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山雨欲來風滿樓（下）
作者黃澤文
一九六六年夏天中的七，八兩個月，中學生是很忙碌的，班上的幹部甚至沒有按照往常的慣例放暑假。我們被組織起來，鼓動起來，留校搞文化大革命。我們這些十六、七歲的中學生，是文革的堅定擁護者，心中想的是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發揚“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精神，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留校期間，我們這些班上的幹部成為了工作組領導文革的直接依靠，一方麵要盡力完成工作組分配的各種任務，一方麵起著工作組與同學之間的紐帶作用。
以下是我的日記對放暑假後留校搞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記載，摘其要者轉述於此，括號中內容為現在添加的注解：
7月8日，星期五，學習中國青年報上整版發表的許昌一中慕振奎同學與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作鬥爭的事跡，學習他用毛澤東思想來分析班主任的一切言行。
7月13日，星期三，上午參加學校舉行的聲援越南人民的大會。
7月16日，星期六，成都十六中發生反工作組的老師和學生被毆打和審訊的事件。
7月20日，星期三，開展向因搶救六個小孩子而犧牲的英雄戰士劉英俊的學習活動。
7月24日，星期日，參加援越抗美的大集會、大遊行。臨晨三點過即以民兵身份，全副武裝，急行軍到達市中心的人民廣場。
7月28日，星期四，學校舉行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講用會，在工作組的安排下，講用會上同學們開始聯係各班班主任的言行進行揭發批判。
7月29日，高中一、二年級聯合舉行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講用會。
8月5日，開會聽成都市委關於撤銷工作組的決定，又聽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的講話。隨後，學校成立聯絡組和校文革委員會，領導全校開展文化大革命。（校文革成員全是根正苗紅的青年老師和學生。）
8月8日，星期一，黨中央決定在全國普遍發行毛主席著作。
8月11日，星期四，中午飯也未吃，趕到紅星中路的成都晚報社大門口，聽昨日毛主席到中央所在地的群眾接待站會見革命群眾的廣播，毛主席向大家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8月12日，星期五，按照校文革的分配，對揭發出來的老師的問題進行整理，為下一步核實、查證作準備。
8月14日，星期日，今晚又舉行了遊行，歡呼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勝利召開。喊的口號包括“堅決擁護黨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堅決擁護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英明決定”，“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等。滿懷激情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東方紅》、《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8月15日，星期一，在校文革的部署下，針對所揭發出來的學校領導和老師的材料，正式開始核實、查證工作。我們每一個人都分配了任務，從校內到校外，挨門挨戶找同學核實、查證。
8月17日，我們今天正式開始批判鬥爭，第一個批判的對象是學校校醫孔澤明，孔曾經當過國軍中校醫官。
8月20日，星期六，到人民南路廣場參加三十萬人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歡呼毛主席在八月十八日身穿綠軍裝，佩戴紅衛兵袖章，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會上，李省長（李大章，時任四川省省長），廖書記（廖誌高，時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以及革命同學講話。
8月24日，星期三，成都市出現大規模的破四舊，立四新的活動。許多街道、商店、電影院、飯館改名，丟掉陳腐的舊名，換上革命化的嶄新名字。下午，我班學生組織的革命造反隊也走上街頭，宣傳毛澤東思想，教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號，一直到晚上八點過才回校（未參與任何打砸、毀損、破壞的活動）。
在我的日記中，提到了中國青年報上整版發表的慕振奎與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作鬥爭的事跡。慕振奎當時是河南許昌一中高三（1）班的團支部書記，他寫文章說：與“班主任的修正主義觀點作鬥爭的經過是一場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鬥爭”[4] 。早在一九六四年十月，這位學生就對該校教師中存在的“讀書第一，升學第一”修正主義觀點進行了批判鬥爭。他用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觀點，與鼓勵學生“認真學習，準備高考，把將來的人生道路鋪好”的班主任作麵對麵鬥爭。他領導班上的團員幹部，狠批班主任，認為他所謂的“把知識學到手, 就能為人民服務”的觀點是在引誘革命下一代走資產階級個人奮鬥的死路, 煽動脫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爭奪革命青年。
