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中美經貿關係出路: 中國深化改革，美國調整認知
題記：2019年10月27日上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和上海紐約大學聯合舉辦論壇，主題為“中美經貿關係—尋求新的出路”。本次論壇還發布了包括5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內的37位有國際影響力的經貿專家和法學專家簽名的聯合倡議書。本文根據北大國發院教授盧鋒在本次論壇上的演講整理。
今天發布聯合倡議主題，是探討中美經貿關係新出路(A way forward)。任何一種關係處於正常狀態時，一般不會嚴肅討論出路問題。然而近兩年來，貿易戰持續發酵使中美關係麵臨嚴峻考驗：雙方加征關稅措施涉及進口規模達幾千億美元之巨，兩國政府已進行十幾輪高級別經貿磋商試圖尋求和解之道，這些在中美關係史以及國際經貿史上都實屬前所未有。應對目前形勢，確實需從不同角度探尋破解困局新思路。
為什麽曾經取得巨大成就的中美關係似乎突然遭遇冰點？為什麽美國去年初竟然訴諸301調查單邊措施挑起中美貿易爭端？簡化而言，可以把諸多矛盾分歧因素歸結為美方兩大認知問題：一是美國如何看待中國經濟追趕，二是美國如何看待中國體製轉型。認知誤解背後的複雜時代內涵與巨大利益纏繞，決定了兩國分歧與爭議的長期性與深刻性。要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兩國關係再平衡，美國需調整對中國發展方式與體製轉型的認知心態，基於自身利益接受中國現代化發展大趨勢；中國則需以自身現代化根本目標為本位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快向高質量開放型市場經濟體製轉型。
首先討論美國如何看待中國經濟追趕派生所謂兩強博弈問題？上世紀90年代中國國內改革突破釋放體製創新效應，進入新世紀後中國經濟實現超預期強勁增長，似乎在不經意之間顯著改變中美經濟實力對比與全球經濟格局。這個快速演變過程給作為長期居於領先地位的美國帶來危機感和焦慮感，從大國博弈角度看派生所謂“老大老二”或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問題。
這個問題提出並非始於特朗普政府，而是後危機時代美國對華政策調整的產物。北大國發院與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合作過去十年持續進行每年兩次的民間中美經濟對話，2011年元月中旬我們赴美對話得到一個突出印象，就是美方交流對象無論是學界專家、商界人士還是政府官員，不約而同地提出所謂對中國“幾個基本判斷能否繼續成立”問題，集中表達當時美方重估對華關係與政策的意圖。其中有一點質疑“中國願意接受國際規則並在參與製定未來國際規則上發揮積極作用的判斷能否繼續成立？”顯示後危機時期美國開始從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關係角度審視中美關係，成為21世紀美方對華政策第二次辯論重要議題 ，並在幾年後得到更為學術化的“修昔底德陷阱”範式表達。
中國作為新興大國發展權無疑不容否定，中國經濟現代化是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曆史進程，近14億人口大國經濟成長必然會對全球格局和治理方式產生顯著影響，也自然會對中美關係產生回應與影響。就此而言，在全球經濟格局演變環境下，守成霸主和新興大國關係調整與博弈具有必然性與長期性。然而觀察經濟領域多方麵條件，這個調整過程並非注定會落入零和遊戲和相互對抗陷阱。
第一，中國經濟起飛是通過逐步開放和融入全球經濟體係實現的。開放與合作共贏符合中國自身發展根本利益，是中國經濟現代化道路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區別於曆史上強強爭霸兩敗俱傷的客觀依據。中國開放發展道路選擇及其路徑依賴效應，使得中國出於自身根本利益考量會成為既有國際規則維護者和建設者，決定了中國參與和推動國際治理改革在本質上是補台而非拆台。美方對華戰略設計需加深認識這個基本條件並重視其政策含義。
第二，與第一點相聯係，我們看到麵對近年中美經貿摩擦和外部環境變化形勢，中國決策層一方麵堅持原則並堅定回應美方單邊措施，同時主動積極實施多方麵擴大開放重大舉措。中國以堅持改革開放作為應對外部環境變化支配策略的正確方針和行動，有助於廣大貿易夥伴與中國共同發展並更好共享中國經濟成長利益，也有利於國際社會接受與歡迎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從而對美方少數強鷹派零和遊戲思維和政策衝動構成製約。
第三，中美經濟客觀呈現的深度互補結構，有助於雙方合作求解並抑製對抗。這一點在貿易結構中穩定頑強地表現出來：後危機時期中國經常賬戶順差占GDP比重從接近10%高位大幅下降到去年不到1%，然而對美順差占美國外部逆差總額比重仍在趨勢性上升，顯示超越階段性特征的市場和經濟規律力量要求兩國經濟融合而不是脫鉤，換言之如果選擇一味衝突對抗雙方都要在經濟領域支付難以承擔的機會成本。
