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9日，成都女大學生李歡向四川警方舉報父母從事傳銷，並將自己臥底父母所在的“中綠”傳銷組織窩點所記錄的大量文字、圖片和錄音資料，交給了警方。
10月23日，中國反傳銷協會會長李旭從北京前往四川，對李歡父母進行反傳銷“解救”工作。李歡父母表示，不再進入傳銷組織。
當李歡父母正在接受反傳銷“解救”工作的同時，新京報記者“潛伏”其加入的“中綠傳銷”，發現“中綠傳銷”在“李歡事件”後，為躲避查處，迅速變換窩點，將原本集中居住的傳銷人員分散到秦皇島市的各大小區，將“中綠”的名字改為“中國商務商會”，將原本的“眾籌模式”變為“分享經濟”。傳銷頭目鼓吹打造“中產階級”，渲染“西方經濟侵略”，以此來增強內部凝聚力；偽造“國家政策”，通過展示黃金等財富，來維持謊言。實際上，傳銷組織並無產品，也無實體，依托民間資本累積財富，講師口中的賺錢模式仍是拉人頭入會，“投2900元賺130萬”成了組織上下的目標。
有傳銷高層表示，在秦皇島有數萬人參與傳銷，分別以家庭為單位租住在各小區。為了躲避查處，該組織嚴格控製新人進入，新人進入後需要接受“組織”檢查。
10月25日，傳銷組織“中國商務商會”在秦皇島一酒店包下宴會廳，宴請數百名成員，並在宴會上展示金牌，給大家洗腦。 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
第一課：“講師”的經曆
李歡舉報事件後，秦皇島中綠傳銷組織不再集中住宿，其中一個據點搬到秦皇島海港區海怡學府小區12棟1單元13層某室。來自新疆哈密的王建民夫婦及其哥哥王建軍租住在此。
10月23日，新京報記者作為入會新人，被送到王建民處暫住。
雖然房間隻有寥寥幾件家具，為了接待新人，王建民購置一張木床擺放在客廳，屋內還種了幾株花草。40多歲的王建軍躺在床上，看著寫在牆壁上的“賺錢模式”，兄弟王建民與其相互分析其中的利潤，顯得“自信滿滿”。
王建民一家負責對海怡學府小區內新傳銷人員進行宣講工作。
王建民作為“講師”，給新人的第一課就是講自己為何進入“組織”。今年年初，他剛來秦皇島時，哥哥王建華向他畫圖講解“投資2900元如何收獲130萬元”，“投資的錢雖然不多，但是要通過拉人頭才能獲利，這不是傳銷才怪，”王建民不信這種“天上掉餡餅”的事情。當天夜晚，王建民趁人不注意，獨自買票回了新疆老家，從此和哥哥王建華暫停了聯係。但在今年8月份的一天，一張王建華擁抱數十萬現金、戴著大金鏈子的照片，勾起了王建民的欲望，他帶上媳婦和老父親，再次來到秦皇島。
在這一家人中，大哥王建華極具說話權，通過他的介紹，王家四兄弟加上其80多歲的老父親等6人離開新疆來到秦皇島，謀求“暴富”。
王建民經過王建華介紹加盟“平台”，學習“純資本運作”。按照平台內教授的邀約話術，不斷地邀約新人加入，獲取分成。
王建民一家也是“中綠傳銷”組織改名為“中國商務商會”後，發展速度最快的家庭之一。這個家庭裏的最高“領導”王建華是傳銷組織的操盤手之一，行蹤難覓，即便是麵對王建民等親兄弟，王建華的住址和關於其在傳銷組織內的具體工作，“也是不能打聽的”。
新京報記者發現，王建華所在的“中國商務商會”，屬於新興的“南派傳銷”。相對於以往以發展下線兜售實物、控製人身自由為特點的“北派傳銷”，南派傳銷以“純資本運作”、大打感情牌、暢談人生發財夢為最大特點。
60多歲的劉文君是“中國商務商會”傳銷組織裏的老成員，10月23日上午，劉文君帶了一個名叫程嵐的新人，想請王建民講講課，看到記者和程嵐兩位新人，王建民很熱情、很爽快地答應下來。
10月23日，一名女“講師”在租住的房子裏，給成員講授如何拉人頭賺錢。 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
