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經曆的北大留學生樓陪住
－－作者：夏曉虹
緣起
我是恢複高考後錄取的第一屆大學生，1978年春進入北京大學中文係讀書。第二年即被派去留學生樓陪住。這個日期在我們班長岑獻青的日記中有明確記錄，即1979年3月6日：“部分同學被抽調到留學生樓陪住，其中有：郭小聰、高小剛、劉德聯、劉誌達、查建英、龔玉、吳北玲、王小平、張繼淩、夏曉虹、楊柳、郭麗平、郝秀竹、沈楚瑾、宋紅、江錫銓等。”（《文學七七級的北大歲月》，新華出版社2009年版）其中男生5名，女生11名，這應該是我們班陪住人數最多時的名單。而全班總共48人，也就是說，1/3的人去了留學生樓。
上述同學中，除了張繼淩與江錫銓，都是北京同學。而首選北京同學陪住，估計出於兩個考慮：一是北京同學說話語音應該更標準，但其實未必，北京話也是方言，並非普通話，所以，普通話說得好的外地同學也有可能增補進來；二是北京同學周末一般都要回家，這也可以給留學生同屋留下一點自己的空間。
當時北大的留學生集中住在學校南門附近的兩座樓，女生在25樓，男生在26樓。兩樓中間的一處是開水房，留學生食堂位於26樓東北。按照《北京大學紀事（一八九八—一九九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的記載，1978年9月，來自五大洲24個國家的71名留學生入學。我陪住的兩年半間，留學生人數應該沒有大的變化，估計在400人左右。
若向前追溯，北大接受留學生始於1952年9月，由於那年高校院係調整，清華大學的14名東歐學生最先確定轉到北大。不過，“東歐交換生中國語文專修班”的名稱沒用多久，當年10月，教育部即批複北大的呈文，因學生成分已有改變，準予定名為“外國留學生中國語文專修班”。這個專修班的首位主任，是由時任北大教務長的周培源先生親自兼任。而第二年3月，學校教務處統計1952～1953學年第二學期學生的注冊人數，外國留學生已達285人（參見夏紅衛、孔寒冰《“北京大學新中國留華校友口述實錄叢書”總序》，舒衡哲口述，賀桂梅、倪文婷訪談《回家的路 我與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紀事（一八九八—一九九七）》上冊），可見增長之快。
而由於進入留學生樓陪住，有了個人相對獨立的空間，我開始記日記。至今保留下來1979年9月24日至1980年6月18日不足一年的記錄，這也是我大學期間唯一寫下的兩本日記。因為疏懶，雖然陪住未結束，我的日記仍無疾而終。所以，具體何時離開留學生樓，搬回到我原先的女生宿舍，目前還無法確定。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是在1981年夏季暑假來臨前的7月。也就是說，大學四年，有一大半的時間，我住在留學生樓裏。到1982年1月，我大學畢業。
陪住的第一個學期，我的同屋是英國留學生黎蔚如。她是華裔，原籍廣東，所以會說粵語。她本來有一位76級的工農兵學員同屋，但因為要在暑假前完成碩士學位論文，黎蔚如希望換一位水平更高的中國同學幫助她，經過考試入學的77級同學自然最合適，我於是進入留學生樓。黎蔚如在夏季回國後，我接著轉為美國留學生範雅卿（英文名Anna Fan）的同屋。安娜也是華裔，但和黎蔚如不同，他們家裏不說漢語，因此，她的中文程度並不比其他留學生高明。安娜本來隻想留學一年，但後來延長了一年。1981年夏從北大畢業後，她轉到中國科學院教英語。
陪住製度應該是“文革”中已經開始，但具體年分還有待確定。大多數留學生對陪住並不拒絕，甚至會認為可以有更多機會學習中文，並通過同屋了解中國。當然，也有一些留學生沒有同屋，他們或者是和家眷同住，或者身份已經是教師。但實際上，管理留學生的“留辦”（“留學生辦公室”的簡稱）是希望所有留學生都有中國同屋的。因為有一位美國學生曾拒絕陪住的安排，說她不習慣和別人同住，留辦仍要求她寫個情況說明。
