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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近代500年裏，中國在發明創新方麵對世界的貢獻幾乎為零，不要說與美國、英國比，我們甚至連瑞士的一個零頭也達不到。再過五十年、一百年重寫世界發明創新史，中國能否改變過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我們能否持續提升中國人享有的自由。
一、近代500年裏，中國的發明創新幾乎為零
中華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並且是唯一延續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國有過輝煌的發明創造，為人類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在過去500年，中國在發明創造方麵乏善可陳。讓我用數字說明這一點。
根據英國科學博物館的學者Jack Challoner的統計，從舊石器時代（250萬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間產生了1001項改變世界的重大發明，其中中國有30項，占3%。
這30項全部出現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項重大發明的18.4%，其中最後一項是1498年發明的牙刷，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項重大發明。在1500年之後500多年全世界838項重大發明中，沒有一項來自中國。
經濟增長源自新產品、新技術、新產業的不斷出現。傳統的社會隻有農業、冶金、陶瓷、手工藝等幾個行業，其中農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現在我們有多少個行業？
按照國際多層分類標準，僅出口產品，兩位數編碼的行業有97個，4位數編碼的行業有1222個，6位數編碼的行業有5053個，而且還在不斷增加。
這些新的行業全是過去300年裏創造的，每一件新產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在這些眾多的新產業和新產品中，沒有一個新行業或重要產品是中國人發明的！
以汽車產業為例。汽車產業是1880年代中期由德國人卡爾·本茨、戴姆勒和邁巴赫等人創造的，之後經曆一係列的技術進步，僅從1900到1981年間，就有600多項重要創新（Albernathy, Clark and kantrow (1984)）。
中國現在是第一汽車生產大國，但如果你寫一部汽車產業的技術進步史，榜上有名有姓的發明家數以千計，裏邊有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意大利人、美國人、比利時人，瑞典人、瑞士人、日本人，但不會有中國人！
即使像冶金、陶瓷、紡織等這些在17世紀之前中國曾經領先的傳統行業，過去三百年裏的重大發明創造，沒有一項是我們中國人做出的。
我要特別強調一下公元1500年之前和1500年之後的不同。1500年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區域，各區域之間基本處於封閉狀態，一項新技術在一個地方出現，對其他地方的影響微乎其微，對人類整體的貢獻非常有限。
比如說，東漢的蔡倫於公元105年發明了造紙，但中國的造紙技術到公元751年後才傳到伊斯蘭世界，又過了三四百年才傳到西歐。我上小學的時候，練字還得用“土盤”，用不起紙。
但1500年之後，全球開始一體化，不僅技術發明的速度加快，技術擴散的速度變得更快，一項新技術一旦在一個地方出現，很快就會被其他地方引進，對人類整體的進步發生重大影響。
比如，德國人於1886年發明了汽車，15年之後，法國成為世界第一汽車生產國，又過了15年，美國取代法國成為第一汽車生產大國，到1930年，美國汽車普及率已達到60%。
因此，1500年之後，創新才真正有了國家間的可比性，誰優誰劣一目了然！中國在過去500年沒有做出一項可以載入史冊的發明創造，意味著我們對人類進步的貢獻幾乎為零！比我們的祖先差遠了！
我還要強調一下人口規模問題，國家規模有大有小，國家之間簡單比較誰的發明創造多，容易產生誤導。
理論上講，給定其他條件，一個國家的人口規模越大，創新越多，技術進步越快。並且，創新之比與人口之比是指數關係，不是簡單的等比例關係。原因有二：第一，知識在生產上具有重要規模經濟和外溢效應；第二，知識在使用方麵不具有排他性。
