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66）
那天下午，母親和三姐向我說了被抄家的經過。不知是否極度緊張後的疲倦，大家都不想再說話，於是都枯坐著。我一直記不起三個妹妹當時是在家還是躲了出去，因為家中能供人活動的地方實在太小，氣氛也太壓抑人，自我回到家好像還沒有見到過她們。突然，門口光線一暗，有幾個人闖了進來。一個男青年上前自我介紹，說他們是鎮上的“商業紅衛兵”，又聲明他本人是工人階級出身，然後對我說，他們抄我家是因為我家是資產階級，因此抄我家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動，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符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接著，他又向我交待“政策”，說了一通“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之類的話，要求我們把還藏匿著的財物交出來。態度還算文明。我和母親都沒說話。三姐則向他們再三解釋，說所有的財產都已交出來了，連你們抄不到的金子都已主動交出來了，還有什麽可藏匿的？就這樣軟磨了好一陣，這幾個商業紅衛兵估計也弄不出什麽東西來，就又教訓了我們幾句打退堂鼓走了。等他們走後，母親告訴我那天領頭來抄家的就是今天的這個小青年。我明白這個小青年隻是個打手，幕後策劃指使的另有人在。
晚上，母親要我和三姐明天都回自己的單位和學校去。我們也覺得留在家裏不好。以前溫馨的家，此時已覺得如同地獄般的難受。但又擔心母親一個人怎樣應付這個局麵，三個妹妹畢竟還小。母親說她不怕，反正家也抄過了，他們要的東西也都拿到了，她一個婦道人家又沒有做過什麽壞事，能把她怎樣！於是決定了明天早上我和三姐一起乘早班輪船離開練塘。睡覺時，沒有床，隻有幾條被子，母親、三姐和三個妹妹在已被撬起的凹凸不平的地板上打地鋪。我沒有地方睡，就在那張破藤椅上躺了一夜。好在天還沒有冷，沒有被子也不要緊。那天半夜，我突然發起高燒來。母親聽見我夢中說囈語，連聲問我怎麽了。我被驚醒後忙說：“沒事，做夢。” 好在第二天早上燒就退了。
匆匆吃了一點早飯，我和三姐各拿了自己的一小包行李到碼頭去等候乘輪船。根據我從中共的“革命回憶錄”和一些小說得來的經驗，我很擔心鎮上的紅衛兵是否會輕易放我們離開。從家裏到輪船碼頭，我們一路小心低頭避人而行。見到路人，仿佛他們的眼光都是疑問和嘲笑。一裏多長的街道仿佛永遠也走不完似的。好不容易到了鎮東北柵盡頭的輪船站，也是揀了一個角落靜靜等候。從我們鎮上到縣城青浦，每天有兩班輪船往返。頭天晚上從青浦開來的船，到練塘放掉客人後就開到一個離碼頭不遠的地方過夜，第二天早上到時候再開到碼頭接客。那天我們等輪船來接客，那輪船好像故意刁難我們一樣，遲遲不見開來。後來總算開來了，我們等其他乘客先上船，到差不多都上了船，我們也走出輪船站準備上船。就在這時，不知從哪裏出來幾個人把我們攔住，不準我們上船。我擔心的事竟被我估中。我無奈地望了一眼正準備離開碼頭的輪船，在眾目睽睽下聽憑這些人將我們押走。這時，我切身體會到被人像罪犯一樣押著在街上走的感覺。我感到憤怒。天理何在？公理何在啊！人世間為什麽這麽醜惡？我恨不得突然天塌地陷，將大家一起埋葬算了！
這幾個人將我和三姐押到下塘街供銷合作社一個農副產品門市部前。這是一長排有十來間店麵的大房子。原來的主人叫龔仰之，做過練塘鎮商會的會長，“解放”後被中共槍斃，家產被中共沒收。這房子臨街的店麵房做了供銷合作社的門市部，裏邊的房子也被政府另作他用。我們被押解著從一個大門進去，穿過一條長弄，進一個側門，上樓，到了一間光線暗淡的房間，裏麵有一張寫字台，幾張椅子。我估計這裏可能是商業紅衛兵的一個據點。這房間內先已另有一男一女二個人等著，我們到後他們就命令我和三姐站到靠牆的地方，將我們的行李包拿去放在桌子上打開，一件一件地仔細察看，用手摸索，看裏麵有沒有夾帶什麽東西。接著這一男一女上來分別對我和我三姐進行搜身，連鞋子也脫下來檢查。搜查我的那個男的，是我小學時的一個同學。其實，即使不同學，多年來住在一個小鎮上大家也都認識，而今天竟然來搜我身。我看他搜我身時的表情有點尷尬，目光躲躲閃閃；而我則除了憤怒還覺得悲哀。這是什麽世道啊？我有何罪？要受這樣的人身侮辱！