雖然“陪住”這個詞留辦也在使用，但他們並不滿意和認同。記得一位老師表示過： “我們本來是主人，'陪住’不是反客為主了嗎？ ”不過，這也沒辦法，顯然是找不到更合適的詞語。反倒是留學生中通行的“同屋”， 在歐美學生口中，更使用了帶有昵稱意味的“roomie”，讓中國同學覺得很舒服。
1981年春，作者在北京大學南門
突發事件
陪住期間，留學生中發生過一些不大不的事件，值得一說。
1979年12月6日，發生了留學生聲援柬埔寨難民的事件。由於紅色高棉1975年掌權後，失去民心，越南乘機侵入，數萬難民湧入泰國，在邊境一帶集聚，境遇悲慘，引起國際社會強烈關注。中國的報紙也有相關報道。因此，47個國家338名留學生簽名的聲明以大字報的形式貼到三角地布告欄，引來了大批人觀看。
參與的留學生們對這次活動進行了認真的準備。先經過三次討論，擬定了四點要求， 征集了2800多元捐款。6號下午，他們又派出25人作為代表，兵分三路，把聲明和捐款送到各相關國使館和中國外交部等處。由於安娜全程參與，我的日記對此事件也做了詳細記述。
從組織討論開始，留學生們的態度已表現出很大不同。有的簽名也捐錢，有的隻簽名不捐錢，有的二者都拒絕。其中最熱心的是歐美同學。比如我的同屋安娜，她雖然說自己錢不夠用，卻還是捐了 10美金。最激烈的是高小剛的美國同屋李聰仁（斯科特?克萊門斯），“打定主意想去泰柬邊境，做人道主義救援”，“行李都打好了”，是哈佛博士費能文和其他幾個留學生整夜和他談話，才把他按住（高小剛《陪住》，《文學七七級的北大歲月》）。
不過，美國同學中也有對政治活動不感興趣者，如張繼淩的同屋歐凱妮，據說無論在美國還是中國，從來不看報。她去參加過一次討論，得出“這樣的討論不會有什麽用”的結論，從此不再參與。楊柳的同屋是意大利學生，也去開過一次會，回來說：“美國人很奇怪，他們的國家打了別人的國家，他們又為這個國家出錢。”她對此事也不熱心，說：“可能美國人比較有錢吧，但是我沒錢。”日本學生我隻記錄了佐佐木蓉的說法，因為我覺得她的表述很有意思。她說，沒有看報，不知道柬埔寨發生了什麽事，所以不能簽名；不了解情況就給錢，是不負責任－－這樣說也很有道理吧。
去送捐款和聲明的過程也很有趣。安娜所在的那組六個人，先後去了美國、泰國和越南大使館。美國大使接見了其中三人。到泰國使館也很順利，見到了一等秘書。留學生代表提出，有些同學想去泰國幫助難民。 其時，我的同屋安娜也想過利用寒假到泰國做誌願者。但一等秘書說：“如果你們是醫生或護士，我們歡迎；如果不是，我們不希望你們去難民營。”最難辦的是越南使館。 裏麵的人拒絕接受他們的聲明，他們把聲明扔進使館，那人又馬上扔出來，留學生們隻好悻悻離去。最後走到聯合國救濟開發署駐華代表處，把捐款交給了他們。而在學校討論時，曾有瑞士留學生提出，應當把錢交給設在瑞士的紅十字會，但其他同學不同意。到蘇聯使館的交涉則是另一番情境。不接受聲明的大使館人員，卻問他們是哪個國家的留學生。留學生們極力想把話題拉到難民問題，此人故意回避，轉而大談蘇聯如何好， 鼓動留學生去蘇聯學習，說我國會提供很好的待遇。留學生們很生氣。
無論這個活動有無結果，我對這批熱心的留學生都心存好感。以前讀毛澤東的《紀念白求恩》，其中稱讚白求恩“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做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麽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本來以為這種精神隻有極少數先進者才能具備。但在我身邊的留學生身上，我看到了 “國際主義”已經成為基本的素質與情懷。
