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子教我的“改革”
－－作者：劉守英
一
在1981年進大學之前，我絕不知道有“改革”這個詞，壓根兒也不會有靠“改革“來改變自己和一家人命運的意識。
1976年9月的那個特殊日子，我帶著弟弟在離家20多裏遠的河垸捕魚，突然聽到大隊廣播站播放一段帶著哭泣的聲音：偉大領袖毛主席去世！聽到這一噩耗，當時隻有12歲的我心猛地下沉，完全沒了捕魚的心情，收拾好魚具，含著淚水，步履沉重地回到了家裏，一種天要塌下來的感覺。接下來的一些天，我是在小隊長家門坎上度過的，那時全隊就他家有廣播，我便每天晚飯後七點坐在他家門口聽中央新聞廣播。
毛主席去世時，我們家的貧窮是實實在在的，兩間四麵漏風的瓦房，家裏的家當比如今西北、西南很多貧困地區的極貧戶還要破落，父母加上早早上工的姐姐三個整勞力所掙取的工分還換不來一家五口人的溫飽，我和弟弟有時還得挖野菜摻著大米煮了充饑，父親抽的幾分錢一包的“大紅花”也是靠我們弟兄拾破爛換來的，春節時一些必備的年貨主要靠隔壁隊家境稍好些的舅舅送。盡管那麽窮，我們也從沒有怪過誰，隊裏也沒有人想過像安徽小崗村那18個農民一樣按了手印，以“改革”的方式求生。
1980年代的那場改革在我們村並沒有“改天換地”。說實話，我對頭兩年發生的事情印象並不深，能回憶起來的片段也很難與後來那種波瀾壯闊的描述劃等號。可以肯定的是，我們隊裏的“改革”最初是按上麵的要求進行的，生產隊將原來集體一起幹的活兒分成一段段，農民按農活分成一個個作業隊承包。
有意思的是，政策一開閘，老鄉們就開始選擇適宜自己的方式，後續發生的變化隻能說形勢比人強。不到一年時間，上麵定的小段包工方式先是被小組包產所取代，小組承包才一年，就被包產到戶取代。在作業隊和小組責任製時，村裏出現了一些有意思的現象，諸如，原來生產隊裏的幹部開始不那麽“厲害”了，一些偷奸耍滑的人在分組時沒有人要了。
我們家的人因為在集體化時期屬於那種老實不惜力的，且各有一門農活手藝，大家都搶著要。我們隊的包產到戶我沒有趕上，我是上大學後第一年寒假回家時得知的。記得回家當天，父親就欣喜萬分地告訴我，家裏分到幾塊地了！他那種興奮勁我就見過兩次，一次是我拿到複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一次是這次從集體分包到土地。父親還沒等我安頓好，就帶著我去看分到的地，一邊看一邊“表揚”自己的地種得如何如何好！包產到戶第一年收成就上來了，家裏一間屋子堆滿了穀子，養的十幾隻雞給父親換煙酒也已綽綽有餘，養的兩頭豬已賣了一頭換了些錢給我這個名牌大學生回來過年接風。晚上全隊的鄉親們紛紛送來雞蛋（這是我們那一帶的習俗，哪家有喜事或客人來，其他家就會送雞蛋），那幾天來我們家的人絡繹不絕，每個鄉親的臉上就寫著一個詞：喜悅！記得他們給我說的最多的就是，自己家的地種得如何好，隊裏原來那幾個“頭頭”的地種得如何不如他們……
自打研究中國農村始，家鄉就成了我觀察農民和評判農村政策的最靠得住的窗口。尤其是我到了國務院農研中心和國務院發展中心工作以後，在老鄉們心目中，我就是“上麵製定政策的人”！從他們對待我的態度，我基本能斷出政策好壞，這種信任是在其它哪怕跑了幾十年的村子都不可能建立的。政策是否對頭，我從一進村口就能感受得到。政策對胃口，他們會很遠就以真誠的笑容迎過來，還端著雞蛋來看你；政策出偏差，他們就離你遠遠的，當然沒有人給送雞蛋了。
我記得包產到戶以後的頭幾年回家，老百姓還勁頭不減，使滿馬力向前奔，他們每晚到了深夜都不願離開，和我討論除了種地還能幹點啥。但是，從1980年代中後期開始，我發現他們當初那種充滿希望的笑臉很少能見到了，他們晚上過來聊天時常帶著歎息。尤其是那一階段連續幾年的賣糧難，打白條，拉到糧站的稻穀被驗水分過高後又不得不拉回來曬，排隊一排就是幾天幾夜不挪窩，化肥、農藥價格翻番上漲，就不見糧價升，老百姓開始發牢騷。在我印象中，老百姓有不滿情緒是這一段開始的。
