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不是被“讀書改變命運”給騙了
作者: 張猛
“還是從小生活的這個村子，還是那些鄰居。隻是你不知道，兜裏沒有錢，你該怎麽從他們身邊抬頭挺胸地走過去。”
1
我們村很小，幾十戶人家，雞零狗碎地散布在一條小河邊上。生活雖艱苦，但村裏的孩子卻都很愛學習——在這裏，“讀書改變命運”是每個家庭從小灌輸給孩子的道理。
的確，讀書的確改變了一些人的命運，比如大軍。
大軍和我父親是同齡人，當年在焦作一家專科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洛陽的鐵路部門上班。每年春節他帶老婆孩子回來，我們這些孩子都會追著他那輛黑色的轎車跑。等車在家門口熄了火，大軍便下車來和大家打招呼，給男人們遞煙，他老婆則打開車子的後備箱，給女人和孩子發糖果——那是一種形狀奇特又好吃的軟糖，以前見都沒見過，我總是剝開糖含在嘴裏，再將塑料糖紙小心翼翼地裝進褲兜。
等寒暄完，大軍便拍著車門，高聲喊著：“快下來，到家了！”後車門這才打開，兩個和我年齡相仿的男孩子便從車裏走出來，眼神羞澀，帶著些遙遠的高貴氣息。兩個人上衣上麵印著“101忠狗”的圖案，那部動畫片，我在我們家14寸的黑白電視上看過。
“還是上學好啊！”人群散開時，總會有人這麽說。
大軍每年回來，對父親也是一個重大的事件。他當年和大軍一起讀高中，高考時差了幾分；而大軍邁過了一道坎，從此和他有了不一樣的命運。傍晚的飯桌上，父親說話的聲調會比往常高出許多。他會興致勃勃地講起和大軍一起上學的往事，講大軍如何勤奮，說他點煤油燈看書時，兩隻鼻孔熏得黢黑。
“人家大軍是人，你也是人。你看人家坐辦公室坐的，保養得多富態。你臉上的皺紋比篦子齒還稠，你都能當他爹了。”母親挽起袖子坐在門口洗碗，調侃起了父親。
我們姐弟幾個就跟著母親哄然大笑。父親隻好用一臉的嚴肅掩蓋尷尬，對我們怒目而視：“不好好學習，你們以後就跟我和你媽一樣！”
昏黃的15瓦燈泡下麵，我看到父親油光滿麵的臉，和鬢角翹起的幾根白頭發。
那幾張透明糖紙後來一直被我夾在了一本殘缺的《今古傳奇》雜誌裏麵。有時我會抽出來一張，壓到姐姐的書本上麵。透過糖紙，原先黑色的鉛字變成了半透明的，四周增加了淡淡的彩色。
我反複打量著它們，像穿過胡同時感受到風一樣，心頭掠過一陣迷狂。
2
在村裏所有的小夥伴中，和我關係最近的是隔壁大伯家的堂哥。堂哥隻比我大4個月，從光著屁股時我倆就在一起玩。7歲那年，大伯和父親騎自行車馱著我們，一起去鄰村的小學報名。
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每次班級裏舉行期末考試，總是我和堂哥輪流當第一。那時，我們能想到的最有意思的事，就是“學習”。下午放了學，我們會爬到河邊一個廢棄的機井房上麵，趴在混凝土澆築的房頂，各做各的習題。有一年寒假前的期末考試，他依然是第一名，被獎勵了一個精裝筆記本，而我隻拿到第三，領到一個文具盒。領完通知書和獎狀回家，我哭了一路，覺得沒臉麵對父母。他默默地和我走在一起，很慚愧的樣子。
小學四年級時，班裏來了一個中年女老師教語文，聽說是大隊書記的兒媳婦。她隻有初中學曆，十幾年沒有摸課本，害怕讀錯了字被笑話，每次都點名由我和堂哥先來讀課文。我讀課文時故意飆高聲調，生怕別人不知道自己受到了優待。
當時每天和我們一起去上學的，還有同村的張林。和我們不一樣，張林的學習成績一直是班裏的倒數幾名。那時，我們三個是村裏父母教育孩子的固定典型——當然，張林是反麵教材。