還有一件事也留下了印象。一位日本同學沒有請假，私自跑到山東某海濱城市旅遊。拍照時，鏡頭涉及軍事禁區，被認為有搜集情報嫌疑，送回北京。留辦準備給予遣返回國的處分，後來大概查實乃無心犯過， 得以繼續學業，隻是這位留學生最終還是提早退學回國了。
本來以為留學生樓門口有值班室，會很安全，但也發生過盜竊事件。1980年4月23日下午，就在25樓205室的南斯拉夫同學下樓打開水的五六分鍾內，一個竊賊竄入，偷走了她的手表、錢包和眼鏡。住在對門的張繼淩，正好看到了這個女賊坦然坐在房間裏的情形。而此人在得手前，先已敲過幾個房門，借口找人，尋找作案機會。最終，竊賊還是被抓住了，原因就是她太貪心，一次成功，居然再來嚐試。這回又被張繼淩撞見，自然不會讓她再遁逃。此事的後果，固然是大家從此提高警惕，隨手鎖門；但由於門房師傅當時在聊天， 沒有注意到女賊的出入，給了她可乘之機，於 是，加強門衛檢查也順勢而生。
1980年，作者在北大25樓與安娜聊天
文化衝擊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人和外國人接觸還是有禁忌的。雖然對我們來說， 和留學生交往已經成為生活常態，但所有進入25、26樓的人都要詳細登記。登記的後果有時會很麻煩。劉德聯就抱怨過：他的一位朋友曾很生氣地告訴他，說“被領導找去談話，問和北大的外國人有什麽關係”。吳北玲也曾備感憂慮地提到，北大有人去她的男朋友孫立哲的單位調查，弄得孫立哲都不敢到北大來了。這都是因為兩人在留學生樓陪住惹的禍。而外國學生如果和中國學生來往多了，留辦也會很緊張。劉德聯的芬蘭同屋漢努參加了學校的自行車協會，常和中國學生一起活動。留辦也把劉德聯叫去，問他的同屋常和什麽人聯係等等（劉德聯《陪住二三事》，《文學七七級的北大歲月》）。不過，讓留辦沒有料到的是，本來希望隔絕的接觸，反而因為陪住同學的入住而更深入。
出於學習英語的考慮，同屋是美國人為此提供了便利，陪住期間，我也看過一些英文小說，比如約翰?斯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簡易讀本，賽珍珠的《大地》等，印象最深也最喜歡的是奧威爾的《動物莊園》。一邊翻查字典，一邊設想這些適用於動物的生動詞語如何在中文裏找到恰當的對譯詞，我當時的判斷是不可能完美，因而很慶幸我讀了原文。
在此之外，為了方便我的閱讀，安娜也從美國使館借來過很多中英對照的讀物，她看英文部分，我看中文。如斯坦貝克的《人鼠之間》、費滋傑羅的《大亨小傳》，亨利?詹姆斯的《黛絲?密勒》等。這些書基本都出自香港今日世界岀版社，現在大家已很清楚，該社為美國新聞處的文宣機構。而凡是在中國教英語的美國人，都可以向大使館申請得到其贈書。安娜就因此收到過一大箱圖書，包括馬庫斯?坎利夫的《美國的文學》上下冊、康馬傑編輯的《美國曆史文獻選萃》《今日世界》雜誌社編印的《美國大學介紹》，這幾本書至今仍在我家的書架上。
在平日的接觸中，留學生也經常會提出和我們慣常的思路不同的見解，讓我茅塞頓開。看過意大利留學生尼克萊達主演的電影《不是為了愛情》，我表示不喜歡那個“四?五”英雄，他沒權利因為受難就要求補償。而美國留學生柯珮娜（她是安娜的好朋友）最不滿意的是：“怎麽可以由兩個男人商量決定誰應該要她，而不問問那個女孩的意見！”她認為，應該是那個女孩愛誰，誰才可以得到她。由此抉發出影片不自覺帶有的男性中心意識。
不過，有些觀念我還是無法接受。比如安娜講到她姐姐因為每周要坐飛機去上課，花銷太大，向她借錢，還要付利息。我表示不理解。安娜覺得這很正常，她姐姐也滿意，因為借她的錢，利息比銀行低。
