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是1915年——1923年由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蔡元培等一些受過西方教育（當時稱為新式教育）的人發起的一次反傳統、反儒家、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學運動。這場運動雖然在今天的中國具有崇高的地位，殊不知，成就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是被中國知識分子汙名化的慈禧太後。由於中國極左知識分子的破壞和幹擾，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真正締造者——慈禧太後的認識是非常錯誤的。
首先要指出的是，與新文化運動同時在北京發生了另外一場運動——五四運動。這是發生於幾乎同一時間的兩次不同的運動，兩個運動既有重合之處，又截然不同，它們決定了中國的兩種未來。 新文化運動是落後傳統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開始，一時間，中國文化界出現了曆史上絕無僅有的文化反思，中國文化大師倍出，中國進入了現代文明的大門。而五四運動是一次喪心病狂的反西方、反文明的“義和團”式的政治運動。今天中國文化的主流恰恰是五四運動的後裔。
新文化運動之母
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實質是“中國知識分子顛覆封閉時代中國中心主義，反儒家文化，徹底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認同西方文化以及民主共和製，走向了歐洲中心主義，擁抱人類文明”的一場文化啟蒙運動。她是先進的中國人不斷學習西方、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結果。 科學、民主和反封建，反專製是新文化和五四運動的口號。而令人驚訝的是，真正，大刀闊斧地帶頭反儒家文化，否定專製製度和漢民族劣根性的，卻是被近代中國學者罵為賣國的滿族慈禧太後，她才是新文化運動的締造者。慈禧在短短的十年左右的時間裏，推出的徹底否定儒家文化和專製社會體製，開放中國大門等一係列舉措，改變了幾千年的中國。慈禧是中國曆史上接受西方文明、徹底地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第一人， 她對中國文化做出的貢獻，在中國近代曆史上無人能比。
曆史回顧
位於歐亞大陸東端的中國地區，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地區，它北麵是荒無人煙的沙漠和草原，西部是高山和世界第二大的沙漠，東南是一望無際的大海。4000年前，來自兩河流域的華夏民族進入中國地區以後，當時在東亞地區具有一定的文化優勢，但是隨著華夏民族文化的被中國土著的同化，經過三千多年的時間，中國地區的早期優勢越來越弱，到了近代西方工業革命傳播到中國的時候，中國地區已經成為墮落成為一個半氏族半奴隸社會的野蠻國家。晚清時期，經過甲午戰爭、庚子事變後，民族危機空前緊迫，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和政治製度產生強烈懷疑。天朝狂妄自大的“中國中心論”已經成為笑柄。
當時，西方列強要麽是英式君主立憲製，要麽是美式民主共和製。改變中國已經成為迫切的事情。因此，思想開放的慈禧從文化上，徹底否定了中國傳統，她大膽取消了實施千年的科舉製度，並在晚清最後十年的新政中，中國派出很多青少年赴歐美和日本留學。這批青少年接受了各類西方現代思想，日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骨幹。因此從這方麵也可以說，新文化運動的真正締造者是慈禧太後。
位於歐亞大陸東端的中國地區，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地區，它北麵是荒無人煙的沙漠和草原，西部是高山和世界第二大的沙漠，東南是一望無際的大海。4000年前，來自兩河流域的華夏民族進入中國地區以後，當時在東亞地區具有一定的文化優勢，但是隨著華夏民族文化的被中國土著的同化，經過三千多年的時間，中國地區的早期優勢越來越弱，到了近代西方工業革命傳播到中國的時候，中國地區已經成為墮落成為一個半氏族半奴隸社會的野蠻國家。晚清時期，經過甲午戰爭、庚子事變後，民族危機空前緊迫，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和政治製度產生強烈懷疑。天朝狂妄自大的“中國中心論”已經成為笑柄。
