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事要慎重穩妥，防止有人譖毀
宋仁宗因長期患病，而不理朝政，有一天，他的病有了好轉，想要麵見執政的幾位官員。宋仁宗坐在便殿，急詔 中書門下和樞密二府的負責任人。
許公呂夷簡，聽到皇帝的詔令以後，過了一刻時間，才起身前往。同僚們都催他：“快速行走！”但他仍慢步自若。入殿拜見以後，仁宗說：“我久病初愈，很想和你們相見。你為何跚跚來遲?”
呂夷簡從容答道：“陛下有病，朝廷內外都很憂慮。一旦忽詔大臣，臣等如奔跑來見，恐怕引起別人的驚慌。”仁宗認為這樣很好，正是當宰相的氣派。
慶曆年間，石介撰寫了《慶曆聖德頌》，文中對執政大臣的褒貶不一，而對夏竦的詆毀和斥責特別嚴厲。不久，黨人之議興起，石介得罪，而被免官放歸，死於家中。適逢山東舉子孔直溫，陰謀叛亂，有人說孔直溫，曾在石介處學習過。於是，夏竦就說：“石介未死，而是向北逃入胡人之中。”仁宗下詔把石介之子，押解到江淮，又派宦官和京東刺史，去打開石介的棺材，查驗虛實。
這時，呂夷筒任京東轉運使之職，他對宦官說：“如果打開棺材，空無一物，證明石介果然北走入胡，即使滿門抄斬，也不為過。但是，萬一石介真死，朝廷無故挖人墳墓，這是不能昭示後代的錯誤行為！”宦官說：“但是，怎樣才能應付聖旨呢?”
呂夷簡說：“如果石介真死，必有為他棺殮之人。另外，內外親族及參加喪禮的門生，也當有數百人。至於置辦和扛抬棺柩，必然會用出賣工具的商市之人，現在把這些人，全部召來審問，如果沒有不同說法，那就請他們都寫下軍令狀，以保了結。這也是足以應付詔令的。”
宦官照此辦理，入京上奏以後，仁宗也悟出：這是夏竦的譖毀，太惡毒了。不久下詔：釋放石介妻子，令其還鄉。
呂夷簡辦事慎重、穩妥，不隨便驚攏百姓、危害社會。確有宰相風範。
呂端好計，不殺母結怨
李繼遷騷擾西部邊境，保安軍奏說：獲得了繼遷之母。宋太宗想把她殺掉。寇準時任樞密使，宋太宗便單獨把他召來，與之商議。
寇準退出後，來到相府，呂端對他說：“皇上是否告誡你不要把所談之事告訴呂端?”寇準說：“沒有。”遂把商議之事，述說了一遍。呂端說：“如何處置?”寇準說：“準備把繼遷之母，殺死在保安軍北門之外，用以懲戒叛逆元凶。”
呂端說：‘‘如果真要如此處置，並不是好的計策。”當即入宮，麵奏太宗說：“以前項羽想油烹劉邦之父太公，高祖劉邦願分飲一杯肉湯。凡舉大事的人，都並不顧忌他的親屬，何況繼遷是個狂妄的叛逆之徒呢！陛下今天把他母親殺了，明天是否就可擒獲繼遷呢?如果不能，那就隻會白白結怨，更加堅定了他的叛逆之心。”太宗說：“那該怎樣處理才好?”
呂端說：“以臣愚見，應該把她安置延州，優禮接待，用以招來繼遷，即使他不能當即歸降，也始終可以拴住他的心。而他母親的命運，掌握在我們手中。”
太宗拍手稱讚說：“要不是卿，幾乎貽誤了我的大事。”其後，繼遷之母，病死在延州，到繼遷死後，他的兒子竟派人來議和。
外寧必有內憂，要存憂患心！
李沆擔任宰相之時，王旦參知政事。這時，因西北地區戰事吃緊，所以他們寢食不安。王旦感歎地對李沆說：“我們如何才能使天下太平，得以閑遊無事呢?”