洗腦：“忍辱負重的突擊隊”
程嵐出生於1976年，家在四川大竹縣一個偏僻的村莊。一個月前，程嵐與丈夫感情出現問題，一氣之下獨自外出務工後結識劉文君，通過長時間的接觸，劉文君將程嵐介紹到秦皇島，視作下線，鼓動其參與傳銷。
新人會觀看傳銷組織的宣傳視頻，其中秦皇島圓夢園作為文化觀光區，卻被傳銷組織利用，曲解其中建築的含義，號稱是國家暗地支持，暗箱操作的映射。公園裏的潘長江和姚明雕像，也被曲解為兩人通過這個模式後成功的紀念雕像，以表示“平台”暗藏的巨大潛力。
王建民告訴記者，圓夢園的一切都在映射著“平台”的發展動態，是每個入會新人必定要去瞻仰的“聖地”。比如從“棺材”造型的火車站，寓意此地升官發財；圓夢園中的“石製沙發”，象征著“平台”是以寢室、家庭為單位進行運作。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圓夢園曾就此發過嚴正聲明，指出有人盜取圓夢園的名義，涉傳銷之事。
在記者到來之前，傳銷組織的人已帶著程嵐遊覽了圓夢園，向她介紹秦皇島的“運作熱潮”。整個過程中，傳銷組織的人員請程嵐吃飯、付車費，讓因感情問題離開家門的程嵐，在這裏體會到“溫暖”。
在程嵐和記者動心後，王建民的工作則轉移到論證“平台”的合法性上。
這是他必須向新人介紹的內容，他能從金融政策說到沿海城市的地域優勢，再從國家安危談到“平台使命”。這一階段，要讓新人相信“平台”背後是“有國家支持的”。而“國家支持”的原因是為了對抗“西方的經濟侵略，創造7億人口的中產階級”。
王建民的解釋裏，還提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在經濟領域打壓中國，“平台”在民間從事資本運作，從而富國強民，以對抗侵略。
為了佐證自己的觀點，王建民又舉例，“每月有超過500人的會議在秦皇島召開，從來不用報備，當地政府不知道？一定會知道。大量的資金流入銀行會不知道？會知道。大量的人用實名製購買車票進入秦皇島，會不知道？會知道。”王建民向記者和程嵐介紹，“這是國家在默許，國家特殊的政策在操控。”
“我們是得到政府的私底下支持的，是為了國家經濟忍辱負重的突擊隊。”王建民告訴程嵐和記者。
程嵐有些相信了。
發財夢：當了“大家長”就有了130萬
10月23日上午10時左右，王建民在客廳的牆壁上掛上兩張長方形的塑料壁畫，將白色的底作為黑板，貼在牆上。王建民手拿馬克筆，在牆上寫下“中國分享經濟”六個字。
王建民向程嵐和記者介紹說，“模式運行了21年，全國有87支隊伍在操作，光是秦皇島就有幾十萬人在做。”
和以往的傳銷模式一樣，王建民向記者和程嵐講述的賺錢模式依然是基於五級三晉製的拉人頭模式。“隻要投資2900元，就可以在平台中運作，之後再介紹兩人加入，自己可以升級拿到返點工資，”王建民在牆上畫出拉人頭模式的樹狀圖，按照一帶二的形式，呈幾何倍增的發展方式去發展下線，使得自身升級獲取資金。
按照王建民講述的模式，中國商務商會分為五個級別，依次排序為業務員、組長、主任、科長、經理。當到達經理級別後，可以選擇出局，拿走樹狀圖底下所有資金的52%。“按照正常發展，6到12個月，至少可以拿走130萬元，最多可拿到2000多萬。”王建民一邊說著，一邊在牆上寫下“130萬”幾個字。
王建民強調，等到成為統領393個下線的經理級大家長時，最低130萬也就進入了腰包。整個過程中沒有產品，所有的資金都來自於發展層的2900元，“交了2900元，排隊不幹活保準賺大錢，別人也能把你推到領導層，這就是‘分享經濟’。”
聲情並茂，是王建民講課的特色，這得益於哥哥王建華。