到了上世紀90年代前後，老百姓種地負擔沉重，一畝地收成就是四百多元，但各種提留攤派加起來居然高達五百多元，有些農民甚至靠貸款完成上交，這一時期農村的幹群矛盾激化。我至今仍刻骨銘心的是，這一段時期我回家時，農民的臉色變得既難看又無望，當我進到村裏時，原來遠遠就迎過來的老鄉，現在看見我時扭頭就進到自己的屋子，當然也沒有人來家裏送雞蛋和聊天了。晚上舅舅來坐，我問老家發生了什麽情況，舅舅帶著很大的情緒質問：你還好意思問，你們搞的是啥政策！那麽重的負擔，我們農民怎麽活！
記得當時村裏為了催款，每年都會把每個沒有交完款的人的名字在村廣播上念，我包產到戶時也分過地，後來才調出去，頭幾年的合同款也沒有交齊，由於我當時已是村裏的“大人物”，他們不好意思念我的名字，就每年春節期間念我弟弟的名字。這一時期，我親眼目睹了老百姓對農業這個世世代代的營生心生反感，一些年輕人開始離土出村謀生活，農民的城市化有很大的因素是因為負擔過重跑出去的！
從我們村的情況來看，真正稱得上改革的，包產到戶算一件，它確實帶來農民前所未有的解放，讓他們充滿了希望。但是，這種感覺沒過幾年在農民身上就開始減退，尤其是在糧食任務的重壓下，農民的臉上再度陷入迷惘和無助。
從那時開始，一部分農民開始出村謀生，出不去的農民留在土地上掙紮，鄉村不再是希望的田野，農民不再相信在農業上能尋到出路，盡管後來陸續取消糧食統購訂購，再後來取消沿襲了兩千年的皇糧國稅，但村裏鄉親臉上從此沒有再現1980年代那樣的燦爛。近幾年我也偶爾回到家鄉，但是，村裏鄉親和我過去的那種親近減低，有時調研順道回家鄉，村裏看著我長大的鄉親已經老的無望和沒有尊嚴，他們那駝著的背和蒼老的臉證明著一輩子的辛勞而無所獲，已經老花的眼已看不出我是誰，他們隻能從我大聲喊他們的稱呼才能辨識，村裏的年輕人除了幾位出不去的絕大多數都在外打工，村裏的小孩都到了鎮上和縣城讀書，整個村莊處於無生氣的靜之中。
二
我們家與村莊的疏離是從父親去世開始的。1988年我在複旦完成七年的學業後，進到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所工作。我們所當時租了六裏橋北裏北空幹休所一棟樓，樓上三層用於辦公，我們這些新來的年輕人在地下室給了一間臨時的房子。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改革年代，那棟簡陋的筒子樓裏散發出一種改造世界和播撒火種的氣息。所裏的氛圍和每個人的心氣每每提起來就會激動一陣子，也是激勵我至今的一種“氣”。
進到所裏一年時間，家裏傳來不好的消息，父親得了腦血栓。我放下手頭的研究，徑直回到家鄉，直奔鄉醫院。父親一見到我，已經半癱的他居然神奇地坐了起來，充滿希冀地望著我。我安慰他不要擔心，一定會盡全力治好他，接著和醫院醫生商量好診斷方案。幸運的是，治療非常順利，半個月時間，父親就治愈出院了。我們全家都非常高興，我離開他時也安慰他，很快接他到北京住，不要再這麽起早貪黑、臉朝黃土背朝天地拚命了，盡管我們都知道當時的條件不可能實現這一願望。
我回到北京不久，父親又開始下地，還是一如從前地玩命幹活。第一次治愈後不到半年時間，他就在一人拉板車去鎮上賣糧途中，因爬坡時使不上力，連人帶車往下退時被重重的一車穀子壓倒，患了第二次腦栓。在當時鄉村的醫療條件下，第二次腦栓後治愈率是很低的，父親居然靠著頑強的生命力又活了過來，但手和身體已吃不上勁，他倔強、不服輸的性格難以接受這一不能幹活的現實，不久離開了我們。父親是累死的，一輩子一天也沒歇息過，由於條件所限，他沒有進過城，更無從談享過什麽清福。我回家體麵地送走了勞累一輩子的父親，帶著母親和妹妹到了北京，開啟了農村一家子在北京的闖蕩與謀生。
自母親和妹妹到北京後，我們家就開始學習在商品經濟的汪洋大海裏遊泳。家裏一下子增加了兩口人，我們當時的工資是支撐不住的，日常生活開支和住都成了問題。我們那間地下室十幾平米的小房間一下住了四個人，中間隻好用一塊布簾隔開。人是暫時安頓下來了，工作呢？對我這樣一個在北京工作不到一年的學生兵來講，盡管單位牌上有“國務院”三個大字，但找工作時還真派不上用處。
