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人生多味罹橫禍
年輕時我總覺“事在人為”，對“人有旦夕禍福”一類的說法，簡單地將它歸結為宿命論，在企業中的幾次遭遇，徹底轉變了我的觀念。
那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事情。在一個積雪皚皚的下午，兩個正上初中的兒子放學後偷懶不願上澡堂。看他媽媽的督促不起作用，我就起身領他倆去搞個人衛生。由於過度信賴自己腳上長筒膠鞋那深深的防滑紋，出樓洞口就大意走上了已經踩實的雪徑。剛邁兩步，腳下一滑，一屁股坐在雪地上。一般情況下，摔個“屁股墩”也就算了，但當時恰巧將左腿壓在身下，整個身體的重量又壓著這條腿向前滑動了一段距離，當自己站起來時就感覺左腳已經不聽使喚了。兒子和鄰居景鍾用自行車把我馱到廠醫務室，其後廠長的“坐騎”又頂風冒雪把我送往市中醫院。因為當時臨近春節，醫生們也都歸心似箭，所以拍片、檢查後結論是：肌肉拉傷，筋骨安然無恙。家人都鬆了一口氣,打上石膏，打道回府。
過完年20多天以後，我發覺絲毫沒有康複的跡象，左腿隻要一用力，那鑽心的疼痛仍讓人直冒虛汗。為了穩妥，隻好重返醫院。
醫生重新檢查了我原來拍的X光片，竟說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結論：小腿骨折。正好原先診斷的醫生也在旁邊，他十分尷尬地表示，當初大意，沒有發現骨折的部位。隻好重新包紮，重打石膏，從頭再來。患者以生命相托的“白衣天使”，這時卻跟我開了一個刻骨銘心的“玩笑”！
平常都說，傷筋動骨一百天。我整整在床上“休整”了三個多月，下地後仍舊需要拐杖幫扶。在這段難熬而又不得不熬的時光裏，我因禍得福起碼獲得了三點體會：當時，每當左腳抬起，麵臨的似乎都是萬丈深淵，需要硬頭皮，下決心，才敢腳踏實地——這樣的心理障礙一直困擾我三年多時間，這種“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經曆讓我領教了精神疾病的頑固。這是其一；那時，困在鬥室之中的我每當臨窗遠眺，見別人一個個活動自如，羨慕之後的失落油然而生，讓人不可避免地想起“失去後方知珍惜”這一人生箴言。這為其二；其三，當時，每當站立，右腿都義不容辭地替代左腿承載身體的全部重量。這種貌似不公的現象屢屢重複，引發了我的思考——兩條腿對人是有明確分工的，走路時輪流承擔全身重量，站立時平均承載人身體重。一旦情況特殊，右腿就責無旁貸的承擔起了全部責任，這種不講條件、不求回報的現象說明什麽？它恰恰證明了世間萬物，分工是相對的，無私配合才是絕對的。可惜在物欲橫流的現代社會，願意承認這些的人是越來越少了。
1996年，廠裏組織到豫南要帳。由司機張曉敏駕駛廠裏的白色普通桑塔納轎車，副廠長王保玉坐前排副司機位置，後排左麵是公司辦公室主任王正民，中間是曹海亮，我在右座王副廠長的後邊。
車出開封沿國道一路向南。在將要進入周口地區的時候，遇國道翻修，所有車輛都須從農田裏繞過，騰起了陣陣灰塵。我們的舊車密封差，爬上了柏油路後每個人都成了“土地爺”。在即將進入一個村鎮時，我們搖下車窗，配合司機提速，四處拍打塵土，欲讓騰起的灰塵隨氣流跑出車外。司機大概也是初次見識這種快速除塵的“陣式”，激動起來就忘記了自己的職責。突然，一輛農用機動車（大概是奔馬三輪）從村口的巷子中快速倒了出來，一見飛車疾馳，驚慌失措地橫在公路中間不知道該怎麽辦，待我們的司機警覺時，兩車近在咫尺，已經沒有了刹車的餘地。在大家絕望的驚叫聲中，司機本能地急打方向，也不管前麵是刀山還是火海，放任桑塔納“勇”往直前。還好，迎麵沒有來車“歡迎”，也沒有懸崖深溝橫亙（如果出現其中一項將會更加“熱鬧”），隻有一排粗大的泡桐樹攔住去路。瘋牛似的桑塔那一頭撞往大樹，彈回來之後還不死心（發動機還沒有熄滅），再一次與大樹“親密接觸”。那時的我，在“坐騎”與泡桐第一次劇烈撞擊的一刹那，左半邊臉隨慣性猛然向前排座椅砸去，感覺像天塌地陷一樣（實際是後備箱蓋失控後淩空砸下），“轟”然一聲，失去了直覺。