而對我衝擊最大的應該是留學生之間發生的婚戀故事。其實，剛從"文革”中走出，說到與“性”相關的話題，我還是羞於啟齒。為了給我啟蒙，柯珮娜和安娜曾經找了一本英文書，讓我看其中表現懷孕過程的大量圖片。在這樣蒙昧的背景下，我住進了留學生樓。
應該與置身異國、多少會感覺孤單有關，交男女朋友在這裏是常態。有些隻是臨時性的，猶如今日所謂“抱團取暖”；但也有很多留學生是認真的，終結良緣。其中最著名的是木村英樹與佐佐木蓉這一對。1999年，我被學校派去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書時，又和木村教授成了同事，真是有緣。也是陪住後我才知道，海外華人社會有些也很保守。我聽來自德國的俞明珠與俞明寶姐妹抱怨過，在德國時， 華裔男生、女生即使有婚約，也不能牽手在街上走，否則會挨罵的。
我的第一位同屋黎蔚如有一個蘇丹男朋友，她是認真的，回國後，還準備到蘇丹去訂婚。最終止步於直布羅陀海峽，她朝著蘇丹方向痛哭了一通，還是折返回國。畢竟， 要在蘇丹生活一輩子，這個決心很難下。和非洲學生談戀愛，在當時的我們看來很稀奇，總覺得膚色是個很大的障礙。但後來發現，這並非個別現象。當然，比較而言，被接受的非洲學生基本都來自北非，他們的栗色皮膚是許多留學生審美中的極致。那時， 經常可以看到歐美學生趴在陽台或校園的草坪上暴曬，希望膚色能變深。
不過，我所知道的與非洲學生的戀愛都沒有結果，除了自身的原因，父母的反對也是巨大阻力。而父母幹涉的情況多半出自華人或日本家庭，歐美學生的自主性會更強。
而我所親曆的中外學生聯姻，最早是在1980年5月，加拿大留學生馬梅蘭與北大學生小朱結婚。兩人去海澱區政府領了結婚證，包括我的同屋在內的幾位留學生一起送了賀禮。7月馬梅蘭回國，小朱也隨之轉去加拿大上大學。我的同學楊柳對此事的評論是：“我不相信什麽愛情的力量。”我也認為，馬梅蘭做事很有主見，而小朱則可能有別的用心。這也反映出我們當時的偏見。
文娛活動
在留學生樓陪住的一個好處是，可以觀賞很多文藝演岀。一般情況下，留辦每周都會組織留學生看一場電影或一出戲劇。電影票通常也發給陪住生，戲票因比較貴，往往隻限於外國學生。不過，很多留學生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不能觀看，把票轉給了同屋，或請其他不去的朋友領出票來轉讓，這樣，我們的機會仍然很多。
除了影院與劇場，留學生樓裏的電視房也是我們經常流連的地方。根據我的日記，陪住期間，我確實是電視房的常客，隻要沒外出，幾乎都會在那裏岀現。以致安娜認為我不用功學習，不是看雜誌，就是看電影，並稱我為“movie fan”。現在“fan” （粉絲）這個詞已經很流行，而當初我也承認安娜說的是事實。
這裏僅以1980年1月的日記為樣本，呈現我的觀影（劇）情況。需要說明，在此期間， 我還要準備哲學、古代文學史和當代文學史三門考試，已經減少了觀看次數；而且因為天冷，一些留學生在房間裏用電爐取暖，25樓多次停電：
1日（周二）：在家看電視，國產片《小字輩》。
2日（周三）：在家看電視，國產片《秋翁遇仙記》、電視劇《在漩渦中》。
4日（周五）：晚上不斷停電。
5日（周六）：在電視房，看美國電視連續劇《從大西洋底來的人》。
6日（周日）：在電視房，看國產片《山鄉風雲》。
8日（周二）：去青藝劇場看話劇《猜一猜誰來吃晚餐》。
9日（周三）：本想看卓別林的電影《尋子遇仙記》與《悠閑階級》，沒買到票。
12日（周六）：回家看電視，《從大西洋底來的人》第二集。
13日（周日）：在家看電視，長春話劇團演出的《救救她》。
14日（周一）：回校，晚上停電。
15日（周二）：在電視房，看國產片《風雲兒女》。
17日（周四）：哲學考試，晚上停電。
19日（周六）：在電視房，看《從大西洋底來的人》第三集。
20日（周日）：中午去民族文化宮，看香港影片《俠骨丹心》。