一次，我和堂哥在大伯家院子裏寫作業，張林媽來串門，一見到我們倆，扭頭就回去了。不大會兒，她拎著張林的耳朵，將他提溜到了我們麵前，猛吐一口唾沫罵道：“沒見你比人家少吃一個饃，你也跟人家好好學學！”
張林的耳朵被擰得幾乎見到血色，他媽剛一放手，他立刻從一旁鑽了出去，在院子裏嬉皮笑臉地說：“我學不會，我真的學不會！”一副潑皮無賴的模樣，邊笑邊朝門口跑。
張林媽大罵一聲“X你娘”，掄起大伯家的豬食棍子就跑去追他。
張林精力旺盛，但從不放到學習上。他在自習課上用打火機燒女生的辮子，被老師懲罰在操場跑十圈，回來照樣精神十足，和前後桌開著玩笑。他一點也不為自己的學習成績感到羞恥，還給鄰村的學生介紹我和堂哥：“這兩個尖子生都是我哥們兒。”
我和堂哥麵麵相覷，臉上有羞澀，也有得意。
3
我和堂哥讀完初中，又一起考進縣城的重點高中。來到更好的學校，我倆身上的光環很快便消失了。但村裏人已經將我們樹立成了榜樣，每次回家，都管我們叫“大學生”了，好像我倆考上大學是板上釘釘的事。
張林初中沒讀完就輟學了，他先是去了昆山，後來又去了蘇州，給襪子廠打包裝，又在電子廠安裝電視機零部件。
有一年，張林過年回來，請我和堂哥吃飯。他變胖了不少，頭發剪成了流行的“燕尾式”。幾杯酒下肚，講起在外打工的艱辛和凶險：在服裝廠裁褲角，夜裏工作到兩三點，他體力不支，半睡半醒地蹬機器，結果手指差點被機器絞進去。聽著他的講述，我感到眼前甚至有朦朦朧朧的煙霧升了起來。
高一時因為身體不好，我休學了一年，從此比堂哥低了一級。但兩個人心裏仍在較著勁兒，每次考試的年級名次就是參照物。
2005年高考結束，堂哥不負眾望，考到了四川某農業大學，“211”。領通知書那天，半個村子的人都去了他家祝賀，還有人慫恿堂哥，“以後領個漂亮的川妹子回家”。
大伯臉上很有光，笑嗬嗬地說：“還得上學呢，可不能瞎搞。”
鄰居西京哥說：“那能有什麽？考上大學就是進了保險箱了，以後找個工作每月拿個萬八千，吃穿不愁的。”周圍的鄰居都連聲附和。
我也過去看堂哥。接過他的通知書，那燙金的幾行字，看得我心跳加速。堂哥對我說：“明年就看你的了！你肯定比我強。”
第二年夏天，我考到了省裏的一所重點大學。我努力不讓自己顯得太激動，拎著那個紅色的信封從城鄉公交車上下來，朝家裏走。村頭站著許多閑聊的人，大家爭相傳遞我的錄取通知書。那個暑假，堂哥因為實習沒有回家，我給他打電話報喜，他樂嗬嗬地用四川話說：“等過年回去了，咱們好好擺龍門陣！”
我和堂哥仍舊像少年時代那樣奮鬥著：堂哥每年都會拿獎學金，我參加全國俄語比賽，取得了最好的名次；他本科畢業順利考上了南京某農業大學的碩士，進了國家重點實驗室，我次年考研成功，在最好的外語院校深造、出國學習；他研二那年順利保送本校的博士，我碩士畢業應聘到四川的一所大學做老師……
我和堂哥在學業上“平步青雲”，張林離我們的生活似乎也越來越遙遠了，過年回家遇到他，也隻是泛泛地聊幾句。有時候翻起小時候的相冊，打量著照片中的三個孩子，內心會不由地被一種知識分子的清高填滿、隨即膨脹。
我想，盡管我認定張林是我們的兄弟，但我們注定要和他過不一樣的生活。
4
2013年8月，我成了一名高校老師。拿到第一個月的工資後，我驚訝了半天，給堂哥說：“我的崗位工資隻有2200塊。”
他也很驚訝：“怎麽可能呢？”
此前，我倆對“大學教師”的想象是一樣的——不錯的薪水、高社會威望、自由的學術環境。我將工資表格截圖給他，他發來一個無奈的表情。
堂哥為我未來的生活擔憂，但他也幫不了我：他每個月的博士津貼隻有2000塊，而且還得抓緊攢錢——春節他就要結婚了。
我倆隻能互相安慰，他說：“再等等吧，沒準課時費下來發現還不錯呢！”
