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各地統計局發布的城市經濟三季報陸續出爐。綜合數據來看，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的中國經濟總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是上海、北京、深圳、重慶、廣州、蘇州、成都、杭州、南京、武漢。天津首次掉出前十席位，排名第11，北京成為唯一留在前十榜單裏的北方城市。
這份榜單引發了關於南北城市差距的熱烈討論，“北方失守”“中國迎來大南方時代”的聲音層出不窮。真相果真如此？近日，《瞭望東方周刊》就此專訪了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
11月4日，天津港東突堤碼頭，集裝箱貨輪在港口內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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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差距形成原因
《瞭望東方周刊》：南北城市之間差距形成的原因是什麽？
陸銘：所謂的“南北差距”，主要是沿長江和沿海的航運能力帶來的。
如果將前十名單中的沿長江城市和珠江口城市去掉，或者再把臨近上海的杭州也去掉，就能很容易發現，南北差距並沒有那麽大。
在大船時代，長江是中國唯一一條能夠走大船的河流。北方天津以北的港口冬天結冰，而且缺乏內河航運，難以產生製造業的腹地。而珠江流域也僅僅珠江口幾個城市的製造業比較發達。
一個地方距離沿海大港口的遠近，對這個地方的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離大港口越遠的城市，其GDP規模往往就越小。而就到沿海大港口的距離這一個變量，對中國城市和城市之間 GDP規模的解釋力達到39%，超過所有可以解釋城市間GDP規模的因素的總和，而這還是在國家大力扶持內地發展的情況下。可見，地理因素仍然顯示出了對經濟集聚的強大作用。所以，南北差距的實質是，全球化進程中，因為區域港口條件和航運能力差異所帶來的發展之間的差距。
《瞭望東方周刊》：南北城市的功能定位存在差別，是否原因之一？例如中國糧食生產重心的逐漸北移，北方城市劃出生態修複功能區等。
陸銘：南北城市的功能定位存在差別，
這是一個大國在特定經濟發展條件和背景之下，各個不同地方所具有的比較優勢不同，並按照比較優勢進行地區之間分工的結果。
在沿江沿海地區更加適合發展出口導向型的製造業，一些大城市發展現代服務業，由此形成一種區域發展格局。相對來講，北方目前的確在製造業發展中相對缺少一些比較優勢，但較多出現生態環保護區、糧食主產區，更主要的原因是國家順應經濟規律和不同地區的條件差異，對不同地區進行不同定位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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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經濟總量論英雄
《瞭望東方周刊》：除了GDP，衡量南北城市發展差異，還有哪些“指標”？
陸銘：發展是一個綜合概念，即便隻從經濟指標來講，其實最重要也不是GDP總量，而是人均GDP，而除了經濟指標以外，從發展的綜合角度來講，還應考慮人口發展指數。
健康、教育、環境等各個方麵都需要進入發展的考量範疇。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人均發展水平。當前中國的現狀是南方在GDP的份額中占比逐漸提高。但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北方還有大量的農業人口，同時，中國重化工業的發展重心還在華北、東北，南方除了上海以外，其他地方當年GDP份額並不高。
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經濟中心逐漸南移，北方有大量的人口向南遷移。如果這個過程能夠順應市場經濟規律的話，最終可以達到一種南方的經濟所占比重和南方人口所占比重大致相當的狀態，南北人均GDP其實是差不多的。
在人均GDP這個指標上，中國各地區的差距其實正在慢慢縮小。
在一些人均GDP發展水平比較低的地方，除了要找到自己的經濟發展比較優勢之外，要更加注重生態保護、環境質量的改善，更加注重推動公共服務方麵的均等化。
有的地方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工作壓力也比較大，房價也比較貴。而在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的地方，環境質量比較好，生活壓力沒有那麽大，各有優點缺點，因此綜合來講，其實全國各地方生活質量差異還會小於人均GDP的差異，這是一個比較良性、正常的結果。
《瞭望東方周刊》：如何客觀公正的看待南北城市差距？
陸銘：我說南北經濟的差距被誇大了，其實是有幾層含義的。
