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新政的謊言-政治經濟類讀書筆記係列之一 (2019-09-18 18:25:18)
作者：有問求解
《羅斯福新政的謊言》 伯頓.W.小福爾索姆
簡介：《New Deal of Raw Deal? How FDR’s Economic Legacy Has Damaged America》
這是-本批評羅斯福新政的書，它用大量事實證明，大蕭條時期的政府政策的確延緩了經濟的複蘇, 甚至對當今的美國仍有負麵影響。而且羅斯福和新政的力量，已經永久性地改變了美國的政治和經濟生活。
緣起：有感於前幾日與madox的交流，對當今美國向社會主義極速滑落，道德的下降感到困惑。受到鼓勵，將近半年來看過的書，文章做一筆記，有助於理解美國政治變化的脈絡。
之所以從羅斯福新政介紹起，因為正是美國進步左派理念占上風，逐漸背離美國建國基礎的拐點。
從伍德羅.威爾遜任總統期間開始，被美國人信奉的“進步主義曆史觀”與美國建國之初的製憲者理念，實際上是不同的兩種自由觀（以後會展開說的）
製憲者：
- 重視的是程序而不是結果
- 我們不會有完美的社會（那是不完美的人類永遠都無法實現的夢想），但我們能為人們提供運用各自天賦的人權去獲取財富和個人幸福的機會。其結果可能是明顯的收人不平等，但嚴格程序將確保每個人都有機會；
- 製憲者認為應該限製政府的權力，以保護公民權利。製憲者們對人的本性心存疑慮，在製憲者的曆史觀裏，並不存在良好願望這件事。憲政論者相信，跟政府比較起來，納稅人才是自己錢款的更好的管家；
- 憲政論者強調忠於程序，服從規則，強調義務與正直的重要性。規則的持續實施，就意味著人們知道該期待什麽，如何安排自己的事務和生活；
- 誠實的領導人有助於確立製度的連續性，是人們效法的榜樣。在憲政論者看來，總統最好還是別提什麽烏托邦，而應按製度辦事，恪守義務的約束，起好模範帶頭作用，好讓千千萬萬美國人能夠作出自己的經濟選擇，遵循供求規律，而不是授權少數決策者按照他們認為符合公共利益的方式來確定價格和安排生產。
伍德羅.威爾遜和羅斯福-“進步主義曆史觀”
- 重要的是結果而不是程序；
- 他們認為分權的唯一後果，就是造就了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府；
- 美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行政機關，以用公共政策的形式實現公民利益；
- 總統是意見領袖，是“國家真正立場和目標的代言人”，而國家所需要的是“一個與公民要求更為契合的人”， 一個了解其時代和國家需要的人。進步主義者對總統或者小部分政府管理人員能夠運用政府為美國人創建美好生活、維護公民自由這一點樂觀不已；
- 為了履行責任，就必然需要擴大政府的規模，向某些公民征稅，以向另一些公民提供新的“權利”；
- 結果比程序更重要，良好的願望比保護天賦權利更重要，計劃和新的想法比經驗更重要。
本書簡要概括：
- 羅斯福開創的新政，具有缺乏計劃性，浪費性支出嚴重和為獲取政治利益而投機的特點；
- 他采取了—係列政府幹預經濟的措施，大部分舉措，對當時和以後的美國都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
- 當今美國廣泛建設的政府項目， 都能在新政中找到根源，如農業補貼，最低工資等等。這些措施實際上都阻滯了經濟的增長，並導致生產率下降和失業率上升，並未取得預期效果；
- 基於幫助窮人和失業者這良好而崇高願望的計劃：最低工資法，勞動關係法，社會保障法給人們造成的痛苦和損失，比20世紀美國的其他任何計劃都要多。
- 羅斯福成為利用美國國稅局作為政治報複手段的第—人，並通過政府救急援助和資金，國家項目的分配，打擊對手，扶持擁護者， 玩弄政治手腕。
其結果是：
- 在羅斯福頭兩個任期裏，平均失業率都高於12％。20世紀30年代末美國的工業生產總值和國民收人幾乎下降了三分之一。直到１９４０年股市還沒有從1929年l0月的那個黑色星期二完全恢複過來；
- 20世紀30年代後八年裏產生的國債，比此前150年國債的總和還要多；
- １９３３年羅斯福當選總統時，美國人的預期壽命是63.3歲。而且在整個30年代，自殺率都很高。到1940年，經過七年的新政以後，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反而降到了62.9歲；
- 30年代在工業生產，失業，國債和稅收的四個指標中，美國的表現極為差勁，歐洲絕大多數國家應對大蕭條的表現也都好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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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章節介紹：
第三章：是什麽引發了大蕭條?