10多年前，美國物理學家Geoffrey West等人發現，在城市生活中，人類的發明創造與人口的關係遵循正5/4指數縮放規則：如果一個城市的人口是另一個城市的10倍，那麽，發明創造總量是後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
以此來看，中國對世界發明創新的貢獻與中國的人口規模太不成比例。中國人口是美國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國的20倍，瑞士的165倍。
按照知識創造的指數縮放法則，中國的發明創造應該是美國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國的42.3倍，瑞士的591倍。但實際情況是，近代500年裏，中國在發明創新方麵對世界的貢獻幾乎為零，不要說與美國、英國比，我們甚至連瑞士的一個零頭也達不到。
瑞士人發明了手術鉗，電子助聽器，安全帶，整形技術，液晶顯示器，等等。中國人民銀行印刷人民幣使用的防偽油墨是瑞士的技術，中國生產的麵粉有60%-70%是由瑞士布勒公司的機器加工的。
問題出在哪裏？難道是中國人基因有問題嗎？
二、中國的體製扼殺創造性
顯然不是！否則，我們就沒有辦法解釋古代中國的輝煌。
問題顯然出在我們的體製和製度，中國體製的基本特點是限製人的自由，扼殺人的創造性，扼殺企業家精神。
無論政府管製、反壟斷法，還是產業政策、國有企業、宏觀經濟政策，都是阻礙我們國家創新的一些重要的體製和政策，如果這些障礙不清除，中國創新的潛力不可能發揮出來。
1、政府監管
從古到今，政府監管一直是阻礙人類創新的重要因素。產業革命早期，英國議會通過的法律曾明文禁止生產印花棉布，阿克賴特不得不走上法庭為自己生產印花布辯護；路易十四時期，法國政府曾禁止生產和進口棉布，有16000名企業家因違反此法被判死刑。
政府監管通常以保護消費者利益、維護市場秩序的名義出現，但實際上是為了保護既得利益者，不是消費者。
這是因為，創新作為創造性的破壞，意味著用新產品代替老產品，新產業代替老產業，新企業代替老企業，一定會動既得利益者——現有企業、現有行業的奶酪。
監管部門打著保護消費者利益的借口，但這個借口是不成立的，因為它忽略了市場的聲譽機製。它假定市場上每個人都在試圖騙人，其實企業家明白，商業上的成功要靠好的聲譽。
2、反壟斷法
《反壟斷法》其實應該叫《反競爭法》，因為反壟斷法所反的那些行為正是市場中企業的競爭手段，尤其是通過創新來競爭的措施。
傳統經濟學把壟斷和競爭的定義完全搞錯了。經濟學教科書中講的最理想的競爭是 “完全競爭”！所謂的完全競爭，就是眾多廠家以相同的技術、相同的成本生產完全相同的產品，收取相同的價格。
正如哈耶克指出的，這實際上是沒有競爭。這樣的完全競爭和創新是不相容的，隻要有創新，競爭一定是“不完全的”，一定會導致所謂的“壟斷”，因為創新就是做與別人不一樣的事情。
市場份額其實是對創新成敗的最好檢驗，越成功的創新，吸引的客戶越多。但按照傳統經濟學的定義，客戶多了、市場份額大了，就限製了競爭。所以不難理解，曆史上受反壟斷法折磨最多的企業基本上都是創新能力最強的企業。
中國人幾乎都在用微信，騰訊獨此一家，但是它仍然得不斷創新，因為總有人虎視眈眈。可以設想，如果馬化騰高枕無憂，認為自己享有壟斷地位，可以剝削消費者了，我想用不了一兩年他的公司就會徹底完蛋。
反對市場競爭中形成的優勢地位，其實就是反創新，因為所有創新，按流行的經濟學定義，都會形成壟斷，而且越大的創新，越有商業價值的創新，壟斷程度越高。如果你做了一個小的創新，也起不了大作用，但顛覆性的創新，就會形成所謂的壟斷。
3、產業政策
我曾經講過，由於人類認知的局限和激勵機製的扭曲，產業政策注定會失敗。凡是國家產業政策鼓勵的行業，不搞砸是不會罷手的。這裏講一下產業政策如何扭曲企業家精神、阻礙創新。
首先，產業政策一定會導致尋租行為。有產業政策就有市場準入、信貸、稅收、土地等方麵的區別對待，誰能得到支持，誰不能得到支持，完全由政府官員說了算，這就帶來壟斷租金，實際上也是政策性的套利機會。最擅長尋租的人就會與政府搞關係，拿到優惠的人通常是尋租高手，而不是創新能手。
其次，產業政策使套利比創新更有利可圖。創新是實實在在真金白銀的投入，要熬很長的時間，套利則容易得多。比如說政府補貼新能源汽車，想辦法弄到牌照就可以拿到補貼，有些企業不生產汽車仍然得到每輛車20萬的補貼。有這麽好的套利機會，為什麽要創新呢？