慕振奎的思想和行動在當時很有代表性。這是在黨和毛主席的長期教育下，在階級鬥爭的思想熏陶下，一代青年人的典型思維方式和行動準則。遇事就以階級鬥爭來衡量，以複辟陰謀來警惕，以反帝反修反資來激勵，以解放天下三分之二水深火熱之中的階級兄弟為己任，擺出一副馬列少年的模樣，以革命戰士自居，定要與所有的帝修反敵人作鬥爭。同時，視讀書、求知識、升學之類的業務活動為危途，老師如果強調一下，則無限上綱，視為鼓吹、爭奪、陰謀，要與之徹底決裂。
文革初期中學生被鼓動起來批十七年來的教育製度（轉引自網絡）
若幹年後，待這些當時的懵懂少年遠離誤導，真正開始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問題後，待很多人知識貧乏，身無長技，過早被淘汰之時，認識則會大不一樣。想想慕振奎批判的那位班主任吧，那該是一位宅心仁厚的長者，此班主任過去抓的班是紅旗班，想來有不俗的高考升學率。在他接手慕振奎這個班級時，對此高中班的同學苦口婆心地說：“自己的路要自己來鋪，現在把路鋪好，將來自己方便，不然，會後悔的。”這真是一語成讖。我相信，當時天天胸懷天下、時時不忘革命、處處強調階級鬥爭的中學生們，現在後悔極了。那時的年青人，耳濡目染於當時報紙上的那些思維邏輯和常用語句，自以為胸懷大誌，放眼世界，認定了我們正在從事人類最偉大的事業，群情激昂，頭腦發昏，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麽。
需要什麽呢？我們在十六、七歲的時候真正需要什麽呢？我們需要讀書,！需要學習知識！需要獲取今後安身立命的本事！需要獲得建設國家，發展社會的能力！正如這位班主任要求的：“你們讀書，盡管讀，隻要政治上不反動，把知識學到手，就能為人民服務。”這是至理名言。可惜，中國當時有太多的慕振奎，卻容不下一個給高中學生介紹了一大套讀書經驗的好老師。可惜，當時的中國有太多的革命熱情，卻容不下一張安靜的課桌。
上世紀六十年代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模範人物豐福生（轉引自中國收藏熱線）
從上麵的日記摘要可以看到，盡管文革狂飆突起，鬥爭激烈，活動頻繁，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情仍然是很高的。成都五中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組和校文革，花了不少精力，組織學生和老師講用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體會。其實，這並不奇怪。自上世紀的六十年代初起，在我進入成都五中讀初中後，學習毛主席著作就一直是極力提倡的活動。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記憶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評選學習毛著的積極分子，召開活學活用毛著的講用會，背誦老三篇，唱毛主席語錄歌，伴隨了我們的成長。那時候，引領時代潮流的是雷鋒、王傑、歐陽海、麥賢得、劉英俊、焦裕祿等英雄人物。
耳熟能詳的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範人物是廖初江、豐福生、黃祖示等。這裏麵，除了焦裕祿，全是解放軍。因此，人們自然會聯想到時為國防部長的林彪在其中的作用，毛主席語錄的出版和流行就發軔於他的努力。我至今能清楚記得他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的話：“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耳熟能詳的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範人物是廖初江、豐福生、黃祖示等。這裏麵，除了焦裕祿，全是解放軍。因此，人們自然會聯想到時為國防部長的林彪在其中的作用，毛主席語錄的出版和流行就發軔於他的努力。我至今能清楚記得他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的話：“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教唱毛主席語錄歌（翁乃強攝影）
客觀地看，毛澤東的著作寫於他長期從事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歲月中，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理論與經驗的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因此，學習毛主席著作，從中了解中國革命和早期建設的曆史，從中學習處理問題的智慧和方法，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的確是很有必要的。但在文革中，學毛著卻走向了浮誇，庸俗與實用主義方向。還是這個林彪同誌，他就說過：“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他還有一個著名的三十字實用方針：“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在文革中，學毛著不僅被放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而且被誇大為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的萬應靈藥，被賦予無所不能的力量。中國大地上，到處是毛主席語錄的標語。一些毛主席語錄被譜成歌曲，雖然音韻不強，樂感貧乏，但也唱遍了大江南北。任何報紙，如果不在第一版顯眼處登載一段毛主席語錄，那就不是報紙；任何文章，如果不在文章開頭引用一段毛主席語錄，那就不是文章。當時，中國人講的是“三忠於，四無限”，就是永遠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永遠忠於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永遠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無限熱愛毛主席，無限信仰毛主席，無限崇拜毛主席，無限忠於毛主席。那一段狂熱的紅色曆史，親身經曆者如我輩，至今記憶猶新。
