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34）
三，毛澤東是什麽時候才在與劉少奇的權力鬥爭中開始占上風的？
文革中有一個廣泛流傳的小道消息，說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澤東與劉少奇在一次中央工作會上，因為彼此對“四清”的一些觀點不同而發生激烈爭執。當時毛大怒情緒失控，當著與會眾人麵斥罵劉，說“你有什麽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捅倒你！”這件事後來證諸史實，是確有其事的。那麽，當時毛澤東的權力是否真的大到動一個小指頭就可將劉少奇打倒呢？我以為這是言過其實、有點虛張聲勢的。當時毛澤東的權力如果真的有這麽大，那麽他要江青去上海組織寫批判北京副市長吳晗的文章就不用那麽偷偷摸摸對北京保密了，毛澤東在那次中央工作會上製定的“二十三條”也不會被封鎖十一個月長的時間，無法貫徹落實到基層。
據我對當時基層黨組織的觀察，劉少奇在基層黨組織的威望非常高。劉少奇在“大躍進”失敗後，國家麵臨生產大倒退，人民陷入大饑荒的關鍵時刻，臨危受命，領導全黨全國人民努力救災，逐步恢複生產，成績有目共睹。我們單位“四清”結束時已是一九六五年底、六六年初了。其時軍隊中正在掀起學習《毛主席語錄》的高潮，但我們單位黨支部卻推薦全體員工學習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因此幾乎人人都買了一本《修養》。那時新華書店大量發行劉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修改後重刊於《紅旗》雜誌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單行本，卻沒有四卷本的《毛澤東選集》供應。連毛澤東著作的單行本和甲種本、乙種本，也是在六六年的四、五月份突然大量推出的。以我推想，推薦學習劉少奇的《論修養》絕對不是我們單位黨支部的決定，甚至也不是上海市委的決定，而是中央的決定。這是一個例子。還有一個例子是在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間，那個時候劉少奇在中央的地位已從第二貶到第八，中央報刊不點名攻擊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一些激進的紅衛兵在青浦街頭演說指名道姓鼓吹打倒劉少奇。所以那時毛澤東要徹底打倒劉少奇的意圖已十分明顯。可我就親眼見到我們單位的人事幹事曹惠德，無懼今後可能的政治報複，當街與紅衛兵辯論，說劉少奇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鼓吹打倒劉少奇就是現行反革命。可見劉少奇在基層黨員中威望崇高的一斑。而這是文革已經開始後的情形，要是在一九六四年底六五年初那個時候，劉少奇的威望恐怕要更高一些。所以在那時候毛澤東要“捅倒”劉少奇，還不是那麽容易的。
我在前麵說過，在我們單位“四清”的前一階段，工作隊根本不提中央有“二十三條”這個文件，當然更沒有宣讀。與此同時工作隊還有一個矢口不提的，那就是“桃園經驗”。總所周知，“桃園經驗”是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至六四年四月間，在河北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搞“四清”時總結的一個經驗。在六四年那個時候，這個經驗曾被到處推廣，好多省市黨委專門請王光美去作報告。我們青浦縣委也印了許多“桃園經驗”的小冊子，準備在我們縣開展“四清”時供大家學習使用。但是，當我們單位開展 “四清”時，工作隊對這個“桃園經驗”隻字不提，與“二十三條”一樣仿佛從來就沒有這個“桃園經驗”。因此直到“四清”結束我們有些人對“桃園經驗”的事仍一無所知。我也是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劉少奇開始被學生、紅衛兵不點名批判，同時扯出王光美鎮壓北大學生和她的“桃園經驗”時，我才知道的。後來我知道我們單位“四清”工作隊不提這個“桃園經驗”，是因為這個“經驗”早在一九六五年一月就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所以從以上這些情況判斷，我認為至少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前，毛澤東和劉少奇兩人在中央的勢力基本上還是處於勢均力敵狀態。
那麽，毛澤東是到了什麽時候才在對劉少奇的權力鬥爭中開始占上風，並由此開始發動文革的呢？我以為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是一個標誌；“二十三條” 破天荒地用布告形式張貼出來向群眾公布也是一個標誌。在過去，除了對群眾的公告，中央文件用這種方式告訴群眾的，就我所知還是第一次。這兩件事都發生在一九六五年的十一月，這不會是一個巧合。所以，這十一月應是毛、劉兩人權力興衰轉變的一個標誌性的轉捩點。那麽，在十一月前中央發生過什麽事情，這才打破了毛、劉勢均力敵的平衡，權力開始向毛澤東傾斜的呢？就我所知，至少有兩件事在促成這種轉變中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