搜身自然什麽也沒有搜出來。雖然，被抄家搜身這樣的事我是有生第一次碰到，但對這些人的心思我再清楚不過。因為人的貪欲本性，抄人家的人永遠也不會滿足已經抄到的東西，總懷疑還有什麽東西沒有被抄到，懷疑我們會將東西偷偷地轉移出去，於是設計了半路攔截搜身這一幕。隻是當時我們還不知道我舅舅家人去密告時，說我家有二斤多金子，這與他們已經抄到的黃金數量還差很多呐！所以這也難怪。其實，我家根本沒有那麽多黃金，這是告密的人也清楚的。他們故意誇大黃金數量，無非是利誘抄家者能下定決心來抄我們的家，從而發泄他們的私憤。共產黨總是以階級來區分一個人的善惡。但這件事給了我深刻的教訓。人確實有善惡之分，但非關階級，而是關乎一個人先天的本性和後天的教育。攤上這樣的親戚，也隻有自認倒黴了。
突然襲擊沒有收獲，他們隻好放我們走。但船早已開掉，我和三姐隻能先回家再說。本來中午還有一班船，但因不確定他們是否還會來攔截，就沒有再去乘。中午時分，我發覺有人在門口探望。一看，是我單位的一位同事，即“四清”前夕新從福建醫學院分配來的黃麒旌。他在站裏沒有任何領導職務，但他是“四清”結束時工作隊培養的新預備黨員，得到站領導的器重。他的工作從來與練塘這些地方無關，因此我直覺他是單位領導派來的。而他這麽快就趕到練塘來，我懷疑昨天我回家的當天，鎮上就有人與我單位通過氣了。他向我招招手暗示我出去。我走到門外。顯然，他早已知道我家被抄的事了。他直截了當地問我：被抄去的金子是你父親從香港帶回來的，還是原來就有的？我不知他這樣問的用意何在，香港帶來的如何？原來有的又如何？就照實說是原來就有的，不是從香港帶來的。他又問我什麽時候回青浦？我說本來今天早上就要回去，可是被人攔住了不讓回。他皺了一下眉頭，沒有說話，然後向我點了一下頭，示意我談話結束，就掉頭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和三姐又試著去碼頭乘船，這次沒有人來攔截。我和三姐就這樣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三姐直接去上海學校。我回到單位後，單位領導沒有任何人來問我被抄家的事，也沒有人來問我母親同意不同意我去新疆的事。隔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才知道這次動員，我們單位有兩位臨時工去了新疆。這兩個臨時工都來自一個叫商榻的小鎮。當時全站臨時工還有十幾、二十來個，來自全縣六、七個小鎮，其他鎮來的臨時工都沒有去新疆，而單單商榻來的兩個全都被動員去了。與我同一個小鎮來的孫隆璋一樣也是臨時工，但我從未聽他說過單位也曾動員他去新疆的事。可見這動員也是政府做的假戲，誰去誰不去，是單位領導與地方政府早已商定好了的。由此我一直懷疑這是單位領導為報複我質疑前階段運動是否正確，故意來嚇唬我的。
那天我勉強挨到晚上學習結束回到宿舍，人就感到渾身無力。半夜裏我又發起高燒來，而且燒得比在家時厲害得多，昏昏沉沉什麽也不知道，等醒來已是第二天下午天快黑了。這次生病，我足足發了一個多星期高燒，在床上也足足躺了一個多星期。燒發起來的時候全無知覺。我那一間宿舍住有五六個人，其間沒有一個人來問候過我一聲，或跟我說過一句話，仿佛這個宿舍裏根本就沒有我這個人一樣。我不怪他們，對於我這樣一個剛被抄家的人，誰都要與我保持距離，誰都想明哲保身。我甚至高興他們不來理睬我，因為我那時根本不想與任何人接觸。畢竟，在當時大陸這個環境，在人們普遍的意識上，包括我自己都這樣認為：被抄家總是一件不光彩的的事情，說明你有嚴重政治麻煩，避之則吉，誰也不想自找麻煩。宿舍所在地沒有食堂，我也病得沒有食欲，我不記得這一個多星期中我有否吃過飯之類的東西。我隻記得因為口渴，有一次或二次，我掙紮著去街上老虎灶打了一瓶開水，買了一包天津鴨梨回來，覺得口渴或有一點餓的時候，就喝一點水或吃半個梨。
