長會上，就用滲透的方法講我的觀點。”

胡耀邦上任總書記不久，就遇到了文革結束後的第一次大批判——對電影劇本《苦戀》的批判。他說：“要把文藝界正在進行的對電影劇本《苦戀》的批判做好。白樺同誌還是寫了好的作品……”為了珍惜文革後來之不易的局麵，不觸動知識分子內心尚未愈合的傷口，他要大家冷靜一點，先把對《苦戀》的批判冷下來，再研究對策。經過一段時間的批判以後，胡耀邦對文化部副部長陳荒煤說：“《苦戀》的事應該了結了。”

“再也不能以一個作品加罪於知識分子了！”

《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胡耀邦打電話問是不是為某個人辯護。當時的總編輯胡績偉問：“你看過這篇文章沒有呀？”胡耀邦很老實：“啊呀，我還沒有看過，等我看過以後再說。”

一位在中宣部呆了“五朝”的工作人員回憶，在胡耀邦離開中宣部舉行的告別晚餐上。胡耀邦帶著幾位部長挨桌向職工們，他的同事，一一碰杯敬酒，不斷地噓寒問暖，說些俏皮話，大廳裏爆出一陣陣歡笑。雖然當時餐桌上隻有二鍋頭、粉條燉肉一類的薄酒淡菜，但卻讓大家頓生“同飲黃龍府”之慨。

1983年，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的5月31日到6月1日，由胡耀邦主持，邀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舉行民主協商會，就中共中央關於國家領導人的建議名單進行了充分民主的協商討論。九三學社主席徐德珩、副主席茅以升提出：中共中央的建議名單裏，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沒有自然科學家，建議增加一名自然科學家為副委員長。胡耀邦當即表示，這個建議好，中共中央要研究考慮。6月1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舉行擴大會議，建議增補著名自然科學家嚴濟慈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選。

由於很小就當了“紅小鬼”，胡耀邦在學校讀書的時間並不長，家鄉成了紅區，隻在瀏陽中學讀了半年初中。在湘贛邊區時，他編兒童報，自刻蠟板。後來，在“抗大”辦報，自己寫文章。還請毛澤東寫，就是那篇著名的《反對自由主義》。胡耀邦在延安得到毛澤東的讚賞：“思想敏銳，口若懸河”。

原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李銳說，胡一生好讀書，重視知識，尤其重視有知識的人。他常講要愛護知識分子，並盡力保護他們中挨過整的人。李銳回憶：“1977年12月24日清晨，我從廣播中聽到中央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組織部部長的消息後，連夜寫好要求平反的長信，第二天發出。與此同時，我的二姐李英華和女兒李南英，幾次找到胡耀邦家。於是我得以先到合肥的醫院治病，1979年1月6日我回到北京複職。這年寫《懷念田家英》一文時，田還沒有平反開追悼會，文章寄《人民日報》擔心難以發表，特先寄給胡耀邦審閱。他立即指示：沒有什麽不可以發表，還讚許有魯迅文風。”

受到過批評的作家白樺回憶：“一九七九年冬天，我在全國第四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作了一個《沒有突破就沒有文學》的發言，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以後，國內外許多媒體都作了報道。胡耀邦看了這篇講話以後，讓人轉告我，他對我的大部分觀點都表示認可，隻是覺得其中第三部分談到知識分子的安全問題，他認為大可不必憂心忡忡。並重申他的一貫主張：再也不能以一個作品和某些言論加罪於知識分子了！更不能發動一次政治運動。”

1981年10月13日，胡耀邦和作家巴金交談

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回憶，《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胡耀邦打電話來問是不是為某個人辯護。談了幾句，胡績偉覺得胡耀邦的說法有點離譜，就問：“你看過這篇文章沒有呀？”胡耀邦很老實，答道：“啊呀，我還沒有看過。”“你沒有看過怎麽能提意見呢？”“好，好，好，等我看過以後再說。” 

隻有像胡耀邦這樣具有民主風度的上級才經得起頂撞，也隻有忠誠正直的下級才敢頂撞。

郭羅基回憶說：“我的文章中寫到，列寧曾派人向各家報紙轉達他的意見，禁止對他的歌功頌德。胡耀邦給我的信中說‘使人讀了有啟發’，他對這一點印象很深。他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以後沒幾天，就找北京各新聞單位的負責人打招呼，不要對他歌功頌德。”

《雨花》1980年12月號發表顧爾覃的《也談突破》，被認為是對抗黨中央的“嚴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人打小報告，說顧爾覃有三個“突破”：第一，政治上突破四項基本原則；第二，文藝理論上突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第三，突破體驗生活的領域。胡耀邦一聽就說：“這是嚴重政治事件。”江蘇省委興師動眾搞起了批判。有人為顧爾覃辯護，說是批判不合原意。胡耀邦看了文章，發現顧爾覃所說的意思是幾個方麵都要有所發展，“突破”不過是文學字眼。他立即給中共江蘇省委打電話，改正以前的說法，還要求轉告顧爾覃：“不要背包袱。”

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老作家冰心撰文痛悼：“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她說：“我還是那句話：他是偉人！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死了。我是說我自己，我快九十了，沒死；他才七十三歲，卻死了。他是我們知識分子的知己，為我們說了不少好話，幹了不少實事！這些年，他活得很累、很痛苦。而今他平靜地去了，雖說早了些，畢竟擺脫了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