第一件事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由汪東興取代楊尚昆為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辦公廳主要有三大類工作：第一類是將中央的指示下達地方和將地方的情況上報中央領導，起著政令、政情下達上通的樞紐作用；此外還包括負責中央的各種文書處理、檔案管理和會議組織等。第二類是中央領導的生活服務。第三類是中央首長和中央辦事機構的安全警衛。這三類中尤其第一和第三類，關乎中央首長個人安全的保障和中央機構的正常運作，所以中央辦公廳是中央的一個要害部門；而辦公廳主任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職位。據有關資料，汪東興從一九四七年起就開始負責毛澤東的警衛工作，長期掌管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深得毛澤東信任。一九五八年汪短暫離開中央去江西任副省長，一九六〇年九月下旬又調回中央，任公安部副部長和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局長。顯然，毛澤東不放心將自己的安危交給不太信任的人負責。現在毛準備與劉少奇“攤牌”展開權力格鬥，在這種時候他更要保證將這個要害部門完全控製在自己信任的人手裏。所以，中央任命汪東興代替楊尚昆任中辦主任，是毛澤東在對劉少奇的權力鬥爭中取得的十分重要的勝利。毛澤東將原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貶斥到廣東任省委書記處書記，是被他抓住了所謂“竊聽事件”的把柄。這件事楊尚昆本人很難說有多大責任，不過由於他的職位正處在權力鬥爭的風口浪尖上，結果就成了犧牲品。
第二件事是發生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在這次會議上，羅瑞卿被撤銷軍委秘書長和軍隊總參謀長的職務。打倒羅瑞卿的理由主要是由林彪老婆葉群揭發的幾條罪狀，如“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要林彪“讓位”企圖“篡黨奪權”等等。其實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澤東懷疑羅瑞卿與劉少奇走得太近，對羅瑞卿繼續掌握軍權不放心。據後來披露的一些資料看，毛澤東為“拿下”羅瑞卿在軍內做了很多部署。據時任解放軍總後勤部長邱會作後來寫的回憶錄說：早在一九六五年五、六月間的一次軍委會議期間，葉劍英、聶榮臻兩位元帥就在私下議論羅瑞卿，訴說羅瑞卿的種種不是。而他們是奉毛澤東之命向軍隊高級幹部打招呼的。顯然這是在軍隊高幹中為“倒羅”做輿論準備。邱會作還說，在葉群去杭州向毛澤東匯報羅瑞卿要林彪“讓賢”等罪狀前，毛澤東曾多次去蘇州會見林彪。這不排除毛澤東親自去動員林彪的可能。因此整個“倒羅”事件都是毛澤東策劃的。而由葉群代替林彪來揭發羅瑞卿，一是因為林彪是軍隊的主管，且曆史上與羅瑞卿關係良好，由林彪出麵揭發羅瑞卿，可以減少人們對林彪是否出於私心而反羅的懷疑；第二，這也是毛澤東考驗林彪對他的忠誠程度和進一步拉攏林彪的一種手段。所以葉群肯到中央常委擴大會上揭發羅瑞卿，即表示林彪已完全站到了毛澤東一邊。林彪是軍隊的主管，毛澤東有林彪支持，無疑在對劉少奇的權力鬥爭中大大地得到了加分。
雖然，上海會議是在十二月八日召開的。但我們要明白，毛澤東召開這次會議不是要商量要不要拿下羅瑞卿，不是策劃“倒羅”的開始，而是已有結果，不過是將“倒羅”的計劃成為事實而已。所以毛澤東籌劃打倒羅瑞卿的計劃是在更早以前就在進行的。在過去，毛澤東是十分信任羅瑞卿的，這才給了羅瑞卿極大的權力，幾乎軍隊、警察的指揮實權都在他手裏。羅瑞卿作為一個大將有這麽大權力，相反好幾個“老帥”卻都在坐冷板凳，這就難免引起老帥們的妒忌。老帥們這種對羅瑞卿不滿的情緒，被毛澤東在策劃“倒羅”時利用。這次會議以後不久，中共增補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葉劍英為軍委副主席，也算是毛澤東對他們參與“倒羅”的酬勞。同時這也形成了一個與林彪、賀龍共同掌管軍隊的局麵，從而保證了軍隊完全聽命於軍委主席毛澤東一人，杜絕了軍隊被劉少奇或其他人利用的可能。所以，整個策劃“倒羅”的過程，我們也可將它看作毛澤東逐漸奪回軍權的過程。劉少奇沒有軍隊的支持，被毛澤東打敗隻是時間問題。
第四，對於中共發動“四清”我還有一個想法。其實早在中共開展“四清”運動前，我就有一種預感，認為中共在一九六一、六二年時為了渡過饑荒，采取的一些緩和階級鬥爭的“讓步”政策，比如說在農村放寬自留地，放鬆對自由市場的控製；文藝上放鬆管控尺度，允許香港電影在大陸放映；以及允許海外寄食品包裹到國內、設立華僑商店、辦外語學院夜校部，為動員僑眷讓海外親人多寄僑匯回國，街道幹部對華僑家屬笑臉相迎，縣委統戰部召開僑眷座談會等等，都是暫時的統戰手段。事情過後很可能會“反攻倒算”。因為這與他們消滅資本主義、堅持共產革命的宗旨不符；與他們在得勢時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和態度也大不相同。