22日（周二）：在電視房，看國產片《春雨瀟瀟》、京劇《打漁殺家》。
26日（周六）：在電視房，看《從大西洋底來的人》第四集。
28日（周一）：古代文學史考試。
30日（周三）：在北京市工人俱樂部看話劇《西出陽關》。
31日（周四）：晚上不斷停電。
總計在這一個月裏，我看了6部電影、5集電視劇、4場戲劇。與此同時，還有學滑冰、打牌、整理郵票等，也占用了不少時間。顯 然，相比其他沒來陪住的同學，我們有了更多接觸最新影視作品的機會。
此外，有些電影或戲劇演岀是自己購票或留學生招待的。印象最深的是日本留學生木田知生邀請我和宋紅、木村、佐佐木一起，到前門觀看京劇《趙氏孤兒》。不僅戲劇情節動人，扮演程嬰的馬長禮無論唱作，也都格外精彩（1979年12月5日日記）。觀賞京劇《謝瑤環》也是沾了木村與木田的光，他們買了票又不想去，送給了我和宋紅。這場戲演員陣容整齊，杜近芳與葉少蘭分飾兩位主角，贏得了滿堂掌聲（同上12月24日日記）。
陪住期間，我還有混入友誼賓館看電影的經曆。說是“混入”，是因為友誼賓館的電影館主要對住在裏麵的房客或外麵的外國人開放；如果是中國人，也應與住宿者熟識。我和安娜、柯珮娜曾一起夫看過美國電影《蝙蝠》，因電影票不賣給中國人，於是先由純粹西方人模樣的柯珮娜進去買票，我和安娜在門口糾纏了許久，與裏麵一位朋友通了電話，才得以登記進入（1980年4月25日日記）。可見那時為了看電影，我有多瘋狂。
安娜的姐姐學的是鋼琴伴奏，姐夫是著名的黑管演奏家，多次來中央音樂學院講學。 她的舅舅當時也在中央樂團拉小提琴。在這樣的環境裏，安娜成為西方古典音樂的愛好者原很自然。她有一台錄音機和很多音樂磁帶，所以我們房間裏總是充盈著交響樂或芭蕾舞的旋律。我也是第一次從她那裏聽到了琉特（lute）這種古老樂器的演奏，雖然音聲單調，我還是覺得非常新奇，以致至今不忘。
也是在留學生樓，我初次接觸了境外的流行歌曲。最先聽到的是黎蔚如帶來的兩盒磁帶，現在隻記得其中有歐陽菲菲與鳳飛飛的演唱。由於聽慣了高亢、剛健的歌曲，初聽這些“靡靡之音”時，還真有一點生理上的排斥。 當然，聽久了才覺出好來。同學中倒不乏先知先覺者，1979年，我就為同學李彤轉錄過歐陽菲菲與鳳飛飛、為龔玉轉錄過鄧麗君的歌。當時，這幾位歌手風頭正健，我們欣賞的節律可以說與海外同步。
留辦在春秋兩季也會組織春遊和秋遊。 如1979年深秋去香山，1980年春去密雲水庫和鹿皮關，我都參加了，相冊中也留下了這兩次出遊的照片。
1980年春，北京鹿皮關，北大陪住同學和美國留學生費能文合影
後續影響
1981年暑假後，留學生們搬進了剛蓋好的勺園新樓，陪住同學也一並遷往。不過，隨著留學人數的增多，勺園的房間也越來越緊張。大致以1982級為界，也即是說，從1983年開始，不再為留學生安排新的中國同屋，陪住製度終止了。
同時，學校1981年3月也決定外事處與留辦分離（《北京大學紀事》下冊），意味著留學生管理回歸教育本體，就此看來，陪住的結束倒是體現了對外開放的日益深入，是值得肯定的進步。
今日回顧，在一個思想解放的潮流正在興起，而“文革”禁錮尚未完全打破的時代，到留學生樓陪住的經曆，已經成為我的大學生活中最難忘懷的記憶。而對於許多人，這份影響甚至會伴隨一生。我們班同學集體編寫過一本《文學七七級的北大歲月》， 其中有三篇半（劉德聯、高小剛、張繼淩三文加上郭小聰的一節）以陪住為話題。許多同學也將這份同屋友誼保持至今，如張繼淩三十多年來，一直信守當初為歐凱妮修改中文日記的承諾（《一個承諾，一份堅持》，《文學七七級的北大歲月》）。