首先，在麵向全球化的發展格局之下，中國現在要以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在這樣的發展格局之下，國際貿易和加入全球化進程仍然非常重要，南方整體來講海港條件較好，尤其是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再加上長江整個黃金水道，尤其是中下遊地區的黃金水道的運能非常強，在全球化格局下，南方的發展速度快一些，其實是由南方的自然地理條件決定的。
自然條件的差異也是一種差異。不能簡單地把南北之間的差異歸結為體製、文化等因素。當然，不能說體製和文化因素不重要，北方的一些地方，客觀來講，市場經濟的發育水平、製度的市場化的水平、對於私有產權的保護等方麵確實比南方弱，營商環境也是南方更好一些，這些現象是存在的。
但是，很多人在討論南北差異的時候可能忽略了整個國家在加入全球化進程之後，經濟地理對於整個國家區域發展格局的重大影響。
不能簡單地說，對於經濟發展速度比較慢的地方，就需要給優惠政策，然後鼓勵投資，這樣對於整個國家來講很容易把投資導向發展條件相對較差的地方，結果導致全國範圍內資源配置效率的惡化，在過去十多年，欠發達地區超標投資已經導致政府債務，這一點，政策製定者要值得注意。
另外，衡量發展的差距有很多維度，應該促進人口自由流動，讓一個國家內部的人口能夠比較順暢地流動到個體認為能夠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的地方，國家層麵的政策應更加注重不同地區之間生活質量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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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出是一種解決方案
《瞭望東方周刊》：麵對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劣勢，不同類型的北方城市該如何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走特色發展之路？
陸銘：中國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開放的格局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變化，即深入加入全球化。外向型經濟對中國區域經濟的影響非常深刻，但是外向型經濟在整個國家所占的比重隻是一個部分，盡管這個比重很大。對於缺乏發展外向型經濟有利條件的地區，比如海港條件不好的內陸地區來講，應該是注重以下幾條：
首先，在中國廣大的內需市場上有很多服務於內需的產業，有些製造業是專門服務國內市場的，有些服務業是主要服務於國內需市場的，比如旅遊，再比如農業，大量農產品實際上是服務於內需市場的。
那麽，在發展外向型經濟方麵比較有劣勢的地方就可以更多服務於內需，比如東北現在是中國一個非常重要的糧食主產區，甚至在畜牧業包括養豬這樣的產業上，在整個國家的地位在提高，同時東北也是非常重要的生態涵養區和旅遊的地方，這些都是發展的機會。
第二，在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時候，有一些外向型經濟的產品並不是通過輪船來運輸的，我們在強調海港的運能對於區域經濟發展帶動力的時候，是因為絕大多數的製造業產品在進行國際貿易的時候主要是依賴於海運加上內河運輸配合的。但其實有很多製造業的產品並不一定需要通過海運，盡管它在整個製造業所占的比重沒有那麽高，比如說一些附加值高但是體積很小的產品，像電腦芯片就是用空運來完成的。
軟件業和一些數字附加行業，其產品可以通過網絡傳輸，不需要通過輪船鐵路。對某些城市來講，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機遇。在這方麵，像西安、成都這些中西部城市就發展得不錯。
第三，有些中西部和東北城市還存在曆史遺留下來的一些發展優勢，比如沈陽周圍布局的一些“大國重器”行業，到現在沈陽仍然是在中國經濟發展中非常重要的地區，這些優勢可以進一步保持和發揚光大。
第四，比如高等教育，中國中西部一些大城市周圍的高等教育資源非常雄厚，像武漢、西安、成都和重慶。這些高等教育資源如果能夠更多服務於國家發展和區域經濟發展的話，也是非常重要的發展機遇。
中國地域如此之廣大，除了少數中西部大城市周圍主要發展製造業、服務業以外，更多的內陸地方更多發展農業、旅遊、自然資源這樣的行業。在這些行業當中，人口的適度流出是有利於提高人均資源占有量或者人均產出，也就是有利於提高人均發展水平的。
總而言之，看待地區之
間的發展差距，不能用經濟的總量來論英雄，而應該更多地去看到人均的發展水平，包括生活質量、公共服務水平等等。
《瞭望東方周刊》：2012年後，中國經濟轉向依靠創新驅動的高質量發展階段，南北市場發育差異問題凸顯，南方較快轉型升級，而北方逐漸乏力。在北方，因市場機製改革滯後，營商環境相對滯後，新經濟新動能培育緩慢，產業轉型升級艱難。未來，北方應如何針對自身短板、加大市場化改革？
陸銘：區域經濟的發展轉型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不管是在中國的曆史上，還是在發達國家曆史上，在產業轉型當中都有很多跟中國類似的發展經曆，比如在發達國家，隨著製造業的外遷，有些重工業城市就出現了產業衰落，有些資源型城市出現了資源性枯竭，這在世界各地是普遍存在的。當出現這樣現象的時候，我們要理性地來看待這樣的問題。
比較成功的一種情況就是實現產業轉型，像美國匹茲堡成功從一個鋼鐵城市變成了一個現代科技和教育非常發達的城市。中國有一些地區實際上是具備這樣的條件的，比如沈陽，本來教育資源就不錯，加上“大國重器”產業和項目的布局，很有可能成為一個新的科技產業雲集的地方。