當時，西方列強要麽是英式君主立憲製，要麽是美式民主共和製。改變中國已經成為迫切的事情。因此，思想開放的慈禧從文化上，徹底否定了中國傳統，她大膽取消了實施千年的科舉製度，並在晚清最後十年的新政中，中國派出很多青少年赴歐美和日本留學。這批青少年接受了各類西方現代思想，日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骨幹。因此從這方麵也可以說，新文化運動的真正締造者是慈禧太後。
偉大的新文化運動之母慈禧太後
盡管光緒皇帝的改革非常激進，但是其實質仍舊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翻版，他的改革在思想上並不徹底。光緒的改革大將康有為，在當時的情況下，還在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宣揚“有孔教乃有中國，散孔教勢無中國矣”，他還說“中國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為？”。而相比之下，慈禧一方麵控製著光緒的變法，又經曆了義和團運動的前前後後，她對於漢人傳統文化的愚昧野蠻的實質認識更加深刻，於是，她在義和團運動之後，開啟了更加大膽的政治改革運動。下麵我們就例舉一些慈禧締造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例證。
一， 慈禧徹底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廢除科舉製，實現全民新教育
中國的科舉製度創立於隋朝，完善於唐朝，發展於宋朝，鼎盛於明朝，可謂是曆史悠久，而清朝的科舉依舊是仿照前朝八股取士，但更注重對士人思想的防範。客觀的說，科舉製度在選拔人才上具有一定曆史優越性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弊端也日漸暴露，特別是近代以後，科舉製度更是難以適應時代的發展要求。
在隋唐時，科舉中寫文章的部分（明經）主要是寫詩歌，直到明、清兩代才正式轉變為八股文。八股文又稱股賦、四書文、八比文、時文、時藝、製藝、製義，是中國明、清皇朝及越南阮朝考試製度中所規定的一種特殊文體。內容須以程朱學派的註釋為準。歷代解經之作很多，科舉考試隻用程朱一派。
在隋唐時，科舉中寫文章的部分（明經）主要是寫詩歌，直到明、清兩代才正式轉變為八股文。八股文又稱股賦、四書文、八比文、時文、時藝、製藝、製義，是中國明、清皇朝及越南阮朝考試製度中所規定的一種特殊文體。內容須以程朱學派的註釋為準。歷代解經之作很多，科舉考試隻用程朱一派。
古代的科舉製度關係到官員的選拔問題和全民族的教育問題，兩者緊密結合，缺一不可。 科舉製的考試內容主要是對於中國傳統古籍的背書，例如《周易》依程傳朱學本義，《尚書》依朱熹學生蔡沉傳，《詩經》依朱熹《詩集傳》，《春秋》依胡安國傳，而以《左傳》為本事，《禮記》依陳澔集傳，《四書》依朱熹集注。考生行文命意，必須就題闡釋，依注作解，不得擅自生發，獨出新論，毫無獨立思考的餘地。八股文還要求代聖人立言。如題目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其門人的話，則必須模擬語意，即使是陽虎、荷蓧丈人、齊人妻妾等各類人物，也要設身處地，肖其口吻。隻有記事題和連章題不用模擬口氣。
那些讀書人苦讀終身的經史詩文，在行政管理乃至實際生活中都沒有什麽用處，更不要說促進近代工業化社會的發展了。洋務運動時期，同文館招生就難以招到合適的優秀人才，因為在當時士人的眼中，同文館不算正途出身。朝廷主辦的同文館尚且如此，更不要說其它學習西方技藝的學堂了。因此，1901年8月，朝廷下詔永遠停考武科，而且鄉試和會試等均試策論，不再用八股程式命題；同時，朝廷決定在考試中增加政治、曆史、地理、軍事等適應時代需要的科目。
洋務運動的改革派是翡翠穀科舉製度最大的支持者，如袁世凱會同張之洞、周馥、岑春煊、趙爾巽、與端方等地方督撫大員一起上奏朝廷，稱“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幸得第之心，民間更相率觀望”，請立停科舉，推廣學堂。慈禧太後支持了這些改革派的意見，隨後發布諭旨，宣布從光緒三十二年（1905年）開始，停止各級科舉考試。由此，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製，在清末新政還不到五年便被徹底廢止。二千多年的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和四書五經，也隨之進入了曆史的塵土之中。 開辦洋學堂，鼓勵中國學子出國留學
