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薪百萬也是“給人打工”，中國父母為何迷戀體製(組圖)

特約作者 | 熊誌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其次是不考公務員教師事業編。”近日，#爸媽眼中得體的工作#登上微博熱搜，“到底什麽工作才算好工作”引發熱議。

在爸媽眼裏，好工作的第一條就是“穩定”、“不會倒閉”。互聯網新貴、自媒體KOL、金融精英，這些年薪百萬的職業回到老家都被瞬間打回原形——“給人打工的”。

編製情結背後，是體製內外的綜合待遇差

中國的父母們對體製內的迷戀，相信大多數子女都深有體會。這幾年盡管公務員考試的話題在降溫，討論熱度不複以往，但報考人數並沒有隨之下降。數據顯示，2018年國考報名人數達165.97萬，曆史最高，競爭比達58:1。

如果考不上公務員，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往往也是事業單位、國企，再就是醫生、教師。這些職業都有個共同的特點：穩定，且有一定的社會威望。

對那些從企業辦社會時代走來，且經曆過下崗潮的老一輩家長們來說，寄望於子女謀得穩定的編製，是很正常的心理。把時間拉長，所謂“士農工商”，自古以來讀書的出路就是科舉做官進體製，這是一種綿延久遠的文化氛圍。改革開放才四十年左右，自然很難扭轉。

當然具體到個人，更現實的因素在於，“穩定”二字背後，是體製內外從薪酬待遇到福利保障、職業風險的差別。

無獨有偶，今天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18年的年平均工資，其中IT業超14萬元居首位。不過城鎮私營單位和非私營單位整體相差甚遠，前者平均工資是49575元，後者是82461元。

相對於明麵上的工資差額，體製內的一些隱性福利，比如津貼、補貼和獎金，還會加劇收入的差別。甚至在五險一金的繳納上，體製內單位比起私營企業來都要規範得多。



健全的職業保障機製，讓大學生從踏入體製起，隻要不犯錯，就能無憂無慮的幹到養老。這種免除後顧之憂的待遇，在互聯網等快速迭代的新經濟領域，幾乎毫無可能。以共享單車為例，兩三年時間一個產業風口就經曆了從興起到衰敗，其從業者自然會顛沛流離。

哪怕是巨頭級別的私營企業，“穩定”幾乎也是奢侈品。此前中興程序員跳樓、華為裁掉35歲以上老員工等話題，引發廣泛討論；近半年來互聯網寒潮來襲，失業現象成為科技圈關注的熱點，無不都顯示出體製外的巨大流動性和失業風險。

而且，代際差別背後是觀念、視野的差距。今年4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正式發布13個新職業，其中包括人工智能、雲計算、電子競技員等，這些崗位往往超出家長認知。

就好像一個程序員在回家時，麵臨的一個難題是，除了簡化為“搞電腦的”，還能如何向父母具體描述自己的工作內容？

越接近體製，就越靠近資源分配的中心

如果不是以輩分而是以地域的視角來看，還會發現，編製情結最濃重的地方，往往是在經濟不太發達的小縣城，子女考上公務員，甚至是一件值得向全村說道的事情。

盡管基層公務員並非想象中的清閑，但年輕人紮堆進入，除了可觀的收入和福利外，更是因為越靠近體製，就越接近資源分配的中心。

小縣城熟人社會的紐帶結構下，辦事經常得靠人情支撐，體製內的社會地位背後是高人一等的話語權。和體製的親疏遠近，決定了資源調度能力的梯度差異。即便教師和醫生，也都對應著最重要的教育、醫療兩大資源，因此自然會成為爸媽眼中好工作的前三甲。

別說縣城，甚至是發達的一線城市，體製內外資源分配的差序格局都依然存在。相信很多人都記得，去年北京某公司的CEO吐槽，企業繳稅8000萬仍然解決不了孩子上學問題；曾經的自媒體KOL咪蒙，也因為孩子上學問題而發文求助。