待鄉親們用鐵棍撬開車門，將我拉出車外時，我才靈魂歸殼，重返人間。我趕緊環視現場，發現桑塔納頭抵大樹，前弓後翹，四門變形；車上的“難兄難弟”各顯“風采”：後座中間的曹海亮“躍”過前排座椅，一頭撞在前擋風玻璃上，落了個鼻青臉腫的外傷，為我們幾個中間最幸運的；我鼻孔流血，滿臉掛“彩”，頭部內傷的鮮血沿喉管不斷下咽；後排左邊的王正民主任左手腕骨折（大概為撞車時手臂插入門把手所致），左胸的肋骨斷了幾根；前排的司機張曉敏趴在方向盤上，臉上血肉模糊，慘不忍睹；王保玉副廠長被擠壓在變形的車體中，當地居民費了好大力氣，才把前門撬開，拉出了滿身血跡的人。
因為我和曹海亮是輕傷，能夠繼續行動，於是由他扶其他三位重傷員找衛生院緊急處理，我則沿街尋找公用電話（當時移動電話那新玩意兒還沒有麵世），向廠裏報告車禍情況，請求幫助。
當時，豫東的鄉鎮還欠發達，僅有的幾條街上都找不到公話，急得我滿街搜索，四處溜達。見一個滿臉鮮血的人沿街串店，現場那些經商的、過路的、南來北往的人一個個都瞪大了眼睛，目光中飽含驚奇，懷疑和平年代哪來的潰兵？
打通了電話，鎮衛生院也對他們三位進行了簡單包紮，沒等廠裏派出的車到達，王副廠長的一位當地朋友聽到了消息，派車把我們送到鄭州，業務員王國強駕自己的坐騎又把我們直接送進了鞏義市人民醫院。一路上，車後座頂部高懸的吊瓶（王正民主任一路都沒敢停止輸液）成為我多少年難忘的特寫鏡頭。
他們幾個何時養好了傷我沒打聽，我被市醫院檢查出的中度腦震蕩也不久痊愈，隻是我左邊的上下槽牙被撞得幾個月不敢碰麵。更為驚心的是，我們的事故車拖入修理廠時，修車師傅第一句話就問：這個事故死了幾個人？昨天的車還沒有這車撞得厲害，就有兩個消了戶口！這話聽起來讓人毛骨悚然。
如果說前麵提到的兩件事歸於天災，具有偶然性和不可抗拒性，那麽我隨後被張許生、崔鋒兩次無緣無故地免職則實屬人禍。
先說張許生。
張許生是我縣康店鎮張嶺村人，因其出生在許昌而得名。由於他在毛澤東時代被推薦進入工農兵大學校門鍍過金，後又沾改革開放時重視知識、重視人才潮流的光揠苗為鄭州水泥廠的副廠長。據我觀察，這人能耐不大，剛愎自用，故一直得不到廠長陳溫的重用，經常門可羅雀，一直鬱鬱寡歡。我到廠裏以後，看他大小也是個知識分子，門前冷落車馬稀似乎可憐，正好有一段我和他的辦公室對門，就有意無意地與他多了一些接觸。
後來，經濟過熱大氣候引發的水泥廠急劇膨脹的弊端不斷暴露，原廠長陳溫被迫離職，山中缺了老虎，張許生這個“瘸子中的將軍”才得以登台表演。
對於廠裏的人事變動，有人就提醒我說，你和許生關係不錯，他上了台，你就該“近水樓台”了。
我這人能耐不大，篤信“靠真本事吃飯”，對工作盡心盡力，對同事坦誠相見。平常不抽煙，不喝酒，不打麻將，不靠吹、拍、吃、喝、拉拉攏攏擴大交際。如果說和誰關係可以，也隻是淡如水般能說上話而已。所以對這樣的議論，我隻是一笑置之，絕不會幻想著靠別人“飛黃騰達”。
許生剛剛“加冕”，遠沒被“桂冠”捂到頭腦發昏的地步，就召我到廠長辦公室宣布：你被免職了。
今天看來，“能者上，庸者下”天經地義，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官場上下對不使用的幹部，都是“閑而不用”，涼在一邊，不到萬不得已，輕易不動用免職的“令牌”，就連“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毛澤東，對待犯錯誤的幹部還是“批判從嚴，處理從寬” 呢。更何況我一直不明白自己“庸”在何處“錯”在何方？
麵對新廠長那冷漠的麵孔，我忍不住熱血上湧，不客氣的反問道：“我有什麽錯誤嗎？”
答曰：“沒有。”
我忍不住再問：“你上台後我負責的科室什麽地方不配合嗎？”
回答仍是“沒有”。
“那為什麽免我的職呢？”
“工作需要。”許生的回答絲毫沒有人性，與臭名昭著的“莫須有”如出一轍。