慈禧在廢除科舉的同時，也及時采取了逐步替代的補救措施，那就是建立新的教育體係來解決教育內容的變革和讀書人的出路問題。在1901年開始改革科舉的同時，清廷便決定選派人員出國遊學，重開京師大學堂，並在原有書院的基礎上改建西式學堂，以逐步取代舊的教育體係。隨後，慈禧又開始緊鑼密鼓的製定新學製。
在幾經修訂的基礎上，清廷在1904年推出了以日本為模式的新教育體製，即所謂的“癸卯學製”。“癸卯學製”把全國學堂分為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兩塊，其中基礎教育分為三等七級，即初等教育（包括蒙養院、初等小學堂和高等小學堂）、中等教育（中學堂）和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學堂、大學堂和通儒院）；職業教育則包括師範教育、實業教育和特別教育等。 在興辦新教育上，張之洞管轄的兩湖地區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他在湖北最早設立學務處，並將湖北自強學堂改為普通中學堂、兩湖書院改為大學堂（後改為高等學堂），另設有師範學堂等。應該說，“癸卯學製”的出台和張之洞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作為少壯派官員的直隸總督袁世凱也不甘落後，他設立了直隸學校司並聘請前貴州學政嚴修為學務總辦，並在直隸地區設立小學、中學、師範、法政、工業等各級各類學堂。在地方的推動下，清廷於1904年設立學務大臣（次年改設學部），並令各省設立學務處，主管新教育事業。從這個層次上來看，慈禧開創了中國現代社會的教育體係。
慈禧在廢除科舉的同時，也及時采取了逐步替代的補救措施，那就是建立新的教育體係來解決教育內容的變革和讀書人的出路問題。在1901年開始改革科舉的同時，清廷便決定選派人員出國遊學，重開京師大學堂，並在原有書院的基礎上改建西式學堂，以逐步取代舊的教育體係。隨後，慈禧又開始緊鑼密鼓的製定新學製。
在幾經修訂的基礎上，清廷在1904年推出了以日本為模式的新教育體製，即所謂的“癸卯學製”。“癸卯學製”把全國學堂分為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兩塊，其中基礎教育分為三等七級，即初等教育（包括蒙養院、初等小學堂和高等小學堂）、中等教育（中學堂）和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學堂、大學堂和通儒院）；職業教育則包括師範教育、實業教育和特別教育等。 在興辦新教育上，張之洞管轄的兩湖地區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他在湖北最早設立學務處，並將湖北自強學堂改為普通中學堂、兩湖書院改為大學堂（後改為高等學堂），另設有師範學堂等。應該說，“癸卯學製”的出台和張之洞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作為少壯派官員的直隸總督袁世凱也不甘落後，他設立了直隸學校司並聘請前貴州學政嚴修為學務總辦，並在直隸地區設立小學、中學、師範、法政、工業等各級各類學堂。在地方的推動下，清廷於1904年設立學務大臣（次年改設學部），並令各省設立學務處，主管新教育事業。從這個層次上來看，慈禧開創了中國現代社會的教育體係。
這一係列的巨大措施，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社會文化的語境，因此出現了白話文運動，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也提出著名的八不主義：
一曰：不作言之無物的文字;
二曰：不作無病呻吟的文字;
三曰：不用典;
四曰：不做無病之呻吟;
五曰：不用套語爛調;
六曰：不作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曰：不模仿古人;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他認為，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文體是自由的，這樣就可以注入新內容、新思想。
試想，如果沒有慈禧廢除八股文和科舉製度；沒有慈禧大力興辦的洋學堂和派出的大批出國留學生，沒有慈禧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徹底否定，中國怎麽會出現這種全新的文體？誰去發起和推動這場新文化運動?
