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
作者黃澤文
序言
這是一篇回憶文章，回憶我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那幾個月的親身經曆。時光荏苒，歲月如梭，當時的少年，如今已垂垂老矣。半個多世紀前，發生在我身上的那段往事，已隨歲月的流逝變得遙遠而衝淡，但每每想起，卻仍然刻骨銘心。文章中所涉及的同學們，在那瘋狂的年代中，無論是紅五類、麻五類、還是黑五類的家庭出身，也無論是施暴者、旁觀者、還是受暴者，如今均在定期舉行的同學會上握手言歡，促膝談心，品茶憶舊。如果偶爾回想起當年的中學時代，擺談起來，則恍如隔世，不勝唏噓。
但是，往事已矣，卻並不如煙。曆史需要真相，曆史的錯誤不能再犯。因此，在我們已漸入老境的時候發表此文，無意於責怪當年折辱過我的同學，卻有心致歉於往昔教過我的老師。作者撰寫此文的唯一目的是回憶青春，記載曆史，反思根源。讓我們的後代了解當年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這些真實事情，從中得到啟迪，並引起思考。這或許能為將來不再發生類似事情作出貢獻。
此文所寫，均本於作者本人當年的日記和筆記，一些內容，也參考了網絡上的一些資料。引用的許多照片均來自網絡，難以逐張查證出其最初來源，在此先向原作者表示謝意。
（一） 山雨欲來風滿樓（上）
一九六六年的初夏，進入五月以來，成都中學的教學秩序就已經不那麽正常了。我當時是成都五中高一的學生，雖然少不更事，而且身處西南一隅，但我的周圍卻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文化大革命的各種影響開始快速地進入到校園，北京來的通知、社論、重要文章攪動著中學生的大腦，也攪動著校園的氣氛。校園裏政治活動頻繁，本該用於上課學習的時間被一係列的大會、小會、政治學習、遊行、寫大字報等活動所占據。校園裏很難再有往常那種朗朗的清晨讀書聲和安靜的晚自習燈光。革命到來了，偌大的校園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安靜的課桌。
以下是我當年記的日記，摘其要者轉述於此，括號中內容為現在添加的注解：
5月9日至21日到聖燈公社踏水大隊勞動兩周，幫助雙搶（搶收麥，搶種稻），其間參加了當地四清工作組主持的對敵鬥爭大會，批鬥階級敵人，並訪貧問苦。
5月27日，星期五下午，我班（高68級4班）召開聲討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幫集團的大會。同學們發言十分踴躍，一致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
6月3日，星期五，學校召開師生代表大會，這是我校有史以來第一次。學習並貫徹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精神，聲討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教育黑線。動員師生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
6月4日，星期六，全校在工作組的安排下開始發動學生和老師寫大字報，向教育黑線猛烈開炮，聲討三家村黑幫集團。大字報的矛頭也對準當時四川省揪出的小三家村的成員張黎群、馬識途、李亞群、李伏伽等。
6月6日，星期一，我校師生上街遊行，擁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聲討三家村黑幫。喊的口號包括“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搗毀三家村，徹底鬧革命” ……。
6月9日，星期四下午，天降暴雨，在雨中搶救剛貼出的大字報，效果不佳。
6月15日，星期三，全校在工作組的指導下，一共揪出近20個牛鬼蛇神老師和職工。（當時的成都五中有教職工一共100來人，牛鬼蛇神占全體教職工人數近五分之一。）
6月16日，星期四夜，剛睡下突然被來家的同學叫醒，緊急通知到學校去，聽黨中央和國務院根據毛主席指示作出的改革高考製度的決定。聽完後熱烈歡呼，表決心，擁護這黨和毛主席的英明決定，並齊聲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6月17日，星期五，學校全麵停課。
6月20日，星期一，在工作組的組織下繼續寫大字報，學生開始在老師批改的作業中尋找蛛絲馬跡，用以揭批老師。我班的同學給班主任侯壽春老師寫了批判他的大字報，我也在其上簽名。（陳姓同學拒絕在上麵簽名，表現出獨立思考，不隨大流的定力。）
6月27日，星期一，組織觀看被批判的電影《逆風千裏》。
6月30日，組織學習北京師大一附中初三學生李長壽給班主任的一封信，以及中國青年報據此發表的社論。社論強調老師是分左、中、右的，要大膽揭發學校領導和老師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牛鬼蛇神。
7月5日，星期二，全校正式放假，但各班班委和共青團支委被工作組要求留校搞文化大革命。