另外一些城市，當產業在國家經濟份額占比逐漸縮小，重工業開始失去競爭力，資源在枯竭的時候，我認為人口適度流出本身就是解決問題的手段。一方麵流出的人口一定是希望自己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有所改善才會流出。另一方麵，在少部分人口流出的時候，留下的人口的人均資源占有量可以提高，所以不要對人口流出的現象出現太負麵的恐慌心理。
東北、華北的一些地方曾經是計劃經濟時期借助於國家的力量發展起來的，這些地方的確在很大程度上遺留了計劃經濟時期政府的幹預，營商環境比南方要差一些，市場經濟發育弱一些。我認為這些問題一方麵要通過時間慢慢去解決，另外一方麵就是通過地方政府人員的流動，比如最近在中國出現的南方省份的幹部調往北方去任職，這些流動的確有效促進了當地體製和營商環境的變化。
法製環境的建設也很重要。因為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在法治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如果在投融資、企業發展、破產清算以及出現市場糾紛的時候，尤其是政企關係裏出現矛盾的時候，如果能夠依賴法治去解決矛盾，那麽整個營商環境就會得到有效改善。
時代大變遷導致了區域經濟發展格局的變化，有優勢的地方要保持優勢，從而為全國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做貢獻。地理自然條件不夠好的地方就必須要找自己的比較優勢，做那些別人做不了的事情來發展自己。千萬不要以為可以通過國家的一些優惠政策和扶持改變區域經濟格局，甚至認為這是所謂的“人定勝天”。
在世界範圍內都有很多的這樣的例子，美國底特律就曾經在產業衰落的時候以為通過加大投資就可以扭轉局麵，新建了很多公共工程，但人口還在持續流出，最後底特律的政府就被活生生搞破產了。
這些在世界範圍內存在的經驗教訓都值得我們去吸取，中國在過去十多年時間裏麵，也把大量的投資引入到一些欠發達地區，這些投資中有一些其實是違背當地的經濟發展比較優勢的，最後回報很低，甚至引起了地方政府的債務劇增。教訓必須加以總結，並且避免未來重複。
位於成都高新區孵化園的世界500強企業戴爾公司與本土網絡企業艾普寬帶共同建立的“雲計算中心”。（江宏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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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將帶動城市群發展
《瞭望東方周刊》：在中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南北城市該如何更好地尋求發展“平衡”？
陸銘：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區域間比較優勢角度來講，中國南方特別是東南沿海具有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比較優勢，在未來國家發展中，就更加多的去承擔外向型經濟的發展職能，以此帶動整個國家經濟的全球化進程，形成強大的國際競爭力。
北方的一些城市也有不錯的港口，這些地方也可以參加到國際大循環裏麵。但相對來講，北方經濟很可能要更加麵向內需。
總而言之，大家要看到每一個地方都有自己為國家做貢獻的條件，要把自己的優勢充分發揮出來，不管是哪個地方，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部，發展合適自己的產業，促進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這都是在為國家整體的發展做貢獻。
《瞭望東方周刊》：人口隨著產業向都市圈聚集的趨勢來臨，北方城市該如何利用都市圈、城市群建設，基於市場規律統籌推進區域協調發展？
陸銘：不止北方，全國各地為了迎接經濟發展新階段的到來，都應該更加注重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建設，因為中國今天所在的經濟發展階段，從人均GDP的角度看已經站在一個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上了，接下來服務業在整個國家中所占的比重會越來越高。
不管是現代服務業還是消費性服務業，都有一個很強的特征——集聚效應很強，因為服務業需要麵對麵交流，包括一些以信息、技術和知識為核心競爭力的服務業，例如科技、教育、文化等行業，也依賴麵對麵的交流。
全世界都會出現這些產業在大城市附近的都市圈集中，然後再由都市圈帶動整個城市群的發展。
北方城市也一樣，如果能在東北地區的沈陽、哈爾濱、大連這些中心城市周圍的都市圈形成區域性增長極，一方麵集聚人口，一方麵基礎設施建設得更加完善，就可以形成對區域經濟的帶動作用。
城市群的建設一定不能再走老路，要看到經濟發展的規律是中心城市的集聚作用越來越強，不同的城市之間應該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最終實現人均意義上的平衡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