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蔡元培等人都受過西方教育，都是慈禧太後留學政策送出去的海歸派。例如，胡適、1905年，進澄衷學堂。1906年，考取中國公學。1908年，入中國新公學，兼任英文教員。1910年留學美國，入康乃爾大學選讀農科。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係，師從於約翰·杜威。他們的成績都與慈禧製定的送他們出國留學的政策有直接關係。陳獨秀，1901年10月，自費留學日本，進東京弘文學院師範科日語專業學習。因此，到了民國間大師級人物層出不窮：
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蔡元培等人都受過西方教育，都是慈禧太後留學政策送出去的海歸派。例如，胡適、1905年，進澄衷學堂。1906年，考取中國公學。1908年，入中國新公學，兼任英文教員。1910年留學美國，入康乃爾大學選讀農科。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係，師從於約翰·杜威。他們的成績都與慈禧製定的送他們出國留學的政策有直接關係。陳獨秀，1901年10月，自費留學日本，進東京弘文學院師範科日語專業學習。因此，到了民國間大師級人物層出不窮：
魯迅、老舍、林語堂、胡適、曹禺、巴金、鬱達夫、胡適、鬱達夫、巴金、茅盾、老舍、錢鍾書、沈從文、鄭振鐸、柔石、周作人、茅盾、梁實秋、謝冰心、田漢、胡風、巴金、夏衍、柳亞子、孫伏園、張恨水、蕭軍、蕭紅、曹靖華、梁宗岱、臧克家、艾青、趙丹、項堃、舒繡文、白楊、張瑞芳、秦怡、齊白石、徐悲鴻、張大千、傅抱石、潘天壽、關山月、李可染、豐子愷、林鳳眠、丁聰、賀綠汀、馬思聰、熊十力、梁漱溟、張君勱、陳寅恪、馮友蘭、朱光潛、胡適、翦伯讚、張伯苓、羅家倫、晏陽初、陶行之、黃炎培、梅貽琦、馬寅初、潘序倫、章乃器、沈鈞儒、史良、吳有訓、吳健雄、嚴濟慈、吳大猷、侯德榜、茅以升、竺可楨、李四光、童第周、梁思成、徐誌摩、戴望舒、吳作人、鬱達夫、梅蘭芳、聶耳、蘇步青、洗星海、葉聖陶、蔡元培……
以上這些顯而易見的事實，在中國近代史上居然沒有任何一個人提出過，慈禧汙名化已經成為了近代中國的一種政治正確。中國地區新文化運動中的一批精英，被中國極左的知識分子從曆史背景中隔離，以抹殺西方文明和慈禧在近代中國的巨大進步意義和影響。
二，讓八國聯軍組成天津臨時政府，建立中國第一個新型民主化模範社區是新文化運動的社會基礎
新文化運動所謂的反“封建”，就是反幾千年中國傳統的奴隸專製體製，這是新文化運動對於近代中國最重要的貢獻。而破除一個舊的專製體製，就必須同時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體製。可是中國地區並沒有這方麵的經驗可以借鑒。
慈禧利用西方國家愛護自己公民的特點，設計謀（包括向西方宣戰、包圍使館，鼓勵義和團殺洋人）把八國聯軍“騙”到中國，一方麵八國聯軍消滅了泛濫北方的義和團暴民，另外一方麵，八國聯軍在中國天津建立了第一個新型的民主化社區，為中國提供了民主轉型的光輝榜樣。慈禧利用八國聯軍到中國地區進行維和，給中國帶來的一係列進步意義是驚人的。
慈禧利用西方國家愛護自己公民的特點，設計謀（包括向西方宣戰、包圍使館，鼓勵義和團殺洋人）把八國聯軍“騙”到中國，一方麵八國聯軍消滅了泛濫北方的義和團暴民，另外一方麵，八國聯軍在中國天津建立了第一個新型的民主化社區，為中國提供了民主轉型的光輝榜樣。慈禧利用八國聯軍到中國地區進行維和，給中國帶來的一係列進步意義是驚人的。
1900年春季開始，義和團運動肆虐中國北方，慈禧大膽做出驚人的舉動，應計謀引八國聯軍進入中國維和，這種詭計是慈禧被義和團和朝中方勢力綁架之下的無奈之舉。（詳見本人的博客：《八國聯軍是慈禧“請”來的國際維和部隊》）八國聯軍消滅了義和團以後，住在中國二年多的時間，在天津和北京地區建立了社區，第一次出現了具有公民意識的民主製度的社會形式。這種社區形式的民族和文明程度，在百年後今天的中國也無法到達。
1900年夏季八國聯軍由俄、英、日3國分別委派沃嘎克上校、鮑爾中校和青木宣純中佐出任委員組成的“天津城臨時政府”成立。 當19世紀城市人口大量增長的時候，中國地區城市控製方式的滯後，成為社會失控的主要原因。臨時政府巡捕不僅負責司法、治安，還負責交通、衛生等公共事務，這與傳統衙門的管理有明顯的不同，政府對社會的控製職能強化了。當時，首次出現專門在街頭站崗維持治安的巡捕，一度被誤認為是監督百姓，但這卻是警察“站崗”維持交通、治安方式的肇始。袁世凱接管天津後，巡捕製度被完整地保留下來，巡捕改稱“巡警”。這是除租界地區外，警察最早在中國城市的出現。