由此可見，雖然“老大老二”關係難免存在博弈因素，特定條件下甚至會麵臨短期爭議加劇的困難與風險，然而從長期看仍存在合作解。
其次是美方如何看待中國經濟轉型？由於對一段時期以來中國經濟體製演變新態勢新特點解讀出現偏差，美國精英和決策層產生某種失望和懊悔心態：失望是因為中國入世後經濟體製演變並未按照美國和西方戰略家世紀之交推測預判軌跡展開，懊悔則源自美方自認為幫助中國經濟崛起並使自身利益受損的誤解。2018年元月我們訪美進行第17次民間經濟對話，在與美方各界精英尤其是官員交流中清晰感受這方麵共同情緒，預示美方對華政策即將朝強硬方向發生重要調整。
這個問題對中國而言特殊意義在於，如果說管理“老大老二”關係在直接利益上更多體現為中美雙邊議題，對中國體製轉型特點解讀偏差在中國與其它發達國家關係中也不同程度表現出來。例如近年WTO改革醞釀討論中，美歐日“三邊進程（trilateral process）”六次舉行貿易部長會議發表聯合聲明，試圖構造規範所謂非市場經濟體製扭曲的新一代多邊經貿規則，大部分內容不點名針對中國經濟體製政策某些特點。近年中國與歐盟就執行中國入世議定書第15條“日落條款”發生爭議並訴諸WTO爭端解決機製（DS516），歐盟就中國體製扭曲發布400多頁長篇報告作為訴訟材料呈交WTO，其中某些誤讀觀點比美國2017年底第二份所謂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報告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個問題重要而複雜，與第一個問題客觀存在聯係，這裏簡略提幾點個人分析探討觀點。
第一，中國經濟的發展成就和外部競爭力提升，根本上不是由於中國經濟體製局部仍存的不完善因素，而是得益於向開放型市場經濟體製轉型階段性成功所釋放的體製創新活力。如中國外貿規模近年達到四萬多億美元躍居世界首位，對美雙邊貿易錄得幾千億美元順差，這些成就是中國企業——包括美國和其它國家在華外資企業在市場競爭環境中創造的。數據表明，近年中國出口民企貢獻近半，外企貢獻約四成，國企僅貢獻約一成；這些從一個側麵顯示，中國經濟國際競爭力曆史性提升，是中國改革開放實質性消除傳統計劃體製係統扭曲並釋放市場競爭活力的結果。毋庸諱言，中國經濟體製仍存不完善以至局部扭曲因素，有待通過深化改革逐步消除和完善，然而把中國競爭力歸結為扭曲顯然不正確。
第二，改革不等於複製外國體製，是中國體製轉型的既定方針與明確原則，有外國朋友推測中國經濟體製“與WTO其它發達成員國體製趨同”，這方麵判斷偏差有待自我調整。中國經濟體製係統轉型始於上世紀70年代末，1987年中共舉行十三大時已明確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製”這一基本命題。此後，每五年一次的中共黨代會政治報告主題，無一不包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鍵詞。客觀觀察不難看出，在中國執政黨以及中國社會主流理念層麵，從來沒有把複製西方製度或製度趨同看作體製轉型目標；事實是中國始終強調自身特色，高度重視依據中國具體國情選擇發展道路與體製政策。學習西方同時拒絕西化，是當代中國經濟體製改革演進的基本特征之一。
第三，中國過去40年改革開放與經濟體製再選擇，基本動因是依據實事求是原則務實解決自身經濟和社會發展麵臨的重大現實問題，從體製轉型動力學角度看具有問題導向與壓力倒逼特點。人民公社體製下國民低水平溫飽難以得到普遍性滿足，成為推動最初農業改革的決定性動力；應對大量勞動力缺乏非農就業機會以及南方個別邊境地區大批群眾逃港問題，對最初特區開放政策破冰產生重要助推影響。在最初改革開放取得超預期成效後，適應問題層出不窮改革開放不斷拓展的內在邏輯，中國決策層與社會各界不斷總結經驗與時俱進，到上世紀90年代初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目標，並在90年代中後期進一步實施係統改革開放突破並加入WTO，使得開放型市場經濟體製創新取得實質性進展。中國體製轉型從來都不是徑行直遂的，目前體製不完善對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不利影響進一步顯現，深化改革仍麵臨“行百裏者半九十”的挑戰性與緊迫感。回顧過往，展望未來，有理由相信中國仍會以自身長期發展與現代化根本利益為本位，繼續推動中國經濟體製轉型的曆史進程。
中美兩國關係目前麵臨困難，然而更多現實經驗證據提示兩國經濟存在廣泛而深刻的互補性，通過必要磨合在更為合理平衡基礎上拓展深化雙邊合作，是客觀經濟規律的內在要求。兩國需直麵與應對幾十年成功合作累積派生的矛盾問題，然而最終是基本經濟規律力量而不是特定政治意願決定曆史進程。
中國需以自身現代化為本位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美國則應認清時代發展趨勢並調整認知回歸理性，如此擴大交集化解歧見，則僵局自破而新局可期。經過曲折磨合，從長遠看兩國經濟更可能再“掛鉤”與深“掛鉤”，而不是相互分離與“脫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