我又連著問了幾個類似的問題，許生的回答都是冷冰冰的四個字：工作需要。大概怕言多有失，不好收場。
見許生一登“寶座”就忘乎所以到這種地步，我義憤填膺，拂袖而去。許生見狀，專門跑去交代勞資科長孫春旺說，白繼周如果要求調動，就讓他下車間去。下車間幹什麽？無非與民工一樣滿身汗、一身土，出苦力，勞動改造！真是知人知麵不知心，平常道貌岸然的張許生，對我竟如此蛇蠍心腸。
後來，從被免職的隻有原從事教育的我和趙建偉來看，許生敢於“大刀闊斧”動中層的原因昭然若揭：我倆都是搞教育出身，平常不交酒肉朋友，沒有這“幫”那“派”做後盾，免職不會引起大的波動；我倆都是進廠後不久被原廠長陳溫提拔為中層的，有些人摔打了多少年也沒撈上一官半職，即便像許生一類的幸運者，提為副職也是聾子的耳朵——擺設，長期閑置，心理難以平衡。所以，輕信小人讒言，許生成了某些心理陰暗者的“槍頭”。
大概張許生認為自己一直是“無用武之地的英雄”，今天終於有了出頭之日，一定能駕馭水泥廠雄風重振，一定能穩坐廠長“寶座”到地老天荒。事實恰恰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他隻幹了兩年，外欠貨款就從陳溫離職時的900多萬突飛猛進到2000萬，1000多萬的國家資產至今不能收回，巨額的工人血汗白白流失，是直接造成昔日紅紅火火的鄭州水泥廠如今陷入破產境地的罪魁禍首；許生“執政”的兩年期間，視國家三令五申的養老政策如兒戲，私自截留社會統籌（即養老金）600多萬不上繳，挪做流動資金賠得一幹二淨，這種與飲鴆止渴毫無二致的做法，直接導致這幾年到“站”的職工須自己籌資辦退休。見新換的廠長這樣無能，工人們悲憤地評價他是 “黃鼠狼生兔娃——一窩不如一窩”，一提起張許生就罵幾代。看許生禍廠殃民，總公司不得已痛下決心，讓其“下課” 了。而張許生本人也確實不爭氣，免職後好幾個月都閉門不出——沒臉見人；直至現在，也沒見他在大庭廣眾之前露過麵。堂堂一廠之長，其心理品質脆弱到這種地步，真不知當初免職我等之時作何感想。
張許生被無情地撤了職，總公司這時想起了“民選”的法寶，王保玉因此順利登台，我又被提為副科級。可能王廠長太癡迷選民的力量，對“上層”“照顧”不到，結果隻幹了一年有餘，就被公司裏閑得無聊的崔鋒接替了。
崔鋒，開封縣人，從小在鄭州水泥廠車間中摸爬滾打。看中了他的實踐經驗，陳溫一手把他從一般工人提拔到廠長。由於此人文化有限（好多工人都說他是小學水平），故陋習多多，令人捧腹。
豫東人愛喝酒，崔鋒喝起來就更不要命。有一次，我們一幫人到豫南討債，見“廠長”大駕光臨，欠債者尤其殷勤招待。一上酒桌，他就忘記了“二哥貴姓”，來者不拒，“豪”情滿懷，不一會兒就鑽到桌子底下沒影了。被眾人拉起之後還嫌“洋相”未盡，又踉踉蹌蹌地打起了“猴”拳，伸胳膊翹腿，卷舌發音，在場的外人無不擊掌助“興”。副廠長王保玉痛心地對我說：“陪這樣的‘頭兒’出門，丟人！”
有一次，我找他簽字，在廠區辦公樓前麵大鏟車車庫門口。剛寫了幾筆，他抬頭看見頭發稀少的副廠長王保玉正準備出廠區大門。可能是近一段兩人不對“心思”，覺察這正是“出惡氣”的好時機，所以也不管跟前有沒有下屬，也不考慮影響如何，跳起雙腳尖聲高叫“毛兒——稀！”聲震四野，令在場者目瞠口呆。
剛接觸時他還很欣賞我，親口對我說：“教育上過來的幾個人中，唯獨你最能幹。”後來，因為他嗜酒如命，我滴酒不沾，兩人誌趣相左，他本能地心懷不滿。有幾次，他見我酒桌上左推右擋，就冷冰冰地說：“不會喝酒，回去把你撤了！”好像國營鄭州水泥廠是他的私有財產一樣，其素質可見一斑。
大概因為我不聞酒香，也可能像張許生一樣受小人挑唆，他二次接廠長以後沒多長時間，就一紙文件撤了我和劉誌偉。張許生手辣，免職時還走一走“談話”的過場，而崔鋒更加心狠，幹脆來了個“不照麵”，省去了許多“麻煩”。