又過了兩個月，我告訴他，我們的績效發下來了，平均下來每月能拿到4100元。他替我高興，說：“不少了！你也是每個月有餘錢的人了。”
我笑笑，心裏卻依然覺得不踏實。畢竟這些錢，每個月吃穿用度之後也沒剩多少。
我像其他人一樣，覺得自己也應該為未來的生活做點積累。於是在教書之餘，開始熬夜做筆譯。為了掙點錢，我幾乎什麽樣的活兒都接：有時是文學作品、作家訪談，有時則是鑽井報告、養豬場簡介、醫療設備的操作流程。
有一次，我在網上看到廣州一個翻譯公司發布的兼職翻譯招聘信息，酬勞很好。招聘信息最後讓有意應聘者匯去90元錢，寫清楚地址，他們會把資料寄過來。我興衝衝去郵局匯了90元，等了好幾天也沒有收到資料——這才知道自己受騙了。和堂哥抱怨，他說：“讀了那麽多書，依然過不好這一生——說的就是你和我啊！”
其實兼職做翻譯是一件苦差事。那些翻譯公司從客戶手裏接活，一般俄譯漢每千字報價220元左右，分派到譯員手裏每千字隻給90元。我曾經仔細計算過，按照我的翻譯速度，一晚上翻譯2000字就是180元，這樣每個月做十幾天，也算是一筆收入了——不過和成都的房價相比，這些錢完全可以忽略不計。我打開那些售樓的網頁，看幾次就心虛了，趕緊關掉，假裝對房價一無所知。
盡管工程項目翻譯賺得多一點，可我內心最喜歡做的還是翻譯文學作品。我特別享受深夜裏一個人靜靜翻譯小說或者詩歌的時刻。
有一次，我反複閱讀帕斯傑爾納克的那首《夜》，翻譯了其中的段落，寫在了書簽上：
“別睡，別睡，你要勞動，
不要停止創作，
別睡，你要和睡意鬥爭，
像飛行員，像星河閃爍。
別睡，別睡，藝術家，
不要向夢境屈服。
你是永恒的人質，
時光的囚徒。”
有些文章自己讀起來很喜歡，就動筆翻譯、投給雜誌社，這些都是純粹為了滿足精神追求才做的事，畢竟，在郵局等一個上午領50塊錢的匯款單，也是一種五味雜陳的體驗。
5
堂哥結完婚，和嫂子一起在南京租房子住。有了家庭後，開支增加，堂哥生活也更加拮據起來。
有一年，他獲得了國家獎學金30000元，很開心地和我打電話。我問堂哥：“這筆錢準備怎麽花？你不帶嫂子出去旅遊一趟？”
“還旅遊？”我聽見電話裏嫂子立刻插嘴道，“你不知道你哥多麽小氣，每回我提議說，咱們出去玩一次吧！他老是對我說：咱們門口的下馬坊公園還不夠你玩的？先把周邊的中山陵、玄武湖、大鍾亭這些免費的看完再說吧。”
我哈哈大笑，知道嫂子並沒有真生氣。後來又打電話，聽說他們拿這筆錢交了房租，總算“好鋼用在了刀刃上”。
我們都盼著堂哥早點博士畢業，趕緊參加工作。但畢業那年，當他把西北某“985”高校的工作邀請拿給自己的導師時，導師意味深長地望著他，問：“這樣的學校你也願意去？實驗室那麽差，你打算在那裏待一輩子嗎？”堂哥立刻就退縮了。
他知道，導師其實希望他留在本校。不過，留校的前提是博士後出站，他自己也覺得應該拚一把。
回家和嫂子商量後，堂哥申請了中科院的博士後，實則還是在南京的實驗室做研究。他們兩人都非常喜歡南京，盼望再奮戰兩年後，可以最終留在這座城市。
“博士後畢竟每個月有6000多元的工資呢，加上你嫂子的工資，生活小有盈餘。”他在電話裏重複著這幾句話。我不知道他是在寬慰我，還是在寬慰自己。
我也支持他再闖一闖：“畢竟你們還年輕，也不著急買房子。”可事實上我知道，當時嫂子剛剛因為意外流產，花了一筆錢。
不過，在電話末尾，他心情突然愉悅起來，對我說：“我們也是有車的人了！”
我猛地一驚：“你們這時候買什麽車？！”
他嘿嘿笑著說：“是電動車。我們算過，兩個人坐公交和地鐵花費太高了。現在我騎車帶著你嫂子，到我們學校我下車，她再自己騎到公司。半年就可以省出一輛電動車的錢！”
我聽著他的生意經，又驚訝又覺得感慨：“哥，你有沒有發現，以前我們打電話整天談學習談人生理想，現在每次都在談錢。”