再次，產業政策會誤導企業家的投資選擇。本來在市場中，企業家投資什麽，或者創新於哪方麵，要看市場前景，產品是不是有利可圖。而有了產業政策的誘惑，企業家投資什麽不是看其市場前景，而是看是否容易得到政府的資助和支持。這就像大學教授申請研究課題經費一樣，不是看什麽題目最有意義，而是看什麽題目好拿錢。
最後，產業政策導致嚴重的不公平競爭。得到政府支持的企業處於優勢地位，而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企業處於劣勢，即使後者的產品更有市場前景。前一類企業由於政府補貼可以賣得很便宜，更優秀的企業、更具創新的企業反而競爭不過不具創新力而隻會尋租和政府搞關係的企業。
4、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由於激勵機製的扭曲和管理體製的約束，一定是短期行為，不可能有積極性創新。創新是先虧損，熬過很長時間才可能盈利，國有企業領導人不可能有這樣的耐心。
國有企業在某種程度上阻礙著民營企業的創新。這有六個原因：
一是為了維持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就要對市場施加準入限製，導致民營企業不能進入一些最需要創新的領域，壓縮了民營企業的創新空間。
二是國有企業擠占了民營企業創新需要的資源，特別是信貸資本。時至今日，大部分的銀行貸款仍然是流向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融資很難，而且融資成本很高。
三是國有企業的低效率給民營企業提供了套利空間。如果一個地方存在大量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套利很容易，就不會有動力創新了。
四是當國有企業作為客戶存在的時候，民營企業作為供應商，產品是否賣得出去與其創新能力、產品質量關係不是很大，這些民營企業更可能靠找關係賣東西而不是靠產品質量和價格的優勢來賣東西，這本身就使得民營企業創新的積極性降低。
五是當國有企業作為上遊供應商時，像電信行業、公用事業部門，它們的法定壟斷地位會阻礙下遊企業的創新能力。
六是國有企業的存在降低了整體經濟的自由競爭程度，也導致民營企業創新的動力不足。
5、宏觀經濟政策
宏觀經濟貨幣政策也會阻礙企業家創新。
根據熊彼特的商業周期理論：經濟的發展一定是新產品、新技術、新企業淘汰老產品、老技術、老企業的過程，創新周期決定了商業周期。用貨幣政策刺激總需求，一定會延緩和阻礙這個淘汰過程，從而有害於創新和經濟的長期增長。
有研究顯示，許多創新活動在衰退的低穀開始。原因是，當市場已經飽和的時候，企業無法從舊有和已經成熟的產品中獲利，便隻能求助於通過創新降低生產成本或推出新產品。
當企業因為產品銷售不好出現困難的時候，如果政府用信貸政策救企業，就會使得套利比創新更有利可圖，從而阻礙創新。
三、創新說到底就是自由
其實創新說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亂想，那就會有創新，你不會為了你的想法去冒險的時候，創新是不可能的。
中國人最具創造力的時代是春秋戰國時期和宋代，這不是偶然的。這兩個時代也是中國人最自由的時代。
公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東方昏暗。公元1500年之後，西方一些國家經過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們卻原地踏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我必須強調，自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當心靈不自由的時候，行動不可能自由；當言論不自由的時候，思想不可能自由。隻有自由，才有創造。
讓我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今天，飯前便後洗手已成習慣。但是，1847年，匈牙利內科醫生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Ignaz Semmelweis）提出醫生和護士在接觸產婦前需要洗手的時候，他冒犯了同行，並因此丟掉了工作，在一個精神病院死去，終年47歲。
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的觀點基於他對產褥熱的觀察，當時他所在的醫院有兩個產房，一個服務於富人，由專業醫生和護士精心照料，這些醫生不斷在接生和解剖屍體之間轉換工作；另一個服務於窮人，由接生婆負責。