王建華教他如何利用講課調動新成員對金錢和成功的欲望。這些手段都集中在話術手冊中，傳銷組織為其取名“分享經濟運作流程”。這些話術手冊在傳銷組織最高領導——經理手中。王建民雖然和經理王建華是親兄弟，“但是也不能破壞傳銷組織的規矩，閱讀話術手冊”。
程嵐在王建民麵前表現出將信將疑，王建民就拿出大哥王建華的例子作為教材。
“他現在每天最低有好幾萬的進賬，平台還定製了500克的大金牌作為工作牌，手上戴著金表”。
在這個傳銷組織裏，新成員能見到很多戴著金項鏈、金戒指和金手表的人。“就是要讓他們展示出來激勵新成員。”在一次聊天中，王建華向記者描述。
“別人能成功，你為什麽不行？”王建華也經常用自己的親身經曆反問那些表現出賺錢欲望的新成員們，“出國遊，吃國宴，喝茅台，開豪車，這才是我們想要的生活。”
10月23日，傳銷組織的一男一女專程到車站接作為新人的記者。 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
“家法”：危及平台就“清理門戶”
在“中綠”傳銷沒改名的時候，傳銷組織內有句俗語：十年打工辛辛苦苦；十年經商忙忙碌碌；一年中綠光宗耀祖。“想要光宗耀祖，必須學會在平台裏聽話照做，”王建華對新人有這樣的硬性要求，反之則有“家法”對待。
在中國商務商會傳銷組織裏，有五種人不能參與：未滿18周歲；當地人；外國人和在職公務員；網上在逃犯；刑事犯罪人。這是“家法”中的硬性規定。
“家法”還規定，在寢室裏，不論誰的新朋友，大家要全心全意地投入，做到把別人的新朋友當做自己的親戚，隨時調節氣氛，笑聲不斷，要新人感受到大家庭的溫暖，彰顯出極高的親和力。
王建華作為傳銷組織的最高“領導”，在和下線聊天時，明確說，“不要當著新朋友的麵玩手機，接打電話，可以到陽台或者寢室接打電話，決不能當著新朋友的麵去打邀約電話，不能互竄寢室。”
60多歲的劉文君曾當著新人的麵打過電話。突然聽到有人敲門就打開了房門，結果發現是“平台”派人來查房。劉文君當場被罰了200元，理由是她破壞了“平台”製定的規矩。
對於膽敢違反“家法”的人，平台會毫不猶豫地清理門戶。2018年夏天，劉文君介紹進來的一名廣東籍男子因為喝酒誤事，與小區保安打架，就被“平台”勸退。
相對於對“酗酒、賭博、吸毒、偷竊”私德的管理，“平台”對於危及平台生存的“雜音”的管理更為嚴格。
吉林的張鳳蘭是2017年初被朋友邀約到秦皇島參與傳銷的，和王建華的級別一樣，她也達到經理級別。不過她不是通過發展下線，而是將全部身家60多萬元投入到“平台”，搖身一變成為經理。然而，好景不長，她發現自己帶領的很多下線，因賺不到錢而鬧離婚、妻離子散、想自殺，她幡然醒悟，但為時已晚。她說自己想跟發起人於光明攤牌，但最終卻因此被“隔離”了，窮困潦倒的她，從高檔小區搬到離秦皇島市中心較遠的一個回遷房內，每天起早貪黑地去餐飲店打工，一天掙一百來塊錢，湊足每月2000多元的房租費。
10月24日晚，秦皇島市海港區下著小雨，冷風吹過，冰冷又刺骨。曾為最高級別經理的張鳳蘭下班後，縮著脖子，頂著細雨，騎著電動車消失在夜色當中。
炫富宴：傳銷經理展示金牌大談“成功學”
就在曾經的經理張鳳蘭頂著冷雨落魄回家時，王建華和另外三位經理，在秦皇島一家飯店內開辦酒席，宴請十多名新成員。
王建民稱，“這個會叫做‘見現實’。”
新京報記者參與其中發現，這場酒宴實則為另一個洗腦手段，算是“炫富宴席”。
王建華作為資曆最新的經理，首先發言。他在飯桌上和其他三位經理先後介紹了自己，從經商失敗、投入行業、賺到大錢、分析模式、大談成功學。和王建華一樣，每個經理的發言都在一個“公式”裏。