如果說崔鋒在濫用職權免下屬上可與張許生“媲美”的話，其下場堪比張許生更加悲慘。崔鋒幹廠長一年不到，就將水泥廠領到了奄奄一息的絕地：麵對工人大半年領不到工資的載道怨聲他黔驢技窮，還無故將我和劉誌偉的工資少造三個月，大概認為這種做法能體現“長官意誌”，能救企業於舉步維艱。最後，走到了末路窮途的崔鋒實在沒了“轍”，就悄悄找了個司機，趁夜晚月黑風高，偷偷地溜之大吉了。“堂堂”一廠之長，實在收不了場時竟采用不辭而別的下作方式，其能力，其人品，其作為，其口碑，還用別人評價嗎？
值得多說一句的是，自我調進鄭州水泥廠的12年期間，經曆過的廠長有：陳溫，張許生，王保玉，崔鋒，魏新河，馬西峰，薛繼周等，真可謂“亂哄哄你方唱吧我登場”。越是工廠不景氣，廠長越是“走馬燈”。難怪工人都說：“水泥廠，水泥廠，不產水泥出廠長。”這些所謂的廠長中，有的是“官癮”作怪，不惜“跑”、“要”、“買”一齊上，“前門”“後門”一起開；有的是“逼上梁山”，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自己對工廠的前途都沒有信心。在這種和小孩“過家家”一樣輕率的管理體製下，工廠不破產豈非怪事！
就這些廠長的人格“魅力”而言，陳溫是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兩袖清風，一身正氣，是個一心一意幹事業的人。可惜卷進國家經濟過熱的漩渦不能自拔，壯誌未酬，功敗垂成。王保玉是搞銷售出身，對市場的開發、水泥運輸、銷售員管理等方麵經驗豐富，是個有“點子”的人。由於忽視了上級的“臉色”，結果不明不白地被“擼”了下來。魏新河任紀委書記時我是司法科長，因是一道線上的，免不了一塊兒共事，隻知道他很“滑”，是個“掉片樹葉都怕砸腦袋”的主。他升遷廠長之後，有一次我因故找他，不經意間用了“招呼”的口語。聽我言畢，他至少有十分鍾沒有搭腔，讓我十分納悶。最後他才悻悻的“回敬”我說，我幹半年了，還沒人說我這個廠長是“招呼”呢！為此，我專門查找了力所能及的字典、詞典、辭海、辭源，所有的語言環境均解釋為“照料”“照管”的意思。我自知語言表達能力不強，但這時候用“招呼”絕對應該拉近彼此的感情距離，不會衍生“暫時代理”的歧義，隻能說他十分在意自己的廠長頭銜，是權利欲作怪。盡管魏新河十分在意廠長的位置，但言語中還是不可避免地對自己“統帥”的工廠缺乏信心。無奈之際，指示勞資科長孫春旺想辦法辦自己提前退休，算是較為“體麵”地交了“班”。馬西峰的“本事”大小暫且不論，隻說他“上台”半年不到，就把千餘工人奮鬥了30多年的鄭州水泥廠送上了“斷頭台”，臨離職還嫌“不過癮”，又偷偷挪用工人血汗，給自己一夥兒“死黨”繳了十幾年的養老金，消息敗露後，被怒不可遏的眾工人口誅筆伐，窮追猛打。薛繼周是水泥廠停產後處理“善後”的末代“皇帝”，至今到任已近3年，工廠進入破產程序遙遙無期，工人每月310圓的生活費想停就停。更讓大家不能容忍的是，那些“胳膊朝外拐”的銷售員趁管理混亂之機高築的外欠貨款“債台”（最高者達二百多萬，一般的都是幾十萬。全廠外欠貨款高達2000萬之巨），怎麽處理？如何回收？至今沒見實質性的進展。
了解完這些廠長的“政績”之後，就不難理解工人對他們的評價：黃鼠狼生兔娃——一窩不如一窩。而昔日這些“貴”為廠長者也確實無顏於“江東父老”，到現在敢與工人謀麵的鮮見其人。
鄭州水泥廠從上世紀70年代初期由開封地區籌建，原稱“開專水泥廠”。行政區劃調整後改稱“鄭州市第二水泥廠”，最後冠“鄭州水泥廠”名稱一直至今，在工人們血汗的澆灌中一步步成長壯大，在河南30多年的建設曆程中功不可沒。近幾年，受眾多當地私人小水泥的擠兌，受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大氣候的影響，更因幾個“敗家子”廠長的揮霍，終於壽終正寢，畫上了悲壯的句號。這是時代造成的原因？還是某些所謂“廠長”個人素質使然？相信每一個為之付出過心血的人都不能不深思，都不會輕易放棄這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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