從上麵的記載可以看出，文革在成都中學的啟動最初是從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開始的。當時鄧拓任北京市委書記，史學家吳晗任北京市副市長，作家廖沫沙任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三個人在六十年代初寫了些雜文，以“三家村劄記”的名目發表於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上，而鄧拓更是獨撰雜文集《燕山夜話》，發表在北京晚報上。
三家村成員：鄧拓，吳晗，廖沫沙（轉引自網絡）
為什麽文革肇始之際，要拿他們三人祭旗，個中奧妙，豈是我輩這等外省中學生所能猜透的？我們隻是在工作組的鼓動下，義憤填膺，口誅筆伐，亦步亦趨地學著當時黨報上的手法，斷章摘句，無限上綱，寫出很多大字報懸掛於校園中，將三人的文章批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在潑向三人的髒水中，有我這樣的中學生的一份，這是當時獨有的一人揮手，全民作惡的現象。多年後知道，打倒這三個人符合當時打倒彭真，改組北京市委的需要。文革發動的導火線被公認為是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在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之後，進一步上牽下連，擴大到上述三人合作撰寫的《三家村劄記》和《燕山夜話》，通過無限上綱的手法，製造出這一樁文字獄，從而達到打倒彭真，劍指劉少奇的目的。這是最高領袖在文革肇始時的一個戰役布署。
文革初期常見的批判三家村專欄（王瑞忠攝）
文革以“文字獄”始。四川省的頭頭們也有樣學樣，當時拋出了一批平時有點獨立思考，愛寫點文章和小說的黨內和黨外幹部進行點名批判，其中包括張黎群（時任綿陽市委任副書記）、馬識途（時任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李亞群（時任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文聯黨組書記）、沙汀（時任省文聯主席）、李伏伽（時任樂山地區文教局副局長）。其中，還把馬識途、李亞群、沙汀稱為四川的三家村 [1]。這些黨內外的著名文人均在文革中鋃鐺入獄，受盡折磨。
此外，還需補充一點的是，我們用大字報口誅筆伐的李伏伽先生就曾在民國時期的成都五中（當時叫四川省立列五中學）任教，最近在查閱他的背景資料時發現，五中現在已將他列為傑出校友 [2]。曆史還真有點幽默。
上麵的日記也顯示出，文革初期，中學生花了不少精力來聲討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教育黑線。這是鼓噪起來的中學生亦步亦趨緊跟偉大領袖的行動。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一封信（即《五七指示》）中說：“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個指示給建國十七年來的教育製度定了性：“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而且明確指出了今後教育工作的方向：“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後來，這一思想在一九七一年更是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中固化為“兩個基本估計”，即：1）解放後十七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2）大多數教師和解放後培養的大批學生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文革十年的“教育革命”，就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虛構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判斷之上，把中國已經初步建立的教育體係折騰得滿目瘡痍。
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批判會（轉引自網絡）
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改革高考製度的決定”傳達下來時，我們這些熱血沸騰的中學生們徹夜歡呼這一英明決定，認為這是：“徹底挖掉修正主義根子，徹底消滅產生精神貴族溫床的偉大勝利”，並在第二天全麵停課，上演了全世界絕無僅有的一次“壯舉”。從此，上千萬中學生在文革開始之際失去了繼續學習、深造的機會，其中絕大多數人一生再也沒有走進課堂，他（她）們的係統受教育的權利被永遠剝奪。此一決定對個人成長的決定性影響，對中國教育製度的毀滅性破壞，以及後來給我們國家造成的嚴重後果早已有目共睹。