席間，經理們為了讓新成員相信“平台”能賺上大錢。王建華帶頭，從包裏取出一個金色工作牌向在座的新老成員展示。“這是今年8月份上經理級別後，‘平台’給我們定製的黃金工作牌，這是給的獎勵，隻要上了經理，都會有，”王建華把金牌遞給劉文君。劉文君將其戴在脖子上，俯下身來輕聲向記者說：“聽說這一條金鏈子重500克呢。”
當記者剛接過牌子的時候，王建華走了過來，直接從記者手中取走。
對於這樣的模式，上了半輩子班的劉文君喜出望外，她堅信再來20年，也不會賺到這麽多錢。然而，交了2900元的劉文君自從來到秦皇島後，也拉來了多個親戚朋友，卻沒有拿到一分錢。
這隻是一場小型宴席，還有更大規模的宴會，等著傳銷組織裏的新老會員。
10月25日晚上，秦皇島市海港區四星級的首旅京倫酒店內，“創始人”於光明及王建華等十餘名經理為了慶祝下線升級到經理級別，特意包下一個宴會廳，設宴款待新老成員400餘人。首旅京倫酒店工作人員介紹，這樣一場會議需要交納近3萬元人民幣。
進入宴會廳的人要遵循“平台”指定的規矩，需要進行檢查，不能帶手機入內，不能錄像，不能拍照。王建軍負責對會場進行管理。
新京報記者在宴會現場發現，先是經理們上台分別演講，每個人都按照話術公式自報家門、講述經曆、討論成功的原因。最後，每人展示出手上的金牌，向台下的新老成員呐喊，“我的今天就是你們的明天！”
台下的人沸騰起來，隨著背景音樂鼓掌呐喊。
在張鳳蘭看來，這是一場大型的炫富大會，也是一場集中的大型洗腦會。
10月24日，幾個“經理”邀請新人吃飯，一女子試戴“組織”給“經理”發的金牌。 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
入會：被表妹拉下水的“滿單主任”
當晚宴會結束後，新成員李豔表示，“還好之前滿單進入。”
所謂“滿單”，就是一下交了15份最低入會費（43500元），直接跳級成為“主任”級別。就在晚宴之前，記者也親曆了李豔向傳銷組織交錢的過程。
當日下午，在海怡學府小區12棟1單元13層某室內，王建民拿來一份“中國分享經濟經銷商申購單”放在客廳的桌上。“加入平台必須要有儀式，要有考官，填寫表格的時候不能填錯，否則罰款50元，”王建民說。
考官王娜是李豔的表妹，一個月前加入傳銷組織，也是李豔的“推薦人”。說白了，就是王娜將表姐李豔拉進了傳銷。
為了這場儀式，王娜身穿白色襯衫，係著紅色領帶，左手放在右手上，置於小腹，端坐著。客廳的王娜目視前方，一言不發，麵前的茶幾旁放著三把椅子。而其他人則在臥室裏等候儀式的開始。
“咚咚咚”，王建民先敲了房門。
“請進，”王娜說。
王建民走了過來，和她握了手，問候一句，“您好！”
“您好！請坐。”
後麵的六個人一個接一個進來，王娜和他們重複著上述動作。眾人坐下後，客廳極其安靜。
“今天受平台委托，對你進行考試，考試之前，問你兩個與考試無關的問題，在你考察的這幾天，有沒有人用強製性的手段、語言強迫你做不願意做的事情？”王娜按照程序先發言。
“沒有。”李豔回複。
“我們的行業暫時不被親人和朋友所理解，你有多大的信心從這裏走出去？”
“百分之一百。”李豔說。
一係列的程序過後，李豔簽下自己的名字，按了手印。王娜收起表姐李豔遞過來的銀行卡說：“以後你拿回來的，將是千千萬萬個2900元。”
（文中程嵐、王建華、王建軍、王建民、劉文君、張鳳蘭、李豔、李旭、於光明、王娜均為化名）
【內幕揭秘】
傳銷頭目：編寫公式洗腦操控資金盤
“中綠”傳銷組織因被曝光改名“中國商務商會”後，繼續打著“分享經濟”的旗號在民間拉人頭集資。
在記者臥底期間接觸的各級別“領導”中，一些因傳銷而陷入困境的人自稱幡然醒悟，向記者描述傳銷組織騙人內幕：謊言邀約新人，編織暴富夢洗腦，撰寫全套話術操控資金盤。
10月27日，一名被騙進傳銷組織的女士，向記者展示向傳銷組織交錢時簽訂的“中國分享經濟經銷商申購單”照片。 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