同時出現的還有城市稅收製度。臨時政府的財政最初是依靠參加政府的各國各墊款5000英鎊開始運行的。臨時政府成立後，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了城市稅收製度。根據臨時政府製定的稅收章程，主要開征入市稅（即厘金）、碼頭捐、所得稅（房捐）、鋪捐和執照稅等。臨時政府設置了4處征稅的稅卡，還將張燕謀的“慶善銀號”設為“官銀號”，作為政府納稅處。臨時政府對各項捐稅收入和政府支出有詳細和明確的記錄，實施嚴格的管理。從記錄中可以看出，稅收製度建立後，臨時政府的財政收入不斷增加，許多公共工程得以實施。在向袁世凱辦理政權移交時，臨時政府將全部收入和支出的賬目清單，以及還在施工中的公共工程所需的費用、政府財政結餘等一並交給了袁世凱。 西方市政製度與管理的引進，使得這一時期天津城市建設有了一些發展，尤其是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老城區供應自來水也是在這一時期開始提出的。1901年3月，3名中國商人和買辦出麵向臨時政府提出建立自來水供水係統的申請，要求給予特許經營權。他們的申請得到臨時政府委員會的批準。委員會還對供水係統的設置、供水水源，消防用水的供給以及水價的限製等提出了一係列要求（注：第118次會議（1901年3月13日）。）。然而，這一計劃的幕後策劃人卻是當時任臨時政府秘書長的美國人田夏禮以及德商瑞記洋行。公司注冊由瑞記洋行出麵，以英國商人的名義在香港注冊，以致該公司開辦後實際上成為一家外資公司。 在1902年向袁世凱辦理政權移交時，臨時政府委員會把與電車電燈公司和自來水公司簽訂的協議，均作為要求清政府必須接受和執行的條件。袁世凱接管政權後，與兩家公司重新談判和簽訂協議。1903年，濟安自來水公司建成供水；1906年，第一條電車軌道通車運行。
天津最早的路燈於19世紀80年代出現在英租界，老城區的路燈照明則是1900年以後出現的。1900年11月，臨時政府委員會做出決議，要求城區馬路兩側每隔100步要安裝一盞路燈（油燈），安裝和維修費用由沿路房主承擔。於是，老城區開始有了路燈。“大街小巷各門旁皆要懸燈一盞”，“燈盞齊明，如同白晝，比除夕倍覺輝煌”。翌年2月，臨時政府決定城市照明由政府負責，籌劃由政府安裝路燈（注：第293次會議（1902年5月12日）。）。在與“天津電車電燈公司”達成協議時，臨時政府提出將專營權授予該公司的若幹條件之一，就是公司要為電車經過的馬路以及其它道路提供電力路燈照明。
這一時期，老城區還出現了最早的城市電話係統。電話在天津的出現是在19世紀末期，當時一些衙門、官邸安裝了專線電話，租界也出現了電話。但是，電話商業經營和城市電話係統的建立，則是1900年以後的事情。1901年2月，丹麥人濮爾生在老城區注冊成立了一家經營電話，電報的公司，西文名稱為Electric Engineering and Fitting Co.，中文注冊名稱為“電報局”。這家公司在老城區埋電杆、架設電話線，為臨時政府各機構、巡捕房、醫院以及主要官員家中安設電話。夏季汛期，臨時政府利用電話通報每日的海河汛情。1905年，官辦的天津電話局成立，以白銀5萬兩收買了濮爾生的電報局。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幾千年的中國居然沒有公共廁所，清末的中國人還習慣於在街上或公共場所隨處便溺，城市生活垃圾幾乎就是隨處傾倒。於是，天津的街道一到雨後就臭氣衝天。城內外還設有多處糞廠，直接用人糞尿製成肥料，供應鄉村。臨時政府成立後不久便做出決議，城區禁止隨地便溺。路上行人隨地大小便要罰洋1—2元。同時，臨時政府開始以招標的方式建造公共廁所。很快，老城區建造了多處公共廁所，並設有清潔夫按時清掃。臨時政府專門發布告諭，要求人們必須到廁所“出恭”，在廁所以外便溺要受重罰。同時，臨時政府還要求所有糞廠遷至郊外。1901年3月，都統衙門製定了《潔淨地方章程》，規定居民每天必須將垃圾傾倒到劃定的垃圾場，然後由政府統一處理。住戶每天要將自家門前地段清掃幹淨。並明文規定了嚴格的懲罰措施。