他發現，富人得產褥熱的比例是窮人的三倍。他認為，原因是醫生不洗手。但他的看法與當時流行的醫學理論相矛盾，他也不能對自己的發現給出科學證明。
人類的衛生習慣是怎麽改變的？這與印刷機的發明有關。 1440年代，德國企業家約翰內斯·古騰堡發明了活字印刷機。印刷機使得書籍和閱讀普及開來，許多人突然發現，他們原來是“遠視眼”，由此對眼鏡的需求出現了爆發式的增長。在印刷機發明一百年後，歐洲出現了數千家眼鏡製造商，並由此掀起一場光學技術的革命。
1590年，荷蘭眼鏡製造商JANSSEN父子把幾個鏡片累在一起放一個圓筒裏，發現透過玻璃所觀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發明了顯微鏡。英國科學家Robert Hook用顯微鏡發現了細胞，引起了科學和醫學一場革命。
但最初的顯微鏡分辨率並不高，直到1870年代，德國鏡片製造商Carl Zeiss生產出了新的顯微鏡，它是基於精確的數學公式構造的。
正是借助這種顯微鏡，德國醫生羅伯特·科赫等人發現了肉眼看不見的微生物細菌，證明當年匈牙利醫生塞麥爾維斯的觀點是正確的，由此創立了微生物理論和細菌學。正是微生物學和細菌學的創立，逐步改變人類的衛生習慣，並由此導致人類預期壽命的大幅度延長。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當初古騰堡的印刷機被禁止使用，或者隻被允許印刷教會和行政當局審查過的讀物，那麽，閱讀就不會普及開來，對眼鏡的需求就不會那麽大，顯微鏡和望遠鏡就不會被發明出來，微生物學就不會創立，我們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類的預期壽命也不會從30多歲增加到70多歲，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間了。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過去300年發明創造所積累的技術的基礎上，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每一項重要技術和產品，都是別人發明的，不是我們自己發明的。我們隻是套利者，不是創新者，我們隻是在別人建造的大廈上搭建了一個小閣樓，我們沒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牛頓花了30年的時間發現了萬有引力，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搞明白了萬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稱自己用三個月的時間走過了牛頓30年的道路，你們一定覺得可笑。如果我再反過來嘲笑牛頓，那隻能說明我太無知！
我們常說中國用世界7%的可耕地養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我們需要問一問：中國何以做到這一點？簡單地說，就是大量使用化肥。中國人食物中大約一半的氮來自無機化肥。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國人會餓死。
氮肥的生產技術是那來的呢？是100多年前，德國科學家弗裏茨·哈伯和BASF公司的工程師卡爾·博什發明的，不是我們自己發明的。
1972年尼克鬆訪問中國後，中國與美國做的第一單生意，就是訂購13套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最現代化的合成氨尿素生產設備，其中8套來自美國的 KELLOGG公司。
我想用一下泰勒•考恩教授說的比喻：我們製度改革為什麽這麽快?我們采集了大量的“低垂的果實”，但這個果實是會采摘殆盡的，所以未來還是要依賴於我們自己去栽樹，讓世界其他人也能采摘我們種的樹。
再過五十年、一百年重寫世界發明創新史，中國能否改變過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我們能否持續提升中國人享有的自由。因為，隻有自由，才能使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和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使中國變成一個創新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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