被“隔離”的傳銷經理們
2016年底，吉林人張鳳蘭在海南的生意失敗，經過朋友的介紹，她來到秦皇島考察項目，想另謀生路。
根據張鳳蘭描述，在當時推薦人於光明的鼓動下，她了解到拉人頭致富的賺錢模式，後來她發現進入的是傳銷組織。“一開始投了十幾萬進去，想賺回來，就跟著做了，”張鳳蘭回憶，於光明和其他幾個經理建立資金盤後，開始瘋狂拉下線，“一個月不到的時間，就拉了200多人。”
後來，有記者臥底進入“中綠”傳銷組織，於光明手中的一條線被執法部門端掉。“他開始低調一些，讓沒被抓的人分散居住，”張鳳蘭說，為了避免再次被打傳辦查處，於光明製定規則，“一套房裏的居住人數不要超過五個，有人敲門不要開，必須電話通知後才開門。”
進入平台兩年，張鳳蘭前後總計投入了60多萬元。自己也曾拿到過錢，但是並沒有超過投資的成本。後來，她發現她所帶領的下線越來越多，“很多人賺不到錢，有鬧離婚的、有妻離子散的、有失蹤的、有想自殺的。”張鳳蘭意識到，“這個平台最大的危害是在傷害人的思維，創造更多的‘難民’去滿足金字塔頂端的人。”
根據張鳳蘭回憶，今年6月，她約於光明在秦皇島一家酒店見麵，談準備離開傳銷組織一事。因為投入巨額成本，張鳳蘭想讓於光明退總投資成本的一半，30萬元。
“一開始，他（於光明）是答應的，”張鳳蘭描述，“後來再聯係於光明就沒信兒了，電話也不接，人也找不到。”
張鳳蘭被“隔離”了。
遼寧人宋華芳也是“經理”之一。她在2016年底來到秦皇島，加入傳銷組織。在將兒子結婚用的30多萬元投入進去後，到目前為止，宋華芳一分錢也沒收到。
她曾找到過於光明夫婦理論，“為什麽平台沒按照規則給她發工資。”宋華芳回憶當時的情景，“他（於光明）們夫妻二人一開始說給我查賬，到最後直接失去聯係。”
114頁的《分享經濟運作流程》
作為曾經的組織最高職級“經理”之一，張鳳蘭參與過洗腦話術的編寫，“洗腦的資料是經理以下級別的人不能看到的東西，那裏麵記錄了從邀約到騙人交錢的整個環節。”
張鳳蘭說，洗腦話術又叫做《分享經濟運作流程》，分為上、下兩冊，洗腦話術由A4紙打印，全卷共114頁，封麵是圓夢園公園大門照片。
新京報記者翻閱洗腦話術發現，上冊主要包括“分享經濟”、“分享經濟運作流程”、“分享經濟運作宏觀概述講稿”、“製度講稿”、“考試題”等十四個章節。在這些章節裏，均被冠以“國家政策”、“暗中扶持”、“打造7億中產階級”等詞匯、語句作為騙人幌子。
在《分享經濟運作流程》一章節中，新京報記者發現傳銷組織對“見現實”的解讀為：現實求證，成功人士現身說法，包括去茶樓、酒樓小規模交流以及酒會，與成功人士分享。“這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宋華芳說。
“中國商務商會”傳銷組織在邀約新人來的時候，需要設計謊言。在洗腦話術中，提出明確要求：根據邀約的方式不同，設計不同的揭謊稿，話要適度，以揭謊對方能接受，能使對方快速地穩定下來為上，語言不能急，要流暢巧妙。
而在下冊中，傳銷組織設計好了“開課”、“主持”、“帶人”、“公司的四大殺手”、“運作模式”等23個章節。
新京報記者翻開“主持”章節內容發現，上麵記錄的問答式話語與在臥底期間經曆的宴會上如出一轍。甚至連“經理”們講話的內容也是照搬洗腦話術上的內容作為模板。
“說到底，這些傳銷組織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讓新人交錢，自己賺錢，至於下線，連哄帶騙。” 中國反傳銷協會會長李旭說。
傳銷組織“中國商務商會”印製的傳銷手冊。 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