一天，我帶母親到六裏橋附近的菜場買菜，途經一個長途汽車站，看到那麽多人在那裏進進出出，母親大腦裏的“商業潛能”（母親在鄉下倒騰小買賣是方圓幾公裏出了名的）一下被激發出來！我現在還記得母親當時的激動，大聲對我說：明天開始到長途車站賣茶葉蛋和涼白開！我的天！我現在都難以想明白，一個連路都摸不清、一句普通話都不會的鄉下老太太哪來那麽大膽量！她說幹就幹，第二天就要我去商場給她買好雞蛋、水壺、茶葉等等，早起煮好茶葉蛋，她和妹妹一人背著一筐茶葉蛋、一人背著燒好的開水開始了在六裏橋車站賣茶葉蛋和茶水的生計。一開張生意還不錯，好的時候一天能賣出一百多隻茶葉蛋和幾百杯茶水。一家人的吃飯問題基本不愁了。
“生意”剛剛紅火起來，我又遭遇到工作單位變故，我們所在1990年代初被並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組建農村經濟研究部，我們隻好離開這個神奇的地方。新單位給我提供了坐落於菜市口附近一個大雜院裏的一間18平方米的周轉房。安頓下來後，我們急需找生活。先是買了一輛三輪車到大鍾寺批發市場進菜串胡同賣。不久，一次去白溝調查，我發現這裏的小商品比北京便宜很多，我們就一周去一趟白溝進貨，到菜市口和虎坊橋的市場門口賣各種小商品。
成為市場中人並不那麽容易，你必須手快、眼快、腦子不糊塗。比如，我們第一次到大鍾寺市場進貨，一眨眼功夫就被其他商販把車上的東西順走了；更重要的是要對消費者需求敏銳，我們那時變著花樣賣東西，有賣過襪子，鞋墊，彩帶，各種塑料玩具……還要和城管捉謎藏，有時城管來抄，你不僅要眼尖，還要腿快，心理素質還要好。經過菜市口近兩年的市場遊擊生活，一家人練就了較好的市場嗅覺和與消費者打交道的本事。
三
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的疾風也吹進了我們家，不過我們卷入這場史詩般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浪潮是“毫無計劃”的，完全是一種掉進汪洋大海裏的求生與謀生。印象深刻的是，我們那時上班時，除了少數幾個當頭頭的，其他人並沒有太多事可幹，幾個人一間辦公室，紛紛搶著一部電話，詢問鋼材、彩電、汽車價格之類，當然大多數人就是瞎忙乎，真正搗鼓成的很少。一次回家鄉，縣裏時任發改委主任介紹一個人打算到北京合夥開旅館，我回北京後就興致勃勃地幫人家聯係了當時的海軍招待所，我做為中間人幫助雙方成交後，由我們家裏人負責經營。我當時想以此正好可以解決一家人在北京的落腳，於是沒有退路地卷入進去，在老家鎮上工作的弟弟和弟媳將鐵飯碗辭掉，帶著姐姐一家進京開旅館。
沒想到的是，一個月不到，這位答應一起合作的“資方”就帶著全套人馬進京接管，我們一家人一下沒了著落，這對我和我們一家來講簡直是五雷轟頂！能怪誰呢？你沒有本錢，還想當老板！我們隻好忍氣吞聲地撤出，不過這件事對我們一家的警訓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全家人先是撤到菜市口那間單位給的周轉房裏安頓，最高時裏麵住過十多人。
不過，這一年也有好消息，我所在的單位給我在安外小關分了一套56平米的兩居室房子，最起碼讓我的小家先安頓了下來。接著我們全家以小關為軸心開始了在北京的闖蕩江湖。我弟弟一家和我姐姐一家分別在當時的熊貓環島附近租下一間每月100左右的房子住下。姐夫賣菜，姐姐在安貞附近的公園口賣冰棍，維持他們一家及兩個兒子在北京讀書的開支。弟弟一邊在安貞一座橋上賣書，一邊準備一所大學的碩考，期待以此改變命運。我手頭承擔一項農村土地課題國際合作研究，忙於8個縣的調查和數據分析，其間還於1993年出國到威斯康星大學的半年訪問。