看中共的統戰曆史，抗戰時期改沒收地主土地政策為“減租減息”；國共內戰時為了爭取民族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國民黨政府，中共大力宣傳所謂的“新民主主義”，說中共奪權後也不會立即實行社會主義，而先是建設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民族資產階級在這國家中是“人民”的一份子，資本主義在中共政權下還有發展的空間，今後是一起進入社會主義。可等到中共真的奪得了政權，他們很快就變臉了。地主的土地財產被搶掠一空，甚至性命也不保。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共建政僅僅二年多一點時間的“五反”運動中就挨了中共狠狠的一棍，差點沒打死。所以所謂的“讓步”，不過是中共在形勢不利時暫時退卻的策略。現在隨著形勢的好轉，中共又開始高唱階級鬥爭的調子。這實際是要向以前的讓步“反攻倒算”了。所以，文革中有“海外關係”的人家和民族資產階級幾乎家家都遭到抄家，就決不是偶然的。
現在，“四清”運動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後來回過頭去看這個運動已經看得很清楚：毛澤東把“小四清”變為“大四清”，把以清算幹部貪汙盜竊、多吃多占為主的運動變為“社會主義教育”的運動，其實是想清算劉少奇為首的黨中央為救災而在前幾年實行的、變相否定“三麵紅旗”的種種措施的“罪行”。毛澤東在“二十三條”中提出，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既然是“派“，那他想整的人就不少；但劉少奇則是他心目中要整的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由於毛澤東在“四清”運動中沒有達成他這個目的，於是他又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附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
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黨組，軍委總政治部：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國工作會議，討論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並寫出了討論紀要。現在把這個文件發給你們。中央過去發出的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如有同這個文件抵觸的，一律以這個文件為準。
這個文件發至縣、團以上黨委和工作團、隊黨委。
中央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討論紀要，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一、形勢
一九六二年九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以來，由於城市和農村展開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由於全黨執行了黨中央的一係列的政策，由於人民群眾、廣大黨員、幹部的積極努力，我國政治戰線上，經濟戰線上，思想文化戰線上，軍事戰線上，都出現了大好形勢。近幾個月來，全國有百萬以上的幹部，深入了城鄉基層單位，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出現了一個新的高潮。
我國近年來迅速取得的一切偉大成就，證明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正確的，同時，進一步地證明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是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黨。我們的黨不辜負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信任和希望。
我國城市和農村都存在著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在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反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企圖用“和平演變”的方式，恢複資本主義。這種階級鬥爭勢必反映到黨內。有些社、隊、企業、單位的領導，受到腐蝕，或者被篡奪。我們的工作，在前進過程中也存在著許多問題。實踐證明，隻要全黨更深入地、更正確地繼續貫徹執行黨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各項決定，抓住階級鬥爭這個綱，抓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這個綱，依靠工人階級、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那末，城鄉存在的許多問題，並不難發現，也不難解決。
必須把兩年多來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堅持下去，進行到底，絕對不能鬆勁。