粉筆網CEO張小龍曾抱怨解決不了孩子上學問題

今天福利分房之類的特殊待遇已經大大減少，但從一線城市的戶口到公租房，從公立學校的學位，再到三甲醫院的病床，體製內比體製外獲取的概率更高，這是不爭的事實。

體製內掌握著資源分配的權力，這一方麵吸引了大量考生擠獨木橋，另一方麵衍生出一些比較典型的具地域色彩的現象。

比如提到貪戀體製，可能很多人都會想到東北。此前哈爾濱招400多個環衛工，有1萬多人報名，引發了廣泛的爭議。東北恰恰是國企高度集中的地區，上世紀國企改製中的下崗潮成為轉型陣痛。



2012年，哈爾濱“三千本碩畢業生爭當清潔工”引發熱議，圖片引自南方周末

今天的東北父母，難免會對下崗有著深刻陰影——盡管“下崗”這個詞已經不合時宜，它早已逐漸被“失業”取代。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山東，坊間甚至有“不考公務員，簡直不配當山東人”的說法。與之相映成趣的是，山東的經濟結構相當傳統，大型企業幾乎都是國企，和同為沿海省份的江浙等地形成明顯的差別。

無論是體製內對年輕人的吸引，還是引發的國企聚集，其實都是權力主導的資源分配格局在市場經濟中的伴生結果。

貪圖穩定沒錯，錯的是權力主導一切資源分配

在過去的討論中，對編製情結更多是持批評態度，其實對普通人來說，進體製或者退而求其次當老師、醫生，已經是他們力所能及範圍內性價比最高的職業了。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平均工資中，很多人都看到了IT從業者位居榜首，沒看到的是，從業門檻未必就比考上公務員低。

舉個簡單的例子，互聯網、金融等領域的優質產業資源，幾乎被一線城市高度壟斷。也隻有在這些市場經濟足夠發達的地區，體製內外綜合待遇的差別才會被填平。在小城市打拚，很難想象能夠達到百萬年薪，爭取一個編製，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概率反而可能更高。



而且，迷戀體製同樣可以理解為防範階層的滑坡，它成了那些夠不著一二線城市優質資源的中下層群體抵抗風險的重要武器。因此編製情結要糾正，但沒必要嘲諷。

在全新的市場環境下，中國父母們對體製的迷戀程度，已經在逐漸降低，而那些新興的就業崗位，則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就業選擇。比如今天的年輕人，可能不會去像父母輩那樣去工廠流水線打工，而是去送外賣、送快遞。

編製情結會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淡化，它有個漫長的自然過程。真正值得警惕的並不是貪圖穩定的心理，而是資源分配的格局被扭曲了。

一方麵從個人層麵來看，勞動力是重要的市場要素，權力主導一切資源分配，除了帶來巨大的不公平外，還會造成人才資源的浪費。像哈爾濱的環衛工招聘中，29位研究生報名，甚至有聲音稱“就算死，也要死在編製裏”。就業結構扭曲，自然很難人盡其才、人盡其用。

另一方麵，站在宏觀經濟的角度，體製內外資源的差序格局，還會引發營商環境變差、民營經濟缺少活力等連帶現象。

比如前麵提到東北和山東，這兩個在坊間容易和體製捆綁討論的地域，前者所遭遇的經濟困境已持續多年；後者因為民營經濟短板，出現了掉隊的危險，過去十年，成為經濟總量前五的省份中增速最慢的地區，以至於去年一篇《山東終於意識到自己落後了》被廣泛傳播。

讓市場經濟深入骨髓，讓體製不在資源分配的絕對中心，體製內外的從業者以及經濟主體才有平等競爭的機會。以此來看，隻是批評家長和子女貪戀體製，注定遠遠不夠。

另外得多提一句，編製情結背後，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影響，比如性別分工。傳統觀念可能會認為，女性需要再加操持家務，還得生育養娃，因此她的身邊人可能會希望她找一個清閑的體製內崗位。在兩性平權的社會趨勢下，這種傳統觀念誤區也該盡早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