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已經順利出台了他的“習氏黨章”，“習氏憲法”肯定也會在兩個月之後“高票通過”----“全票通過”也不足為奇。再往後，應該就會把起草中共曆史上的第三部“曆史問題的決議”提上議事日程了。
既然當年毛澤東是靠一紙“曆史問題決議”奠定自己的核心地位，鄧小平又是靠一紙“曆史問題決議”開創了中共政權的“第二次曆史飛躍”，那麽已經把自己拔高為“新時代領路人”的習近平自然就有義務，有使命為他之前的“舊時代”做一曆史性的總結。所以筆者也認為今年內匆忙出台“習氏曆史問題決議”的可能性不大，但最終出台隻是時間問題。以習近平上台迄今五年多來的言論和行動為依據，筆者更傾向於相信未來肯定會出台的“習氏曆史問題決議”中，一定會會“旗幟鮮明”地把改革開放和八九鎮壓並列為鄧小平為中共政權所立下的最重要的兩大功績！
習近平在他那份“八一九講話”中殺氣騰騰地訓示全黨：“戰場上沒有開明紳士，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也沒有開明紳士，就得鬥爭。作為黨的幹部，不要去想博得社會各種人的喝彩、贏得海外各種輿論的好評。隻要站在黨和人民立場上，堅持原則，就不可能取得這樣的結果。為了黨和人民事業，我們共產黨人連流血犧牲都不怕，還怕損失一點蝸角虛名嗎？我們黨也不會以這種虛名來評價幹部。作為黨的幹部，不能用‘不爭論’、‘不炒熱’、‘讓說話’為自己的不作為開脫，決不能東西搖擺、左右迎合！在事關黨和國家命運的政治鬥爭中，所有領導幹部都不能作旁觀者。今後，誰再圍攻我們的同誌，我們宣傳思想部門要發聲，黨委要發聲，各個方麵都要發聲！要發出統一的明確信號，形成一呼百應的態勢，不要怕被汙名化。我常常講幹部要敢於擔當，這就是一個重要檢驗。”
習近平這份講話雖然不是直接論及八九六四鎮壓，但這種“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被敵人反對的是好事而不是壞事”的毛式“階級鬥爭”思維在習近平頭腦裏無疑是根深蒂固，習近平總結曆史也好，製定政策也好，一定都是會照此思路行事。
這裏有必要分析一下這段“習近平語錄”中的“不爭論”三個字。中共黨內人人都知道，所謂的“不爭論”已經成為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講道： 對改革中出現的新事物，“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 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麽也 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事後有中共黨刊的權威理論文章介紹過“鄧小平關於‘不爭論’的思想”有對內對外兩方麵的意涵。對內是指“對在改革進程中可能出現的新事物以及需要試驗的東西不搞爭論”；對外是指“在國與國之間、黨與黨之間要堅持政治原則，但不搞無謂的意識形態爭論”。但據當年在廣東省委內部工作的人士透露，鄧小平南巡時講“不爭論”三個字時也提到過“八九風波”，大意是八九鎮壓之後麵對國際上“很大的反對聲音”，“我們采取了不爭論，不針鋒相對的回避策略”，“讓時間證明我們麵對那場風波的果斷措施是正確的，及時的，必要的”。
習近平登基後不久即已經說過：我們不搞無謂爭論，但牽涉到大是大非問題，牽涉到政治原則問題，也決不能含糊其辭，更不能退避三舍。“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麵”是不行的！領導幹部要敢於站在風口浪尖上進行鬥爭。我曾經說過，領導幹部不能搞“愛惜羽毛”那一套。有些幹部對大是大非問題繞著走，態度曖昧，獨善其身，怕丟分，怕人家說自己不開明。這是萬萬要不得的！這是什麽羽毛？這是什麽形象？故作開明姿態嘛！
據說上述講話內容隻是一份習近平專講“對敵鬥爭”內容的刪節版，諸如“我們黨，我們的每個黨員幹部----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有擔當，一味的沉默回避，隻能讓人家感覺我們理虧”等內容均沒有對下傳達，所以北京政壇早有分析認為習近平當時所謂不能“讓人家感覺我們理虧”是意有所指，具體就是六四鎮壓。
筆者回顧過習近平下台之後曾在內部講話中論及前蘇聯和蘇共政權的解體原因，說是“最後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按照黨員比例，蘇共超過我們，但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麽人出來抗爭。”言下之意，中國黨在危機關頭沒有令趙紫陽象戈爾巴喬夫那樣，就是因為有個“男兒”鄧小平！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肯定還是要由王滬寧領軍的“習近平思想創作小組”起草的中共政權第三號“曆史問題決議”， 無疑會以十分肯定的筆調充分肯定鄧小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的生死關頭采取的果斷措施挽救了國家挽救了黨”。
筆者引述過的紐約時報中文版鄧聿文的長篇評論文章《假如習近平做中共第三個“曆史決議”》中也還分析道：除八九外，如何評價鄧的改革，他要不要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負責，也是曆史決議的一個難點。改革的成就當然不容否認，但改革也出現了諸多問題，這些問題愈到後來愈嚴重，包括作為改革方法的“摸著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能夠捉住老鼠的就是好貓”，“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都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腐敗和社會不平等的加劇就是其中最嚴重的後果。習上台後，成立改革小組，強調“頂層設計”和“群眾獲得感”，不以GDP為考核標準，提出綠色、共享發展理念，以及打擊腐敗、精準扶貧等，說明他意識到了鄧的“摸論”、“貓論”、“先富論”帶來的一係列後果，而力圖糾正。因此，邏輯上講，既然鄧被中共樹立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自然也要為此負責。
從上麵的分析來看，現在假設一下，如果幾年內習近平一定要仿效鄧小平做一個新時代的“曆史決議”，會怎麽處理？很可能，習會從“多談成績，少談錯誤”的角度去總結黨在過去40年的曆史。在涉及對鄧和八九關係的評價上，他會采取鄧在評價毛時所說的“曆史宜粗不宜細”原則，對八九籠統帶過，模糊表述，但不會不提；而對改革開放，則會把功勞放在鄧身上，但對其中的問題和後果，不會明確指出要鄧負責。
而依筆者之見，既然是“曆史宜粗不宜細”，未來的第三號曆史問題決議，也就是“習氏曆史問題決議”在論及改革開放時就不會糾纏整個改革開放政策的施行過程中有那些負麵作用，更何況我們外界所認為的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的負麵因素很可能也會在習近平那裏成了“被敵人反對的是好事而不是壞事”。
鄧聿文先生的上述文章刊出之後，已經有外界政評人士附和討論，分析了習近平在這第三份曆史問題決議中是否會插入重評文革的內容。筆者的看法是，既然鄧小平所做的第二份曆史問題決議是一份階段性的“曆史問題”的決議，即從時間角度隻涵蓋第一份曆史決議產生之後----即所謂“建國以後”，所以未來的習近平也東施效顰，搞出一份“關於改革開放以來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可能性較大。如此一來，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所有內容，無論是毛澤東的大躍進和文革，還是華國鋒的“兩個凡是”都無需涉及。但即使這樣，對黨的兩位“犯了錯誤”的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評價內容絕對是不可能回避的。
當然，利令智昏的習近平直接搞出一份“關於建黨以來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如果是這樣，那麽僅從重評文革的角度，習近平真是有可能把對文革的貶義評價“十年文革浩劫”改為中性的甚若是肯定性的評價，比如“十年艱辛探索”之類的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