現在的問題，是要總結過去這一時期運動的經驗，肯定成績，克服工作中的缺點，以便取得更大的勝利。
二、運動的性質。
幾種提法：
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2、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
3、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
前兩種提法，沒有說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根本性質。這兩種提法，不說是什麽社會裏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說是什麽黨的內外矛盾交叉，也不說是什麽曆史時期、什麽階級內容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從字麵上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曆史上什麽社會裏也可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麽黨派也可能用；所謂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什麽曆史時期也可能用；這些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最後一種提法，概括了問題的性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同毛澤東同誌和黨中央從一九四九年七屆二中全會以來關於整個過渡時期存在著階級矛盾、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鬥爭的科學論斷相符合的。忘記十幾年來我黨的這一條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就會要走到斜路上去。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一步地鞏固和發展城鄉社會主義的陣地。
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後的。
支持這些當權派的人，有的在下麵，有的在上麵。
在下麵的，有已經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也有漏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
在上麵的，有在社、區、縣、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的一些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其中：有的本來就是階級異己分子；有的是蛻化變質分子；有的是接受賄賂，狼狽為奸，違法亂紀。
有些人是不分敵我界限，喪失無產階級立場，包庇自己的親屬、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資本主義活動的人。
我們的絕大多數幹部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但是他們中間有些人，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認識不清，用人不當，對工作檢查不力，犯官僚主義錯誤。
三、統一提法。
城市和鄉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今後一律簡稱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城市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過去稱為五反運動，以後通稱四清運動，取消“五反”的名稱。
四、搞好運動的標準。
毛澤東同誌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次有各大區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過：
搞好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標準是什麽？
1、要看貧、下中農是真正發動起來了，還是沒有發動起來。
2、幹部中的“四不清”問題，是解決了，還是沒有解決。
3、幹部是參加了勞動，還是不參加勞動。
4、一個好的領導核心是建立起來了，還是沒有建立起來。
5、發現有破壞活動的地、富、反、壞分子，是將矛盾上交，還是發動群眾，認真監督，就地改造。
6、要看是增產，還是減產。
那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認為這幾條用以衡量我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否做得好的標準，是適當的。現在我們也認為是適當的。
五、工作方法。
1、在整個運動中，省、地、縣級黨委和工作隊，必須逐步做到，依靠群眾大多數，依靠幹部大多數（包括放了包袱的幹部），實行群眾、幹部、工作隊“三結合”。