日記中提到了工作組。文革初期，成都中學裏麵的工作組實際是當時正在中學裏領導“四清”運動的四清工作組。由此可知，成都中學的文化大革命是四清運動未完成就開始的運動 [3]。四清運動是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開始在農村中是"清賬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而後來在毛澤東的幹預下，在城鄉中發展為"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清經濟"。我等中學生由於年幼，幸未直接恭逢其盛，但卻常常要被組織起來聽一些報告，聽到過一些“背靠背”，“幹部下樓”，“洗手洗澡”之類不甚了了的話語。甚至也在半夜被同學叫醒，迷迷瞪瞪、風風火火趕到學校去聽關於頒布“四清二十三條”的報告。隨著文革風暴的來臨，四清工作組就開始介入中學的文化大革命，而當開始批判“十七年教育黑線”的時候，執行了“錯誤路線”的學校當局，還有身上帶有舊社會各種印記的老師們，首先成了眾矢之的。
中學生把鬥爭的矛頭對準當時的學校領導和老師，其風源自上麵。日記中提到的李長壽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國青年報對北京師大一附中初三學生李長壽給班主任的一封信大加讚賞，刊發社論《學生可以幫助老師革命》。此社論特別強調：“教師中還有極少數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牛鬼蛇神。對於牛鬼蛇神，不管他是校長也好，書記也好，教師也好，也不管他有多老的資格，多高的名望，多大的權威，統統都要揪出來，徹底揭露，堅決打到，而毫不留情。”
中國青年報社論《學生可以幫助老師革命》（轉引自孔夫子舊書網）
這是一種教唆，其實，這樣的教唆，早在幾年前就開始了。自我進入中學以來，階級鬥爭就成為了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國家大事，以“階級鬥爭為綱”是當時社會生活的主旋律。在中學生的課本中，在報紙、廣播、電影、文學作品裏，在不斷的運動和政治學習中，我們這些初涉人世的少年，被耳提麵命地教導著，告誡著，要熱愛新中國，要熱愛黨和毛主席，要牢記舊社會的血淚仇，要時刻警惕階級敵人的破壞，他們人還在，心不死，隨時想變天複辟。在這樣的引導下，中學生形成了一種紅黑分明的二元思維，心中積聚了對階級敵人的深仇大恨。在工作組的組織下，當把鬥爭矛頭對準修正主義教育體製之時，這種教育體製的執行者，學校領導和老師，就成了鬥爭的最直接的靶子，就成了發泄仇恨的對象。於是，文革初起之際，六到八月之間，“學生鬥老師”在成都中學裏狂飆驟起，陡然成風。這是在“學生鬥學生”之前發生的一幕鬧劇。這一鬧劇在世界教育史中也是極為罕見的現象。
文革初期中學裏麵的大字報和大批判（轉引自網絡）
我所在的高68（4）班也不例外，班上同學也寫大字報批判我們的班主任侯壽春老師，以及其他任課老師。大字報由誰起稿？怎麽寫的？揭發批判的內容是什麽？已經記不清楚了。記得清楚的是，寫完叫大家簽名，我也簽了，參與了作惡。但簽名後，看見一個矮個子的陳姓男同學拒絕簽名，他沒有多餘的話，隻是冷冷地拒絕，顯示出與眾不同的獨立思考的風範。值得慶幸的是，我班沒有出現過打罵老師和鬥爭老師的行動。
在我的記載中，成都五中揪出了近20位教師職工，包括學校的教務主任，占全體教職工人數近五分之一。他們中有些人甚至被學生毒打，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叫曾昭蓉的青年女老師，她是政治課老師，又是當時初三（4）班的班主任，被學生剃了陰陽頭，毒打得鮮血淋漓。據說曾昭蓉老師是在四清中被工作組重點清理的對象，其原因和她在上課時的某些越界言論有關，被學生揭發，反映了上去。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環境中，學生也被鼓動起來告密，致使為人師者在傳道、授業、解惑的工作中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五中的校長叫漆瑤光，是一個一輩子從事教育工作的老先生，高身，瘦削，待人溫文儒雅，笑容可親，即使在初一年級的學生麵前也是如此。他是黨外人士，並無什麽職權，平時主要致力於提升學校的教育質量和學生的素質。一九六二年我剛進五中時，學前教育是學習漆校長編撰的《中學生文明行為細則三十三條》，其中的內容極為詳細具體，除了規範教室紀律和尊敬師長的條款之外，還包括“兩人同行不先步，兩人同坐不並股，兩人同食不先筷，…”等行為舉止方麵的內容。這正合君子所謂“言語有時，趨步有方，飲食行立有班行，雖街市遨遊，不得逾越尺寸”的規矩。這種君子條例，一副溫良恭儉讓的模樣，逆革命造反精神而動，此時自然成了批判對象，被熱血沸騰的學生們口誅筆伐。好在漆校長本人並未被觸及皮肉，也未被關進牛棚被監管勞改。
君子受辱之際，自然是痞子橫行之時。從此，“狗娘養的”、“砸爛狗頭”、“王八羔子”、“混賬王八蛋”、“滾他媽的蛋”、“老子要…”之類的惡言穢語充斥於校園之中，塗鴉於大字報之上，暢行於街頭裏巷之間。其流毒之深遠，當時誰能預料？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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