當年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盛況（轉引自網絡）
從上麵的日記摘要還可以看到，一九六六年夏天的七、八月份，學生中的幹部被工作組和校文革留在學校開展文化大革命。留下來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充當紐帶，一旦有大型活動，如市上組織的遊行、集會，我等就得跑步通知班上的其他同學。其二是幫助他們開展對“牛鬼蛇神”老師們的查證落實工作。
有曆史問題的教師成為了文革初期的眾矢之的，其中也包括四清運動清理出來的老師。我校揪出來的20餘位老師，被集中起來，關進了牛棚，從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學校的牛棚設在校園中緊靠食堂的一個角落，此處有幾畦菜地，菜地傍邊，有幾間平房。被清理出來的教職工就關在裏麵，由工作組和校文革派他們信任的根正苗紅的學生看管。這些教職工在牛棚裏麵是怎麽被管理的，晚上是否回家，由於我未參與，不知其詳。但記得的是，他們經常排著隊，低著頭，在學生的押解下參加勞動，參加學校組織的批鬥會。學生押解老師，嗬斥、羞辱、毆打老師，而這些老師麵容頹喪，低頭認罪，任由孩子們折磨。這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文革初期中學裏麵特有的景象，現在的學生們也許根本無法想象和理解。
文革初期的學生批鬥老師（轉引自“圖片中國”）
在工作組和校文革的組織下，教職工平時的言行，在課堂上教學時說的話，在批改作業時留下的語句，都被揭發出來，整理成一條條“罪狀”。然後，我們這些留校的學生，被組織起來，負責對自己班的班主任和班上的任課老師進行內查外調。正如日記中所記載的，我們每人被分配若幹條內容，分別找當事的同學進行核查，以確認這些揭發的內容是否屬實。至於當時核查的是什麽“罪狀”，由於日記中沒有記載，且時隔半個多世紀，已經記不清楚了。依稀有印象的是：某某老師講課時“為帝王將相樹碑立傳”，某某老師“鼓勵學生走白專道路”，某某老師“美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等等無限上綱的東西。還有某某老師拍女生肩膀之類捕風捉影的指責。當時的我根本沒有意識到，成天屁顛屁顛跑來跑去搞的所謂核查，其實是在參與作惡，在參與對老師的迫害。當時的我反而認為，這是黨組織交給我的捍衛文化大革命的光榮任務，必須不折不扣，認真完成。
文革初期，借著批判修正主義教育黑線，把鬥爭的矛頭對準學校的領導和老師，是學生們的無知，其行可惡，其狀可悲。而把教師分為左、中、右，打擊一小撮，則是新中國建國以來曆次政治運動的老套路。至於這是否是當時另外一個司令部（當時我們壓根不知道）的幹擾手段，則不得而知。八月底，當接踵而來的學生鬥學生在成都五中校園開始後，厄運中的老師們才有一些喘息的機會。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初，文革工作組被撤銷，這的確反應了中央高層的鬥爭。但地處成都的我們，哪能知道個中的奧妙？正如日記所載，我們隻是亦步亦趨地跟著去遊行，歡呼，慶祝，表決心，發誓言。時過五十來年後，現在我們都知道，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後，劉少奇、鄧小平就被貶黜了。毛澤東已經下定決心，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要把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並明確提出：文化大革命的鬥爭目標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把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來。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運用“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歡呼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轉引自網絡）
而毛澤東的法寶之一就是把紅衛兵和革命群眾鼓動起來，造黨內另外一個司令部的反。因此，他在八月十日到中央所在地的群眾接待站會見革命群眾，他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緊接著，他在八月十八日身穿綠軍裝，佩戴紅衛兵袖章，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百萬紅衛兵。他當時最著名的話是：“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他想鼓動起紅衛兵敢闖、敢幹、敢造反的“革命精神”，突破已有的政治格局，來幫助他打倒黨內的走資派，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但殊不知，他老人家的戰略部署，再一次被幹擾了。被鼓動起來的紅衛兵開始在校園裏麵大搞血統論。這一次，他們鬥的不再是學校的領導和老師，而是同在一個教室裏麵朝夕相處的同學。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