2、運動一開始，就必須向幹部和群眾說明來意，把政策交給他們。
明確宣布，不論在什麽社隊，不論在運動中或運動後，都不許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員群眾。
3、工作隊必須在運動和鬥爭過程中，發動貧下中農，組織階級隊伍，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逐步形成領導核心，同他們一道工作。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隻在少數人當中活動。
4、在運動中，自始至終要抓生產。同時，要注意抓當年分配（生活問題）。如果不抓生產和分配的問題，勢必脫離群眾，勢必給我們的事業帶來損害。
5、要從當地情況出發，實事求是。群眾需要解決什麽問題，就解決什麽問題。工作中有什麽偏向，就糾正什麽偏向。
6、在運動中，要大膽放手發動群眾，不要像小腳女人，不要束手束腳。同時，要深入細致，不要大轟大嗡。要擺事實，講道理，防止簡單、粗暴的做法，嚴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體罰，防止逼、供、信。
7、總之，在整個運動中，必須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堅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總是極少數。有些人犯了錯誤，還可改正。對四清的對象，必須善於分化他們，區別對待，把最壞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
六、集中力量，打殲滅戰。
領導運動，要有全局的觀點和全局的部署。要經過初步的調查研究，進行初步的排隊。
要適當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從那些問題最多、影響很大的重要地方著手，突破一點，推動全局。
點的工作不隻是指大隊，要上下左右適當地結合起來搞。
要分批分期，波浪式發展，解決一批地方的問題，又解決另一批地方的問題。
各省、市要有調配力量的機動權，必要時可以調集一些幹部，在運動中培養訓練。
不是靠人海戰術。不要在一個縣、社、隊，集中人數過多的工作隊。這樣，點可以多搞一些，也利於走群眾路線。
重要的是，要盡可能地配備能夠掌握黨的政策和懂得走群眾路線的骨幹。
七、蹲點。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毛澤東同誌的這一個教導，是我們在工作中必須遵守的。
過去我們黨采用的開調查會等行之有效的調查研究方法，應當繼續采用。
蹲點，解剖麻雀，是一種很重要的領導方法。領導幹部必須有選擇、有計劃地繼續蹲點，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在運動和鬥爭中，取得比較係統的經驗。
蹲點，可以有不同的辦法。
要有一批人比較長期地蹲在一個大隊，從頭到尾，把運動搞完。
中央局、省、地、縣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人，要實行一般和個別相結合的領導方法。除了選擇一個地方蹲下來以外，他們還可以在自己蹲點的地方或其他地方，召集會議，對其他點的工作和全大區、全省、全專區、全縣的麵上的生產等項工作，進行調查研究和指導。
他們還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去巡視，或者組織小型巡視團，以便掌握動態，互通情報，交流經驗。
八、抓麵的工作。
必須兼顧點和麵。
現在進行四清運動重點以外的麵，占全國的絕大部分。這些地區的主要任務，是生產建設，必須認真做好。
中央局、省委和地委要抓全大區、全省、全專區的工作。
麵上，也要適當地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提高幹部的政治覺悟，啟發自覺，洗手洗澡。應當向他們明確宣布，問題不大的、或者問題雖多但交代好、退賠好的，隻要做好工作，搞好生產，將功補過，就一律既往不咎。
麵上，有的縣，如果有條件，經過省委批準，也可以進行一些四清試點工作。
可參考一些地方整訓幹部、由點帶麵的有效辦法。
九、幹部問題。
1、看待幹部，要用一分為二的方法。對他們，要采取嚴肅、積極、熱情的態度。
2、情況要逐步摸清。可能有以下四種：好的，比較好的，問題多的，性質嚴重的。在一般情況下，前兩種人是多數。
3、毛澤東同誌早就說過，對於犯錯誤的人，要采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他又說過：“對於那些犯了錯誤但是還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藥的分子有區別的黨員和幹部，不論其出身如何，都應當加以教育，而不是拋棄他們。”
現在，我們仍然必須遵守毛澤東同誌這些指示。
我們對於犯錯誤的幹部應當采取的政策是：“說服教育、洗手洗澡、輕裝上陣、團結對敵”，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4、對那些犯輕微四不清錯誤的，或者問題雖多但交代好的，要盡可能早一點解放出來。
對於那些錯誤性質一時分辨不清楚、又不適宜留在原工作崗位上的幹部，可以調換工作，或者集訓，進行審查。
5、經濟退賠，不能馬馬虎虎，同時要合情合理。問題不嚴重，檢討又較好，經過群眾同意，退賠可以減、緩、免。