那時因為人員集中搞運動，單位地方小不夠住，我們很多臨時工（包括已轉正的）借住在原縣紅十字會醫院舊址的空房裏。這本是什麽大戶人家的住家，裏麵有兩棟二層的樓房，還有一大片平房。房子雖大，房間雖多，因為是老式住宅，陰暗潮濕，曲折而幽深，無形中就給人一種陰森感。“解放”初共產黨將它沒收過來作了醫院，而既然作過醫院，難免會有人死在裏邊。文革開始剛來這裏住時，我還有些害怕。但這時，從早晨到晚上很晚幾乎隻有我一人留在這一大片空房內，卻不再有害怕的感覺。那時已是初秋，白天漸短。其他人因為參加運動，要到晚上九點以後才能回來。要是有人早上出去時把外麵中間穿堂的電燈關掉，就要到晚上九點後有人回來才會再開亮。我一個人躺著，有時清醒，有時昏睡。傍晚醒著時，我就看著從天窗裏射進來的光一點一點昏暗下來，直至伸手不見五指。宿舍裏有電燈，我卻不想開。黑暗像一張可以觸摸得到的、巨大的天鵝絨幕布，輕柔溫暖地裹著你，令我感到很舒服，有一種安全感。有時我還覺得身披黑袍的死神就在我旁邊。祂浮在半空俯視著我。但我並不覺得可怕，與外麵喧囂、充滿罪惡的世界比，或許死亡倒是一個靜謐安寧的所在。我也不再怕鬼，覺得如果真有鬼，以後在陰間也是一種生活，或許比陽間並不差。那裏還有我的祖先，我不會孤獨。
抄家對我的精神打擊十分巨大。它從此部分地改變了我對人生、對這個社會的看法。原先我總認為共產黨的革命是合理的、正義的，現在我發覺了其中的醜惡、殘暴。以前我總覺得解放初期被鎮壓的地主、惡霸，都是罪有應得的，現在意識到事實並非都如此，有不少人可能是因為遭人嫉妒有錢、或被人陷害才遭不幸。過去我對地主、富農等家庭出身的人沒有多少同情心，現在我意識到他們比我更不幸，因為他們比我更早就承受了許多苦難和不公。
抄家也帶來了許多後遺症。首先，我家成分是商，過去政治上沒有受到過任何衝擊，雖然處在“人民”範疇的邊緣，但總算是“人民”的一份子。現在被抄了家情況就不同了，在地方政府和一些人眼裏，我們已跌入“人民敵人”的泥坑。街道將我母親與其他“四類分子”一樣看待，批鬥、監督勞動，而文革前我母親還做過街道小組長。有人公然上門無理取鬧，我們也隻能極力忍耐，不敢反擊，怕被人說“階級報複”、“反動氣焰囂張”。其中最直接的不良後果是我家的房子被房管所沒收，從此每月要交八元多人民幣房租。這是沉重的經濟負擔。這房子直到十年後落實政策才發還給我們。還有，三個妹妹相繼到農村插隊落戶，雖然這是當時的大勢，“一片紅”，成份好的也要去。但成份好的至少可以提出一些困難，在可能的範圍內得到一些照顧。我三個妹妹則得不到任何照顧，去什麽地方全憑別人發落。後來招工上調也困難重重，托了好多人情，費盡周折才算將兩個妹妹弄上來當了幼師。這是當時所有招工工種中最差的一種。因為那時候知識分子還是“臭老九”；而當幼師則是“臭老九”中的最低等。
在抄家高潮時，有些單位黨組織為了響應這種“革命行動”，也組織人對本單位的人抄家。但是我們單位沒有對我們抄家。後來才知，不是不想抄，而是準備抄卻沒有來得及抄。據後來黨支部書記張宜在一九六七年一月時向造反派作的一個檢查，說當社會上抄家風達到高潮時，黨支部也曾擬定了一張抄家對象的名單。他說了一些名字，其中也有我。他沒有解釋不抄的原因。對此，我猜測可能是因為當時縣級的企事業單位都沒有成立紅衛兵之類的組織，而黨組織自己又不便公開出麵對單位的員工抄家，甚至也不便由共青團組織出麵；還有當時北京紅衛兵來衝擊上海市委，黨支部自身也有一種危機感，於是一直在觀望形勢。不料後來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了，他們更自顧不暇，抄家一事也就不提了。這樣想是不是符合實際我不知道，但單位沒有對我抄家，總算沒有令我二度受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