79級同學劉一之與王友琴的日本同屋矢野賀子也是幾十年的摯友，至今兩人還同在日本一所高校任教。最有名的例子當屬76級學生、著名詩人企業家黃怒波，他在留學生樓陪住過一位冰島學生，此人的夫人後來做到冰島外交部長。在冰島出現經濟危機時，出於同屋友情，黃怒波曾捐資一百萬美金，成立了 “中冰詩歌基金”，舉辦“中冰詩歌節”。2011年，黃怒波在冰島買地，又一度成為熱點新聞。而這一切都緣起於陪住。 總而言之，陪住對我的意義是實在地打開了外部世界的窗口，讓我切身感受到別種生活方式與思想觀念的存在。因而，我很慶幸自己有此一段經曆。
陳平原、夏曉虹夫婦
轉自《新三屆》
陪住二三事
－－作者：劉德聯
讀高小剛《陪住》一文，頗有感觸。咱班陪住的同學中，好像我陪住時間是最長的，先是和一位意大利的留學生堅卡爾羅一起住了一年，後來又當了芬蘭漢努的同屋。小剛文中所提的一些事，勾起我對當年陪住生活的一些記憶，現在想起來，有的讓人覺得可笑，有的讓人覺得可悲，有的讓人覺得哭笑不得。記錄下來讓大家共享吧。
什麽是外交？
如小剛文中所述，當時留辦對陪住學生的管理還是很嚴格的。那時如果有人到二十六樓找我，要進行詳細的登記，以後竟會有人到訪問者的單位調查。我的一位朋友就很生氣地告訴我，說被領導找去談話，問和北大的外國人有什麽關係。吳北玲也曾備感憂鬱地說，北大有人去孫立哲的單位調查，弄得立哲都不敢到北大來了。
我的同屋漢努曾經參加了北大的自行車協會，常和中國同學接觸。我也因此曾被叫到留辦，被問到同樣的問題，諸如“你的同屋常和什麽人聯係？”等問題，我自然回答不知道了，於是受到一番“外事無小事”之類的“教育”，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下麵這句話：“你們也算是搞外交的。什麽是外交？外交，外交，就是互相欺騙！”
蚊子怎麽隻叮我？
夏天的時候，房間裏沒有電扇，更別說空調了，開窗戶吧，蚊子就會從窗縫中鑽進來，無情地吸吮我們的鮮血。每天早上醒來，總會發現身上有新的蚊子齧噬的痕跡。
天天如此，我們也就司空見慣了。可是有一天，小聰忿忿不平地對我們說：你說這蚊子是不是欺負人？每天總是叮我，怎麽從來不叮我的同屋？
我們幫他分析原因。最後的結論是：你的同屋渾身是毛，蚊子沒有下腳之地。而你，細皮嫩肉的，蚊子不叮你叮誰？
你們很喜歡看這本書？
那年古代文學課學到明清小說，講到《金瓶梅》，那時市麵上根本買不到這部小說，圖書館裏隻有那麽幾本經過刪節的，也早被大家搶借一空了。這時我們突然有個“重大發現”，小剛的同屋是研究明清小說的，他手裏有一本台灣出版的《金瓶梅》，還是未刪節的！
於是我們輪流傳看，為了讓下一位同學早點看到，我們常常手捧著這厚厚的書，看得廢寢忘食。不時還有同學來我的房間催促：“看完沒有？”
我的同屋也是學文學的，對《金瓶梅》也略知一二，曾壞笑著對我說：“你們很喜歡看這本書？”
我不看你！
劉誌達的同屋老費，小剛的文章裏已經介紹了。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劉誌達給我們講的一個故事。
說有一天，老費的女友到宿舍來找費能文，老費洗澡去了，他的女友就和劉誌達聊了起來。正聊得熱鬧的時候，老費洗澡回來了，身上隻裹著一條浴巾，看到房間裏有女士拜訪，竟愣在門口，不知該進該退。
他的女友談興正濃，一點也沒有回避的意思，繼續剛才的談話。後來她見老費還在門口站著，就笑著說：“你換衣服吧，我不看你！”
那是廁所！
那時電視還是個稀罕玩意兒，很多中國學生的宿舍樓裏都沒有電視。留學生樓裏有個電視室，每天晚上都有不少人擠在電視室裏麵看電視，遇到有好節目的時候更是這樣。一些中國學生也想到留學生樓蹭電視看，不過能走過二十六樓門房這道坎兒並不容易。
記得有一次，一位中國學生到二十六樓來，門房緊盯著他問：“你找誰？”那位學生說出了一個房間號，誰知道門房立刻生氣了，二話沒說就把那位學生轟出去了。別人問他為什麽，他說：“那是廁所！”
轉自《新三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