6、對於有些犯錯誤的幹部，給以必要的、適當的處分。這是為了教育他們，改造他們。隻要他們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黨就會團結他們，群眾就會團結他們。
不稱職的幹部，有的可以調整，有的可以改選。不夠條件的黨員，可以勸他們退黨。這些都可以放在運動後期處理。
7、性質嚴重、領導權由階級異己分子或蛻化變質分子把持的，要奪權。先鬥爭，後撤職。一般的，黨籍問題放在後頭解決。個別特別嚴重的，可以同時撤職，開除黨籍，以至拘留。
鑽進來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富農和其他壞分子，都要開除黨籍。
在要奪權的地方，或者在民兵組織嚴重不純的情況下，要采取妥當辦法，把民兵的槍支、彈藥收上來，發給貧下中農中可靠的人。
8、個別對群眾有嚴重威脅的反、壞分子，必要時，有的可以暫時放在當地看管起來，有的送農場勞動，同時審理他們的案件。
重大案件，例如，殺人放火或有其他嚴重罪行的現行犯，要逮捕法辦。
9、有些壞幹部是會有集團的，但不要把集團劃得太多，劃得太寬。
十、建立貧農、下中農協會。
貧農下中農協會，是貧農下中農在共產黨領導下自願組成的革命的群眾性的階級組織。它監督、協助人民公社的各級幹部進行工作。這種組織將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鞏固集體經濟、發展集體生產方麵，充分發揮作用。
貧農下中農的人數和在生產中的勞動力，在農村總人口和總勞動力當中，占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們是大多數。貧協一經組織，富裕中農和其他一些願意上進的人就會靠攏，就把這些對社會主義經常處於動搖狀態的人們也團結起來了。
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在基層組織癱瘓的地方，在新的領導核心沒有建立起來以前，可以實行一切權力歸貧農下中農協會。
十一、時間。
一個大隊，半年左右。一個縣，一年或更多一些時間。
從一九六四年秋冬算起，三年左右，搞好全國三分之一的地區。
六、七年內，全國搞完。
隻要在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正確，運動的進展，就可以爭取快些。
十二、宣布對隱瞞土地的政策。
瞞地，經過群眾討論，自願公開後，國家對這部分土地，五年左右，不加負擔，不加征購。
十三、財貿部門的工作要同四清運動配合。
不準因為那裏搞了四清，就增加負擔和多收貸款。財貿機關應當在投資、貸款等方麵，適當支持進行四清地區的生產建設。
十四、工作隊的成員。
不一定要十分“幹淨”。犯過錯誤的，也可以參加，一方麵便於教育改造他們，另一方麵，他們有些人可能熟悉內情，對工作有用處。
工作隊要不斷總結經驗，定期整頓。
十五、給出路。
對地富反壞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要在群眾監督下，勞動改造，幫助他們重新做人。
犯了嚴重四不清錯誤的人，有的不當幹部了，不當黨員了，可以讓他們當社員，好好勞動。
十多年來，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地富反壞分子，已經戴上帽子的，可否摘帽子？沒有戴帽子的，可否不再給戴？都由群眾審議決定。
十六、四清要落在建設上麵。
拿一個縣來說，在四清中，四清後，要逐步把黨的領導核心搞好，逐步把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切工具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逐步建設好一個社會主義的縣，使生產、建設、科學、文化、教育、衛生、公安、民兵工作，各方麵都有所前進。
全國所有社、隊的生產建設，都要像大寨那樣，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
十七、生產隊規模。
生產隊可以在四清過程中，經過貧下中農充分醞釀，充分討論，由群眾決定，進行適當調整或者改組，是否以三十戶左右為有利？居住比較集中的，可以超過三十戶。居住比較分散的，可以少於三十戶。這些都不要由上麵決定。
十八、基層幹部任期。
要按六十條規定，定期進行民主選舉。連選連任，一般的，以四年為限。貪汙的，犯嚴重錯誤的，不稱職的，可以隨時撤換。
十九、監督問題。
幹部要有上下監督，主要是群眾監督。在四清運動中，要同群眾研究出一套有效的監督製度和政治工作製度。監督機構的權力，要大於同級的執行機構。
二十、四大民主。
所有社隊，都要學習人民解放軍，實行政治民主，生產民主，財務民主，軍事民主。
二十一、工作態度。
好話，壞話，正確的話，錯誤的話，都要聽。特別是對那些反對的話，要耐心聽，要讓人把自己的話說完。
二十二、思想方法。
努力避免片麵性和局限性。無論什麽事情，都必須加以分析。
把什麽事情都看成是絕對的，靜止的，孤立的，不變的，是形而上學。
羅列一大堆表麵現象，拚湊一大堆枯燥無味的條文，使人得不到要領，是煩瑣哲學。
要提倡唯物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和煩瑣哲學。
二十三、上述各條，原則上也適用於城市的四清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