- 第一次世界大戰產生的消極後果。
- 關稅：《斯穆特—霍利關稅法》確定了美國曆史上最高的關稅。
- 美聯儲行為失當。憲法授權政府鑄造貨幣並調控其價值。1928年至l929年，美聯儲曾經四次提高利率。從3.5％提高到了6％。這使商人們很難借到投資所需的款項，因此阻礙了經濟的增長。
所有這三個原因都跟政府有關，而非跟自由市場有關。戰爭債務，高關稅和失效的貨幣管理體係,全都是由於政府的愚蠢所致。
急於找到恢複經濟的辦法的羅斯福，死抓住消費不足的概念不放，並把改善消費不足作為競選總統時的一個殺手銅。他以改善消費不足來對抗胡佛的主張。羅斯福在亞特蘭大一次演講中，談到了低工資，消費者購買力不足及需要政府介人以便為我們處於混亂中的經濟注人活力，並且創造一個“更加公平的國民收人分配係統“。
第四章 價格壟斷損害了美國的商業
意在促進工業複蘇的《國家工業複興法案》，極大地阻礙了工業發展。它允許美國的各行業工業家共同確定其產品的價格，甚至包括影響價格的工資和工時。按照美國傳統的自由市場製度，企業通過競爭和創新來銷售各自不同價格，不同檔次的產品的製度被顛覆。按照該法，行業裏的商人不論他參加與否，他都受到守則條款的約束；如果他違反了守則，輕者要被罰款，重者會被送進監獄。
鋼鐵和汽車工業強勁發展的曆程，告訴我們三點經驗：一是要想讓新的，更便宜的產品出現在市場上，必須依靠競爭。二是競爭是確定價格和工資的靈敏的途徑。三是許多生意人想避免競爭—確保自己的市場份額。因為價格行業內的壟斷，中小企業被排擠，失去創新能力和源泉，導致消費者將會支付更高的生活成本。
這一段強烈建議讀小說：安.蘭德的《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本城“文取心”網友力薦，也是我讀政經類書籍的起始。
第五章 阻礙農業發展
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嚴重的農業危機：一方麵是農產品生產過剩；另—方麵是農產品的價格過低。羅斯福為農業設計的計劃《農業調整法案》，由政府部門確定農產品價格，付錢給農民休耕農地，由磨坊主和農產品加工業主支付大部分費用。結果管理部門膨脹等嚴重，政治家決操縱農作物的價格，農民獲得了利益，消費者卻吃了虧。《農業調整法案》成為法律後，食物和布匹的價格都上漲了。因為美國仍然深陷大蕭條之中，這就意味著許多貧困的美國人隻好餓肚子、穿破衣。由於出售的衣服，牛肉和麵包越來越少，紡織企業、肉類加工企業和麵粉廠就不得不裁員，這導致了更多的失業。
第六章 失業者並未真正受益
聯邦救濟和公共事業振興署並沒有真正幫到失業的人，它最終淪為一種政治籌碼。那些支持民主黨，支持羅斯福的州。往往能獲得更多的聯邦救濟和公共事業振興署的項目，那些最需要救濟的州,則未必能得到相應資助。
製憲者全都視救濟為地方的，自願的事務，憲法也沒規定聯邦政府在提供慈善方麵有任何職責。他們認為如果把救濟確定為聯邦政府的職責，那麽救濟過程將被政治化，政客們和需要救濟的人就會串通—氣，以食物換取選票。這樣的援助“會混淆聯邦與地方各自管理和照看的事項的界限”。
1933年，羅斯福推行聯邦救濟政策。他簽署了法案，大幅提高了為各州準備的資金。幾乎所有的州長和許多市長再次展開遊說，想從羅斯福新設立的聯邦緊急救濟署獲得盡可能多的資金。將聯邦資金用於地方的救濟項目這個曆史性的轉變，改變了美國人的職業道德。在新政期間，各州覺得應該靠聯邦政府來滿足他們的救濟需要。他們不努力在本地籌款，而是向聯邦政府誇大自己的需求，這樣，他們就能為本州要來更多的錢，將提高稅率以籌措這些基金的成本轉嫁到其他州。
聯邦政府的3億美元救濟款都是通過向企業和個人的收人征稅，以及通過向汽車，香煙和電影票征收消費稅得來的。不論給予救濟的正當依據是什麽，救濟基金最後都成了政府玩弄政治手腕的最大、最有用的一筆政治資產。
1935羅斯福年放棄了聯邦緊急救濟署，設立公共事業振興署。公共事業振興署使救濟政治化了。按照新的規則，羅斯福總統可以更隨意地派發救濟款。他在挑選特定項目，確定哪個州將獲得聯邦救濟款這些問題上，有了更大的決定權。它將救濟變成了政治家操縱的工具，尤其是那些對民主黨未來的勝利很關鍵，又為兩黨所爭奪的州：比如賓夕法尼亞州，新澤西州等。特別顯著的是新澤西州，聯邦公共事業振興署的基金從窮州肯塔基，田納西州反流向富裕州：以振興署支付技術工人的時薪為例，Kentucky, Tennessee等的每小時35美分，搖擺州新澤西的每小時2.25美元，最終民主黨在新州大選中取得微弱優勢。
