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反主任李韶九由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派去的去福田肅抓 AB團 ，毛澤東是總前委書記。他隨身帶著1930年12月3日《總前委致省行委信》。信中指出：“黨內地主富農成分現在舉行大規模叛變。此問題在贛西南還是異常嚴重，必須用敏捷手段立即鎮壓下來。紅軍中危機已得挽救，地方的危機必須迅速挽救。據此間所獲AB團劉天嶽、周赤、曾昭漢供出現在省委省蘇工作之李白芳、江克寬、小袁老曾①，紅軍學校之曾國輝，遂川之劉萬清都是AB團要犯。周赤並供段良弼是AB團，龍超清是AB團。除龍超清已由此間直接訊辦外，特派李韶九同誌率一連代表總前委及工農兵革命委員會幫助省委省蘇捕捉李白芳等並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以全部撲滅。”指示信提出為“防AB團聞信暴動，故處置亦須迅速，二十軍須找得線索來一個大的破獲”，信中要求江西“省委接到此信務必會同李同誌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這封信就是由李韶九本人帶到江西省行委所在地——富田。正是有了這一尚方寶劍，有恃無恐的李韶九把肅AB團的錯誤推向了極致，在富田濫捕濫殺、草菅人命，由此激起了紅二十軍官兵的強烈不滿。12月13日為了自救，紅二十軍部分官兵在劉敵的率領下采用極端的軍事行動方式與之對抗，福田事件爆發，又加劇了事態的惡化。事變之後，劉敵等喊出“反對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
富田事變爆發後，總前委於12月30日發布的《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中也確認李韶九是總前委派去的。信中指出：由於“紅軍中AB團要犯劉天嶽、曾昭漢以及龍超清、梁鼎元、江克寬、周赤等口供，多方證明省行委內安了江西AB團省總團部，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為其首要。總前委為挽救贛西南的革命危機，派李韶九同誌前往富田捕捉。”這再次證實，富田事變的發生與總前委的指示是直接相關的。
對富田事變的性質最早定性為“AB團領導的反革命叛變”的既不是中共中央，也不是共產國際遠東局，而是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富田事變發生一星期後，在《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中就斷定：富田事變是“AB團取消派合作的叛變”，是“勾引白軍很快的進攻富田很快的進攻東固”的陰謀，是“擁蔣反共”、“進攻蘇維埃”、“推翻工農政權”的反革命叛變。這一錯誤的定性得到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支持，由此也成為半個多世紀以來“證據確鑿”的“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反革命事變”的“鐵案”。
富田事變的發生，毛澤東是有責任的。但源於江西贛西南後蔓延於全國各蘇區且持續時間長達5年之久的肅AB團運動並非自始至終就是毛澤東一手導演的悲劇。贛西南蘇區肅AB團鬥爭始於1930年5月。但1930年5月-10月，贛西南黨內大張旗鼓的肅AB團的責任者是贛西南特委而非毛澤東。因為這一期間毛澤東和紅軍主力不在贛西一帶活動。毛澤東在肅AB團問題上的主要責任則是在10月打下吉安後，得到了來自江西地方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的匯報，產生了AB團大量地混入贛西南黨和政府的錯覺，由此作出了依靠紅一方麵軍的力量“挽救”贛西南黨和政府“危機”的決策。最終釀成主力紅軍11月黃陂肅反和12月富田事變的發生。這一期間，作為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書記的毛澤東是應負責任的。然而，自1931年後，毛澤東的主要精力放在打破敵人“圍剿”的軍事戰爭上，加之後來他本人又屢遭王明“左”傾錯誤的迫害，逐步失去了對蘇區黨和紅軍的領導權，回後方從事查田運動和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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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富田事變及肅AB團責任問題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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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位黨校的教授，除了相關史料，文章應該有“正確”立場和尺度，否則文章發表和教職都是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