他哈哈大笑，笑完兩個人都覺得有點淒涼。
6
在我和堂哥逐漸感受到生活不易的這幾年，村裏也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不知是哪一年開始，周圍村鎮的人陸續做起販賣假煙假酒的生意。我曾聽三伯繪聲繪色講過這一行當的生意經：他們有的和當地煙草局搞好了關係，將真品和假冒煙酒摻在一起賣；有的在門口掛上“禮品回收”的牌子，等附近的顧客拎著別人送的高昂煙酒過來之後，趁人不備迅速將其調包，然後故意開低價，使得對方帶著假煙酒離開；有的直接租很小的店麵開空店，隻要有買家來詢問，他們便從地下室或者附近的單元房裏調假冒煙酒過來。
煙酒本來就是暴利行業，加上其中摻雜的假煙假酒，村裏很多人都像出水的公雞——抖起來了。沒多久，家鄉的人就紛紛在城市買了房子，過年回家，那些名貴車輛把村裏鄉裏的道路堵了個水泄不通。
那年回老家，順發叔就坐在村頭的樓板上，我拉著行李箱從那兒經過時，他正對著駛過去的汽車念叨：“晉、魯、冀、鄂、皖、新，乖乖，咱們村是要把煙酒店開遍全中國呀！日他娘的，現在誰還管它違法不違法，這年頭能掙到錢就行。”
我和他打了個招呼。他笑著問我：“你的車呢，大學生？”
對這類問題，我和堂哥避之不及。明明已經畢業多年，村裏人見麵依然喊我們“大學生”，隻是現在這稱呼已經完全變了味，成了某種甚至都不算隱晦的嘲諷。
如果是在十幾年前，村裏人大概要對做假煙假酒生意的人背地裏吐上三口唾沫。但現在，他們隻會在閑聊時比較誰家的店麵大、誰的存款多。最近幾年，煙草局加大了懲治力度，我們附近幾個村子，每年都有人因為這個在外地被抓。可村裏人似乎已經看淡了“犯事兒”、“蹲監”，他們會說，為了掙大錢，能擔得起風險的，那叫“本事大”、“有種”。
於是，很多初中沒有念完的孩子，也被家裏人從學校喊回來，托關係、求親戚，隻為送進那些煙酒店，做個收銀員。
三年前，東風哥的兒子葦子輟學回家，因為隻有16歲，東風哥找人謊報年齡辦了個身份證，讓兒子去給一個親戚家看煙酒店，不料被抓去判刑一年半，一張大餅臉瘦成了苦瓜臉。他出獄後的那年冬天，一向心善的涼嬸兒在我家門口玩，看到葦子遠遠走過來，問了幾句他在監獄裏的生活，可並沒有警告他“以後違法的事兒可不敢幹了”，而是叮囑他：“今後小心點，別做櫃台，這樣出事了跑得及。”
張林也是在這場煙酒風暴中發跡的。從工廠出來後，他先是跟著二舅買賣煙酒，生意順了就開始單幹，接著又雇人開起了分店。
7
盡管生活逼仄，我內心的理想主義還時斷時續地燃燒著。在大學工作了兩年，我覺得自己還應該再讀一下博士，提高點能力。況且，在高校裏工作，讀博也是早晚的事情。
沒想到跟堂哥說了我的想法後，他卻勸我慎重點。
那時他博士後即將出站，因為找工作，被現實碰得頭破血流：形勢早已不同於兩年前他預想的那樣，他一次次坐上火車去麵試，一次次被拒絕。有一次他麵試完，才知道人家早就決定了錄取院長帶的博士生，隻是為了湊夠3：1的招聘資格，他和另一位博士才收到通知，坐火車過去當“炮灰”。
“有個飯碗就不錯了，別想那些有的沒的了。”電話裏他的嗓音十分疲憊，像跑了三座山的誇父。
但我始終沒能戰勝那自命聖賢的念頭，還是報名參加了考試，並且辭掉了工作。備考的日子艱難而痛苦，我發現自己再也不能像小時候那樣心無旁騖地學習，因為總有這樣那樣的生活瑣事牽扯著我的精力。收到博士錄取通知時，我百感交集，想想未來幾年的生活問題，頭皮有些發怵。
我給堂哥打電話說：“我考上了。”
堂哥沉吟了下，說：“你保重吧。”
我們倆都沒再說什麽，也絲毫不覺得意外。我早就不會因為拿到錄取通知書而驚喜萬分，他也不會像曾經那樣恭喜我。