八國聯軍建立的新型社區具有文明社會的所有特征，這裏有法院和警察，而且社區財務是公開透明的。八國聯軍的城市管理得到了天津和北京的百姓和地方政府的尊重和愛戴，因此當聯軍撤離的時候，有京津地區萬人聯名請求他們留下。 京津二地是中國北方最重要的文化政治中心，（南方有洋人的租界之地,至今還是當地人崇拜的高尚地區）它們的模範作用是對西方文明的最好最直接的介紹和注解。對於中國新文化的產生和影響是立體的，現實的、無時無刻不在的。慈禧還廢除了很多在中國流傳千年的舊製度，例如她在1905年頒發的《刪除律例內重法折》中廢除了淩遲等幾項重型。這些對現實社會具有巨大影響的政策舉措，是對中國傳統舊文化的徹底顛覆，對新文化運動的產生具有重要意義。
可是這些曆史真相，被近代反西方反文明的中國極左的五四知識分子所掩蓋，而由八國聯軍建立的這些新文化運動的社會基礎鮮有人知。慈禧的偉大曆史功績也被他們被故意抹殺了。
慈禧太後執政期間，出現了中國人在境內的第一份民間報紙
幾千年中國專製製度的特點就是皇家把百姓當成奴隸，並進行嚴格的言論管製。為了破除中國這種野蠻製度，慈禧大膽地開放和建立了民間輿論，為中國的言論自由做了第一步。
1873年，艾小梅的人在漢口創辦了《昭文新報》。 雖然北京從明朝起就一直有民辦的《京報》，但那是政府機關報“邸報”的翻印板，是原腔原調一個音符都不走板的主旋律的揚聲器。而《昭文新報》卻不傳播朝廷的旨意，不登載中央文件和講話，而是刊登些軼聞趣事詩詞小品之類的文章。盡管《昭文新報》因銷路不暢辦了不到一年就停刊了。但它的曆史意義還是非同尋常的。中國民間大量辦報是在戊戌變法時期，那時候中國形成了辦報高潮，一共辦了大約100多份報紙，其中有70多家是改良派或改革派的報紙。
1873年，艾小梅的人在漢口創辦了《昭文新報》。 雖然北京從明朝起就一直有民辦的《京報》，但那是政府機關報“邸報”的翻印板，是原腔原調一個音符都不走板的主旋律的揚聲器。而《昭文新報》卻不傳播朝廷的旨意，不登載中央文件和講話，而是刊登些軼聞趣事詩詞小品之類的文章。盡管《昭文新報》因銷路不暢辦了不到一年就停刊了。但它的曆史意義還是非同尋常的。中國民間大量辦報是在戊戌變法時期，那時候中國形成了辦報高潮，一共辦了大約100多份報紙，其中有70多家是改良派或改革派的報紙。
戊戌變法失敗後，一些報紙被查封，但沒過幾年，進入20世紀，中國又掀起了一個民間辦報的高潮，1906年，僅上海就有66家報刊，出版刊物達239種。中國的第一家通訊社《中興通訊社》也是在慈禧時期創辦的，當然也是民辦。那是1904年在廣州由一個名叫駱俠挺的人辦的。
少數民族地區也可以自由辦報，西藏文和蒙古文的第一份報紙也都是在慈禧時期誕生的。蒙古文的第一份報紙是《嬰報》，1905年在昭烏達盟創辦。藏漢兩種文字的第一份報紙是《西藏白話報》，1907在拉薩創辦。新疆的第一家報紙《伊犁白話報》是1910年慈禧死後出版的，用維蒙滿漢4種文字出版，清朝政府是民族政策製定得比較聰明、落實得比較好的中央政府，其民族政策的主調是民族自治。
慈禧時期畢竟是皇權專製統治時期，當然不可能實行民主製度下的徹底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但那時候的政府也沒有去控製媒體，強迫全國媒體統一發出一個聲音，言論是相對自由的。
例如，1904年11月，在慈禧70大壽期間，有個叫林白水的記者寫了一幅對聯刊登在《警鍾日報》上，公開譏諷慈禧太後窮奢極欲喪權辱國，全國報紙竟然爭相轉載。慈禧時期民間辦的的媒體也分派別，有保守派，改良派，還有革命派。其中改良派是主體。無論哪一派，都不會按朝廷旨意和指示辦報。報紙不是奉旨而辦，遵旨宣傳。自主辦報是那個時代報紙的特征。
《時務報》是改良變法派的喉舌，1896年創刊於上海，由梁啟超主筆。這家報紙係統全麵地宣傳變法維新的主張和要求。公開譴責政府壓製民權，主張報紙的作用就是要監督政府。梁啟超認為，報紙有兩大天職，即監督政府和向導國民。長沙的《湘學報》和《湘報》有吃辣椒人的衝勁，公然大膽抨擊封建君主專製，鼓吹民權思想，提倡民權平等。它們還大量報道負麵新聞，反映動蕩不安、民不聊生的社會現狀。貪官汙吏都極為害怕。在天高皇帝遠的極權專製社會，地方官吏為所欲為，有了可以報道負麵消息的報紙，他們必然顧忌。翻譯《天演論》，向中國人介紹達爾文的進化論的嚴複更是個說話大膽的人，他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明確指出封建君主是大盜竊國，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國家真正的主人不是皇帝而是人民。嚴複的言論可以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可見那時候政府對輿論宣傳陣地的控製軟弱無力。