難覓蹤跡的傳銷高層
張鳳蘭和宋華芳表示，她們在對“平台”提出異議後，均被平台“拉黑”。
她們想去找於光明理論，想討回自己投資的巨額資金。“但是一次次地被拒絕，到現在，人都找不到”。
新京報記者在臥底期間發現，本該是全體新老成員參加的酒宴，張鳳蘭和宋華芳均未出席。“他讓手下的人不要通知我們，讓我們和他斷開聯係，有什麽活動也不告訴我們。”宋華芳稱，她和張鳳蘭一樣，失去了平台的聯係，也無法找到於光明，兩人加起來的近100萬元全打了水漂。
於光明和王建華有意阻止張鳳蘭和宋華芳參加活動以及各類會議。這在新京報記者臥底期間得以驗證。10月25日下午4時，當劉文君提出想去參加在首旅京倫酒店召開的酒宴時，被王建民和王建華兄弟四人拒絕。王建民私下告知劉文君，“如果你要去的話，大家都去不了。”
“他們（王建華四兄弟）知道我和她們（張鳳蘭和宋華芳）有聯係，所以提防著我。”劉文君說，於光明在躲著她們，“生怕她們惹出事端，導致窩點被端”。
沒有人知道於光明和王建華的具體住所，隻是每當有超過兩個新人加入“平台”時，他們才出現在“洗腦”的會場上。
記者臥底期間，王建華曾表示於光明是大連城建局的幹部，但記者核實，大連城建局根本沒這個人。
“經理們所有的行動都是臨時通知，沒有規律，”宋華芳說，自從上次被中央電視台曝光後，於光明等人就換了住所，“現在住在哪裏，根本不知道”。
“李歡事件”後，“每次進來一個新成員，王家那幾個弟兄就會在趁人不注意的時候翻人家帶來的行李，還會檢查新人的手機，”劉文君說，這是為了預防記者和公安的臥底。
10月23日上午，新京報記者臥底進入上述傳銷組織。在外出購買洗漱用品的近一個小時後發現，記者放在王建民家裏的包裹被挪動位置，包裏的衣服存在被翻動的痕跡。
升級換代的傳銷方式
2006年，在經曆過傳銷陷阱後，李旭成了一名反傳銷人士。他自費建立了中國民間反傳銷協會，並擔任會長。
過去十多年裏，李旭的協會每天都能接到上百個求助電話，谘詢如何預防和應對傳銷，他也被媒體稱為“民間反傳銷第一人”。
李旭介紹，隨著國家的不斷打擊，近幾年來，南派傳銷將這套“純資本運作”傳銷變種為“民間互助理財體係”（燕郊傳銷組織的一種模式）後，又在秦皇島變為“分享經濟”。李旭在對李歡父母進行反洗腦工作時了解到，“中綠”傳銷組織又把43500元的入門費用，降低到一單2900元和滿單（15單）43500元的模式，從而形成了投資成本更低的新型變種傳銷。
在這個傳銷係統裏，不限製人身自由、嚴格控製擾民，絕對不發展本地人，參與者又能自由消費。李旭表示，這些不同以往的傳銷手段，都能讓傳銷者不斷地拉來新人，而不被發現，也正因為這樣的一個管理模式，王建民和其他人將這個定義為“透明的分享經濟項目”。
很多受害者被洗腦後，一步步地變成“加害者”。
李旭說，在傳銷裏麵的小頭目，都是曾經的受害者。他們有雙重身份，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在沒有洗腦之前，他算是一個受害者。當他被洗腦以後，他也從一個受害者變成了一個加害者了。
“打擊傳銷的法律門檻太高，處罰太輕，取證非常困難，傳銷組織屢打不絕”。李旭介紹，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對參與傳銷的人是以批評教育為主，頂多就是遣散。“遣散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他被洗腦了，執迷不悟，你打不散、趕不走。治標不治本。除非抓頭目，摧網絡，把頭目抓了，自然底下就散了”。
（文中涉傳銷人士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