辭職離開成都前，我將兩三年熬夜翻譯、寫稿子掙到的12萬元拿出來，借錢加上貸款，買了一間40平米的小房子——我預感到自己讀書期間會把這筆錢花掉，心想，不如用這種方式逼自己一把。
簽合同時，售樓小姐告訴我：“銀行審批下來大概要三四個月的時間。”我笑著回答她：“我倒寧願它晚點批下來。”因為審批成功就意味著要開始還房貸，而我還不知道第一個月的房貸在哪裏。
六月底，堂哥給我打來電話，說他的工作確定了，去河北的一所師範大學。
●●●
“有人才引進費嗎？”我急切地問。
“現在好點的學校哪還有這個，隻有科研啟動費5萬多元，分5年發，每個月大約1000元。”
“那臨時宿舍有沒有？”我語氣有些遊離了。
“別想了。每個月給幾百塊錢租房補貼。”他的聲音更低。
盡管如此，堂哥還是決定去了。然而學校有規定，新引進的人才會分批進，他要接著等。
堂哥決定去石家莊後，給張林打了個電話——張林的煙酒店就在石家莊，以後可以經常見麵了。張林接到電話特別開心，說一到石家莊就趕緊見麵，“我現在在西安”。
堂哥漫不經心地問：“你跑西安幹嘛去了？”
張林支吾了半天，才含含糊糊地說：“現在不是房子都在漲嘛……我來看房子……”
張林當時在石家莊買了兩套房子，已經屬於“限購”行列了。聽說西安也馬上要限購，他和幾個朋友趕緊去了那裏，準備搶一套做投資。
那天晚上堂哥又和我聊天，聊完，兩個人都心情沉悶。我在出租屋待著，看了會兒綜藝節目，感覺異常煩躁，躺在床上一遍遍地刷著微信朋友圈，突然跳出堂哥新發的狀態，是一首摘引的古詩：
王濬樓船下益州，
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頭。
8
堂哥和嫂子決定把所有東西從南京先寄到老家。當然，也包括那輛電動車。他們找了一輛順風車，花200塊錢把電動車拉回了老家，準備以後帶到石家莊去。
兩個人原打算在老家一邊安心等工作安排，一邊迎接孩子的到來。堂哥還有兩篇論文在修改，準備投一下國際權威的植物學雜誌。可幾個月過去了，工作通知遲遲不下來，而嫂子因為身體原因，第二次流產了。
這次意外給堂哥的打擊很大。兩邊的父母都不在家，他一個人在醫院打理照顧，強忍住不去多想，不和嫂子目光對視——他怕兩個人都會忍不住放聲哭出來。
“又有一張卡上的錢花沒了。”堂哥給我發了一條微信。
我當時正在校外給培訓機構代課，一節課100元，還沒有領工資。代課是偷偷做的，我怕導師知道了會生氣。畢竟對於一個博士來說，這麽寶貴的時間應該用在科研工作上。我雖然糾結過，但很快就把自己說服了：學校每月給博士的生活補助是1250元，而我每月的房貸就要交1890元。不做兼職，我連飯都吃不起，哪有力氣翻書呢？
所有沒有工作的博士生幾乎都是這麽做的，大家在走廊裏遇到也經常會互相問詢：“今天沒去做兼職？”
代課生活持續了半年，春節過後，工作結束了，我又一次陷入了經濟危機中。借了幾次錢，後來一個朋友建議我：“你為什麽不在網上開個俄語輔導班呢？”我靈機一動，不久將有全國俄語專業四級考試，我可以開個四級語法輔導班，教學相長，也能有點收入。
我懷著激動，在微信裏編輯完招生廣告，要點“發送”時，遲疑了起來。我身上那種知識分子的清高和自尊又席卷而來，思慮再三，我隻是將招生廣告發給了曾經教過的學生，並特意屏蔽了導師、以往的同事和同學。
點擊“發送”的一刹那，我百感交集：感謝微信朋友圈還有“不給誰看”的功能，它就像我身上的最後一塊“遮羞布”，讓一個讀書23年的博士生保留住僅有的一點“體麵”。
“直播授課”進行了一個月，每天半個小時。我招收了50名同學，大都是昔日自己的學生。我不好意思多收錢，每人40元，最終掙到2000元，還了當月的房貸。畢竟是自己喜歡的事情，學生們認可，我也做得很有動力。但也僅有那一個月——很快要四級考試了，我又得尋找新的門路。