第九章 以保護工人的名義損害勞工利益
羅斯福出於保護工人的思考，製定了最低工資法，社會保障計劃和勞動關係法，但這些決定卻引發了一係列負麵效應。
最低工資法
最低工資和社會保障相關的法案的影響—直持續到現在，羅斯福當政之初就讚成這兩個法案。事實上，他說最低工資製是他整個規劃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它導致該法本想保護的那些人失業。這個法案背後的推動力量，不是貧苦工人，而是新英格蘭的那些工資很高的紡織工人，因為他們急於利用政府的力量來保護自己。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美國的紡織工業就已經開始從新英格蘭向南方轉移。因為南方的生活水平較低，南方的工人能以較低的工資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北方的工業試圖阻止南方的工業發展。”南方民主黨議員注意到：“如果這個法案（《最低工資法》）能通過，這就等於給南方產品設置了—個關稅壁壘。
許多國會議員出於憲法和其他方麵的考慮而反對它，因為他們擔心它在大蕭條時期可能導致更高的失業率，因為它違反了“契約自由”原則。他們認為“1918年的《最低工資法》不過是一部“價格壟斷法”。“它禁止雙方當事人根據一方意願向另一方提供服務的價格，在純粹私人的雇傭關係中自由簽約”
該法會對那些技術有限，急於在工作階梯上邁出第一步的工人造成最大的傷害。
參見視頻：
社會保障計劃
羅斯福的社會保障計劃帶來了一係列問題。第—，從1937年到1940年，雇主和雇員都要向政府繳付一定額度的社會保障金，導致失業加劇，延緩了美國從大蕭條中恢複的進程。。第二，從財政的角度來看，社會保障計劃不可靠。它跟壽險保單不同，工人必須得活到62歲才能得到福利，而1930年美國人的平均壽命才是60歲。羅斯福解釋說: “我猜想從經濟的角度考慮你是對的，可是這個稅根本就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個政治問題。 有這些稅款在國庫放著，任何政客都不敢取消我的社會保障計劃。”並阻止了克拉克修正案（允許私營企業退出政府的社會保障計劃）
勞動關係法
新政期間，勞資關係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在大蕭條之前，“契約自由”是根本的原則。“不管集體談判有什麽優點，除非雙方都是自願的，否則它根本不能說是談判。最高法院大法官馬倫·皮特尼在1917年寫道：“要允許工人組建並加人工會，通過工會跟雇主進行談判，要允許工人獨立於工會，並允許一些雇主不去雇用忠誠於或者服從於工會的任何人。”
《國家勞動關係法》（也叫《瓦格納法》）為大力改變工人的狀況，從根本上改變了契約自由的原則。規定雇主不得阻止任何工會的組成，不得以工人是工會會員為由解雇他，而且應當同意與工會代表舉行集體談判。如果某個行業30％的雇員想組建工會，他們就可以投票表決，無論他們選擇哪個工會，該工會就是所有工人的代表。行業裏所有的雇員必須是那個工會的會員，在與雇主談判時必須由工會代表工人進行談判。
《瓦格納法》顯然偏愛工會。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隨著組建工會的步伐加快，美國的罷工事件層出不窮。在新組建了工會的行業中，許多工人的工資當然也增加了。但是，從大蕭條和整個就業的角度來看，新的勞資關係也有問題。因為對許多企業來說，過高的工資對於生產經營來說是沉重的負擔，所以隻要有可能，企業就會減少雇工其雇員總量。工會一般都歧視黑人，因此黑人從新的勞動關係法中得到的好處最少。美國產品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也因此下降了。該法還減少了銷售量和工作機會，這些都延長了大蕭條持續的時間。
第十章 奇高的消費稅、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