在天子腳下的北京也有敢言的報紙，即《京話日報》。這家報紙1904創刊，它敢於公開揭露王公貴族暴行和官僚貪贓枉法營私舞弊的醜聞。敢於揭露黑暗，反映下層人民的疾苦，仗義執言為民請命。例如，那王府的王爺指使管家活埋了侍妾，就被《京話日報》曝光；宛平縣令受賄，也被《京話日報》公之於眾。對於這樣一家在皇宮眼皮子低下為大清盛世抹黑的報紙，慈禧太後不僅不禁止，還傳旨要送來報紙給她和光緒皇帝看。
緊隨著慈禧政治改革之後的新文化運動，標誌著中國知識分子顛覆中國中心主義，否認自身的文化價值，認同西方文化以及民主共和製，走向了歐洲中心主義。而以上這些非常有力的政治措施真正啟動了這個運動。沒有言論的自由基因、沒有留學生就沒有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沒有新型的大學就沒有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蔡元培等教授；沒有徹底否定科舉就不會有新興的現代化中國文化和現代教育體係。 今天的中國之所以沒有出現大師，就是因為幾十年帶有五四戾氣的極左思潮帶來的言論管製，今天的中國文化也大大地落後於新文化運動的時代。
在慈禧締造的新文化運動之外，我們看到了更加重要的一點—— 慈禧建立的民主和平轉型的社會文化模式，徹底打破了中國幾千年循環往複的改朝換代的大破壞和大流血的惡性循環。因此滿清政府是和平退位的，沒有出現曆史上的種族滅絕型的大屠殺。
在慈禧締造的新文化運動之外，我們看到了更加重要的一點—— 慈禧建立的民主和平轉型的社會文化模式，徹底打破了中國幾千年循環往複的改朝換代的大破壞和大流血的惡性循環。因此滿清政府是和平退位的，沒有出現曆史上的種族滅絕型的大屠殺。
慈禧的偉大之處是在於她善於改革，而不是一味的鎮壓和革命（砍頭）的形式，避免了暴民報複式的社會大破壞。慈禧以滿族貴婦人的仁慈和偉大政治家的氣度，盡力維修中國的原有的舊基礎，而不是進行毀滅；慈禧善於讓出統治階級的一些利益對統治的社會做出適當的妥協，以達到中國社會的階級和民族和解，（她啟用的重臣也是開明知道妥協的人）。
請看清帝退位詔書中的一段話：
“ 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容，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計，內審輿情，特率皇帝治權歸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
請看清帝退位詔書中的一段話：
“ 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容，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計，內審輿情，特率皇帝治權歸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
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
慈禧的這一點很像英國曆史上的保守派。她的這份偉大情懷，在近百年的中國並沒有一人可以與她相提並論。也因此，孫中山以後的革命顯得毫無必要。
實際上， 清朝舊官僚變為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的稱帝並不一定是一件很壞的事情。而真正把中國推向深淵的是孫中山。他發起的是洪秀全之後的另外一次暴民運動。隻不過孫中山暴動的口號更加時髦。
近代日本和蘇聯勢力在中國進行的大破壞都和孫中山有關係。（我將專門寫文字進行論述）。漢族人繼續重複被異化了的蒙古草原文化（包括近代蘇聯的思想），它與秦始皇的奴隸製度是一脈相承,在漢字文化中陰魂不散。曆史麵前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孫中山之後出現都是土匪草莽式的革命家，因此中國曆史上重複多次的大屠殺奪權的血腥大破壞再次出現。在孫中山的推翻滿清運動之後、中國有一億多人死於非命，而百年後的現代中國，從總體的橫行和縱向的比較上，在各個方麵幾乎都不如滿清時代（國土麵積