等我在那裏忙完於後來發表在World Development、China Journal的論文，意氣風發地回到北京時，被家裏每況愈下的境況擊潰了心理防線，我弟弟一家已經搬到外經貿大學附近一間臨時房屋，周圍倒滿了住戶傾倒的垃圾！當時橫下一條心：必須改變這種境況！於是，我們將手頭僅有的積蓄拿出來注冊了一家信息公司。做什麽呢？我弟弟在一家公司幫助做過信息服務，那就從這個開始。我很快聯係上經濟參考報、光明日報、中國廣播電視報等媒體，在這些媒體的版麵上做信息廣告，同時利用我們的英語語言優勢承接一些翻譯業務。這兩年，一家人經曆了市場經濟洗禮，是任何一本教科書都無法學來的，那種幾乎摧毀人的自尊心的經曆讓你既體驗到人世的殘酷，又讓你感受到絕處逢生的無量極限。
改變一家人命運的是進入“二渠道”出版。我們進到這個行業純屬偶然，而且根本不知道這個行業的道道。一次經一個朋友介紹認識了京城某出版社社長，在他手上以每本5000元買下4個書號幹出版。我們當時選擇進這一行當還是有些底氣的，主要的本錢是我們會外語，我弟弟是英語師範學院畢業，出來之前就是一個不錯的英語教師。我們和一些朋友了解了幹這一行的人的狀況，其中很大一部分先是賣報紙、雜誌起家，積累一些本錢後就買個雜誌或報紙刊號自剪、自編、自賣，後來有一些在大學的人進來編“工具書”以高定價、低折扣行銷，再後來是一些開書店的人直接做出版，稿源有的是市場上購買，有的是利用台灣那邊的信息編輯出版。後麵一類基本是台灣的一些翻譯書，文字表達上台味較重，我們抓住讀者對這類書的需求，決定找到好的外文書直接翻譯出版。
記得我們兄弟倆那些年有時間就泡在北京圖書館，說實話我搞學術還真沒有這麽利用過，然後就是跑書攤、逛書城，甚至到國外訪問時有空就跑遍他們的書店、出版社、圖書館、舊書店，尋找一切可能的出版源。我們在這一行裏出版過許多現象級的作品，表麵上是我們有外語這種語言上的比較優勢，更本質上是它成為一種打開眼界的工具，提高你的真假甄別力和決策時的理性程度。
四
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可以靠市場經濟規則改變命運，但是有些由體製砌成的牆是你無法翻越的。對於我們一家子來講，四十年的痛就是入城孩子的教育。上世紀90年代初，當我弟弟把我姐姐兩個兒子領到北京來時，兩個孩子已在老家讀小學，其中老二的成績是拔尖的，被認為是一個讀書的好苗子。到了北京以後，碰到的最大難處是沒有學校接收。最後托人才上了一個當地孩子根本不去的已經沒有什麽生源的小學。在這所小學畢業以後，兩個孩子拿到沒有入學證的畢業證。
這時候我們在北京事業上已經基本落腳，如果為了孩子讀書全家遷回，已經付出的一切努力就付諸東流，怎麽辦？隻能在住處附近找了一家已沒有多少本地生源的初中繼續學業。
老大讀完初中，如回到老家上高中，根本不可能和湖北的學生競爭，權衡之下，隻好在中關村附近找了一家職業中學企圖學點謀生的技能，進去以後才知道這類學校除了收錢、什麽也不會教，與其如此，還不如給他小舅打打幫手，一個初中生就這麽走入市場。
老二是一個天分很好的孩子，在北京讀初中時成績還不錯，盡管屬於“矮子裏的長子”，但有一線希望還是不想放棄，讀完初中後我親自把他送回老家，到洪湖一中就學。但是，由於兩地的學習狀況差別太大，孩子回學校第一次摸底考就被老家孩子甩老遠，後麵的學習就更加吃力，越掉隊越遠。到高考時，我又回去親自督戰，期待靠“精神勝利法”幫他多考幾分！但是，世上哪那麽容易創造這樣的奇跡呢？高考落榜後，隻得去當時的北大繼續學院讀了三年書，一個本來很有學習天賦的孩子就這樣一步步褪色，成為我一輩子內心的歉疚。
最近我們家又開始揪心，這次發愁的是這兩個外甥的孩子，就是我所稱的“農三代”。老大的孩子今年要上小學了，比他爸爸時代進步一點的是孩子可以就近入小學，但是，到了初中、高中呢？在他們上一輩時，我們就抱著希望的等啊等！如果這兩個孩子還是隻能和他們的爸爸那樣無奈地回去學習，那將是一種怎樣的景象？怎樣的命運？怎樣的結果！
當這篇稿子要落筆時，已是深夜十二點三十。我不能再繼續了。感謝我們一家子在北京的打拚減輕了我的重負，讓我還有氣力去思考一些與個人衣食無關的問題。我們家四十年的曆程，也讓我堅定了改革的真義：向百姓開放權利，向百姓賦予他們應有的權利。
轉自《澎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