李沆說：“多少有些憂慮辛勤，足以使人引為警戒！如果有一天，天下太平，朝廷未必就沒有事情。有句話說：‘外寧必有內憂。’就好像人生了疾病，經常能夠看見，就會引起保健而給予治療。我死以後，你必任宰相，也必定會與夷狄和親。一旦疆場無事，恐怕君主就會逐漸產生奢侈之欲。要存憂患心！”王旦對此話，並不以為然。
後來，李沆每天又把天下發生的水旱盜賊，以及不孝惡逆之事，向皇上奏告，皇上看到後，臉色大變，很不高興。王旦認為這些瑣碎小事，不必讓天子知道，使他煩惱。況且，丞相們每次在上奏不好的事情以後，都會引起天子的不滿。
李沆說：“天子年少，應當讓他知道天下的艱難，經常心懷憂懼。不然的話，血氣方剛，不注意而留心聲色狗馬，或者大興土木建築，以及封禪祀禱等事，就會從此而生。我年紀大了，來不及看到這些，但這些都是那個時候執政們所憂慮的。”
李沆死後，宋真宗既已與契丹講和，西夏歸附以後，便封禪泰山，在汾水禱祠，大肆營建宮殿，召集儒者講論散佚的經典，沒有空閑的日子。王旦親見執政者王欽若、丁謂等人的所作所為，並非節儉，實為奢靡。想要進諫，卻已得到了天子的認可！打算辭職不幹，但天子卻優禮相待。
這時，他才體會到了李沆有先見之明，深有感觸地說：“李文靖（李沆）真是一位聖人！”
是非的處理要公開化，共同商議決定！
唐憲宗李純，嘉許以庫部郎中、翰林學士之職擔任中書舍人的崔群，認為崔群為人正直，就命令翰林學士們，從現在起，向朝廷奏事，必須有崔群一同署名，然後才能上報。
崔群說：“翰林院的一舉一動，都會被後世作為依據而沿用。一定要這樣的話，如果以後萬一有阿諛媚上的人，主持翰林院，就會援引陛下要求翰林奏事，必須由中書舍人連署的先例，這樣就開了外廷官員參與翰林奏事之例，那樣，翰林學士就再也無法直接向陛下進言了。”於是，這一詔令，沒有執行。
明孝宗朱祐樘，在文華殿召見劉大夏，告訴他：“寡人遇到不好辦的事情，常常想召卿進宮來商量一下，又覺得不是卿所在部門的事情，就又作罷了。今後，卿以為有哪些事情，該去做或者該停止，卿可以寫成便函的揭帖形式，秘密呈送進來。”
劉大夏回奏說：“臣不敢這樣辦。”皇上問道：“這是為什麽呀?”劉大夏說：“前朝李孜省，借特許密封奏請的機會，與宦官內外勾結，幹預政事的例子，應引為鑒戒。”皇上說：“卿議論的是國家大事，豈能和李孜省營私舞弊的行徑，相比呢?”
劉大夏說：“臣下以便函式的揭帖秘密呈進，朝廷以揭帖來秘密處理政事，這其實是和唐中宗不經外廷機構，而直接下達墨敕、斜封文書為標記，交中書省辦的情況，相類似。陛下的行為，遠處應當向古代聖明的帝王學習，近處應當向列祖列宗學習，是非的處理，要公開化，與眾臣共同商議決定，朝廷外的事，交給各府各部去辦；朝廷內的事，向主持政務的內閣大學士們，征求意見。如果采用揭帖之法，時間一長，就被認為是常規。萬一有壞人盤踞了重要職位，也用這種方式秘密行事，其危害之大，就沒法說了!這一辦法，決不能成為後世效法之舉，臣故不敢效命服從。”
後來，在很長時間裏，孝宗都經常稱讚劉大夏的意見很好。
（均據明代馮夢龍《智囊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