、對於世界的GDP ,社會自身發展的創新和政改的程度，社會民主轉型的程度等）。曆史無情地告訴我們，近代無數中國人的鮮血等於白流。這是對慈禧以來所有中國革命運動的最大的否定和諷刺。
五四運動的背後推手是蘇聯的共產國際，而v慈禧是新文化運動的偉大締造者，因此，她也是近代出現的中國現代文化之母，她的一係列做法徹底破除了漢人千年的舊習俗，使得中國文化與人類文明的現代化有了第一次接軌，具有偉大的開創意義。由此，我們悲哀地思念慈禧——這位偉大的滿族皇帝遺孀。在她的豐功偉績麵前，我們自然而然地對她產生了一種由衷的敬佩之情。我們將永遠緬懷這位偉大的少數民族貴族女性。
五四運動的背後推手是蘇聯的共產國際，而v慈禧是新文化運動的偉大締造者，因此，她也是近代出現的中國現代文化之母，她的一係列做法徹底破除了漢人千年的舊習俗，使得中國文化與人類文明的現代化有了第一次接軌，具有偉大的開創意義。由此，我們悲哀地思念慈禧——這位偉大的滿族皇帝遺孀。在她的豐功偉績麵前，我們自然而然地對她產生了一種由衷的敬佩之情。我們將永遠緬懷這位偉大的少數民族貴族女性。
結語
今天的中國史學界已經徹底愚昧化，他們喜歡把曆史時事件孤立隔離起來，隔離與曆史事件的社會曆史背景，隔離與世界的聯係，以到達他們徹底愚弄中國人的目的。 慈禧不但是新文化運動的設計師，也是近代以來中國改革開放的先師。她的開明和勇氣是已經徹底腐敗了的漢人無法比擬的。如果不是因為她過早去世，中國很可能走英國和日本的君主立憲製度。
幾千年異化了的蒙古草原文化馴化的中國人，在曆史的關鍵時期往往選擇錯誤，中國被五四運動綁架，把西方的Revolution（概念具有徹底改變的意思）翻譯成血淋淋的“革命”（砍頭），就是最明顯的例證。中國的極左知識分子通過五四運動，把義和團野蠻暴民思想擴大到極致。中國再次進入了困苦血腥的深淵。而新文化運動才是建立美好中國的途徑。
經過百年的流血和滔天的罪惡之後，百年前的夢想“民主科學”在中國並沒有實現，今天我們再次麵臨三百多年前明朝末期同樣的選擇。通過對曆史的全麵認識，我們可以預言：如果中國這一代人的運氣好，我們將重新回到百年前慈禧為我們開創的新文化運動中，去迎接中國的新時代。
幾千年異化了的蒙古草原文化馴化的中國人，在曆史的關鍵時期往往選擇錯誤，中國被五四運動綁架，把西方的Revolution（概念具有徹底改變的意思）翻譯成血淋淋的“革命”（砍頭），就是最明顯的例證。中國的極左知識分子通過五四運動，把義和團野蠻暴民思想擴大到極致。中國再次進入了困苦血腥的深淵。而新文化運動才是建立美好中國的途徑。
經過百年的流血和滔天的罪惡之後，百年前的夢想“民主科學”在中國並沒有實現，今天我們再次麵臨三百多年前明朝末期同樣的選擇。通過對曆史的全麵認識，我們可以預言：如果中國這一代人的運氣好，我們將重新回到百年前慈禧為我們開創的新文化運動中，去迎接中國的新時代。
資料引用：
《遙遠的華夏文明》燕山大學出版社，2016
新文化運動 維基百科
劉海岩 《八國聯軍占領期間天津若幹問題考析》《曆史檔案》2005年第2期
《慈禧時的言論自由怎樣》
八股文維基百科
陳克《十九世紀末天津民間組織與城市控製管理係統》，《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第6期。
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是兩檔事情 《社會科學報》
儲仁遜《聞見錄》
李紹泌、倪晉均《天津自來水事業簡史》、《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21輯
《八國聯軍占領實錄——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
王鐵崖《天津日本租界條款》，《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冊，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7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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