●●●
堂哥和嫂子同樣麵臨著吃飯的問題。雖然在老家，也還是免不了日常消費。沒得到通知就貿然去石家莊有些不明智——房租本身就是問題，嫂子失去孩子後，身體弱，無法立即找工作，而堂哥自己又不知道可以做什麽工作。
真的，他讀了二十多年書，除了做研究，還能做些什麽？
堂哥不寫論文的時候，也會在網上做點小兼職。他曾經向我推薦過一個翻譯網站，別人把需要翻譯的中英文小句子發過來，一群在網上做兼職的網友開始搶單，翻譯一條1元錢。
他開心地告訴我：“有時候一天可以搶到30多句話。”
我聽他這樣講，依稀想起幾年前，鄰村有人給村中無事可做的婦女分配串窗簾珠子的工作。二大娘眯著眼睛挑著繡花針，坐在桌子旁邊一絲不苟，一天半可以掙10塊錢。
這種聯想讓我覺得心酸，我隻能盡量對堂哥說點樂觀的話：“那你們這個還是比我做俄語筆譯掙得多，我翻譯1000字才給90塊錢。”
有一天，堂哥和嫂子大概確實是閑得無聊，看到村裏農閑的婦女去別人承包的地裏砍白菜，於是靈機一動：為什麽不去做點體力活掙錢呢？掙一點是一點。
兩個人來到白菜地裏，幹了一天就做不下去了——村裏的婦女嘻笑著，四處招呼同伴：“都來看呀！博士生都來砍白菜了！一個博士生，一個大學生……”
他們回家後，互相摟著哭了很久。堂哥後來告訴我：“還是在咱們小時候這個村子裏，還是那些鄰居。隻是你都不知道，兜裏沒有錢，你該怎麽從他們身邊抬頭挺胸地走過去。”
9
2017年1月份，堂哥終於如願到石家莊入職，嫂子也進入學校的附屬單位工作。但緊接著他們就麵臨著石家莊房價暴漲的現實。
“趕緊買一套吧！再不買就買不起了。”他的同事們都善意提醒他。
於是，堂哥這樣一個木訥、遲鈍的知識分子，發動所有關係密切的親朋好友，用了半個月的時間借到了50萬元，加上自己和家裏的10萬元積蓄，付了一套60平米商住房的首付款。
暑假時，我從北京回家，順道去石家莊看他。沒聊幾句，他就告訴我：“今天晚上我要請你和張林吃飯，你可一定要陪好他，這次買房子他出了大頭。”
說著，他從錢包夾層抽出一張小紙條，說：“這張紙條值50萬。每天我都拿出來看看，簡直就是壓在我背上的大山啊！”
我望著他眉頭緊鎖的嚴肅相，忍不住無奈地陪著笑。接過紙條來看，一張小小的黃色便簽紙，上麵工工整整寫了很多人的名字：某個親戚的2萬、大學同學的3萬，同事借給的1.5萬……
當時得知他籌款時，我剛還了一個月房貸，卡裏的餘額不足四位數。我想了想，從朋友那裏借了2萬給他。這張紙條上也寫著我的這一筆，後麵加了一行楷體備注：急，優先還。
張林借給的錢最多，15萬。
看完這些數字，我也覺得呼吸困難起來。抬頭問他：“你現在每月工資多少？”
“3800。”他麵無表情，眼睛直直地盯著我，像在宣判什麽一樣。
我輕輕搖著頭，無論如何不能相信。有一瞬間，我突然很抒情地想：他可是讀了二十多年書的博士後出站人員，是國家斥巨資培養的高等科研人員，未來國家發展的主力軍啊。
“再等等，會好的。”我又搬出當年他安慰我的話，安慰他。停了一會兒，我又說：“給你們說個笑話吧！前幾天我教過的一個學生，在北京請我吃飯，問起我在大學裏的工資，他說，老師你來我們公司吧！我們公司實習期的工資就是你工資的兩倍多……”
我的這個笑話引得三個人一陣含淚的笑聲。
嫂子後來歎氣說：“不要比較了。你們是知識分子嘛，應該安貧樂道。”
我望了堂哥一眼。他端起碗，把碗裏的啤酒一口喝幹，像悔過一般，低沉的聲音從被壓迫的嗓子眼裏傳出來：“我怎麽覺得，咱們這些年被讀書坑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