絕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消費稅的征收是—種退步，因為它對低收入者的打擊要比對高收入者的打擊大得多。羅斯福政府所征收的消費稅更是如此。
羅斯福當政時期,消費稅征收範圍越來越廣，消費稅稅率越來越高，消費稅成了財政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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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個人所得稅（%） |
企業所得稅（%） |
消費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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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
38 |
43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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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
24 |
29 |
47 |
他也瘋狂地向富人征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也奇高。這讓很多富人為了逃避交稅而減少投資，或者是打擦邊球降低應付稅的收入，進而延緩了經濟複蘇。比如1935年的《稅收法》是他在第一階段的一個大動作。該法規定對企業所得征收累進稅，對大型遺產征收70％的稅，還規定要征收贈予稅，並新增了對超過500萬美元的個人收人部分征收79％的所得稅。
羅斯福的下一個動作，是對企業所有未分配的利潤征稅。該法的意圖是強迫公司以紅利和工資的方式分配利潤，這樣政府就能夠對紅利和工資征稅。可是許多公司更願意將利潤留在企業，以擴大生產規模，購買新的設備，進行新的研究和改進工作。
深陷大蕭條之時，羅斯福想通過赤字支出刺激經濟的發展。他還相信高稅率能產生財政的高收人，以便於政府計劃者能夠扶植工業、減少農業產量、將救濟事務聯邦化。結果導致他執政期間產生的國債，比此前150年國債的總和還要多。
第十一章 羅斯福的私人武器
艾略特·羅斯福說到他那位著名的父親時講：“我的父親可能是利用美國國稅局作為政治報複手段的第—人。” 美國國稅局成了羅斯福懲治反對者的工具。對於那些支持者，即使其稅務問題很嚴重，羅斯福也可以保護他們；而對於那些相對清廉的人，如果反對羅斯福，意昧著他們將大難臨頭。
第十二章 當資助變成政治工具
羅斯福在推行了許多損害經濟和美國公民利益的政策之後，還能得到如此高的支持率，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掌握著聯邦資助款的投放方向。支持羅斯福，就意昧著可以獲得高額資助款項。
在新政時期，羅斯福設立了許多新的聯邦機構—其中包括《農業調整法案》，聯邦緊急救濟署，民兵預備役師以及後來的公共事業振興署。這些項目為美國的選民提供了數百萬個為政府工作的機會。羅斯福主要是從有利於民主黨的角度考慮，來分配在這些機構中的工作崗位的。羅斯福不光運用資助款幫助民主黨人，還用它來懲戒那些不聽話的國會議員。“錢款，時間和努力不能浪費，隻應用於那些隻有50％把握的州，以便用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多的選票。”
羅斯福＋聯邦資助＝連任
其他：
口口聲聲說著自由主義的羅斯福，對推進黑人的民權運動卻幾乎什麽也沒做。1937年和1939年,他拒絕批準那個被南方的民主黨參議員以拖延戰術阻撓的反私刑法案；還公開拒絕支持—項廢除人頭稅的憲法修正案（幾十年來,人頭稅一直是剝奪黑人選舉權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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