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父上次留言說的：意大利共產黨的一位理論家認為，社會主義如果沒有全新的意識形態，並將此變成全社會的自覺意識，早晚都會失敗。
我覺得現在中國的思想其實和新中國已經發生很大變化。最重要的還是三點：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科學發展觀，堅持開放。現在其實是一個開放係統。關鍵在於為了如果把黨改造，建立新的理論。現在西方把它的價值觀塑造成絕對真理。中國比較被動。因為，如果說專製有理，立刻就非常邪惡了。今天說自私至上沒有人質疑。所以，現在中國隻能說西方式民主不是普世。不能說民主是一種落後的思維。那麽，現在隻能不說，隻是幹。比如，今天的新冠，那就可能死人的數量，對人民醫療費用的負擔，和經濟的恢複。如果未來越來越多的事情都做得比西方好，那樣就會漸漸好轉一些。但如果沒有新的理論創新，仍然不能調和價值觀的衝突。
而且，今天中國要是不持續改革，依然會有問題。我個人感覺。但西方的體製與今天的科學的衝突現在看難以調和。未來西方人可能一樣要經曆文化毀滅價值觀毀滅的劇痛。當然，這都是我的胡說而已。胡說而已。
毛澤東的拆墓情結和後新冠的中國神權社會（下）
毛澤東的拆墓情結
毛澤東拆墓的心願曆時十年終於實現了。我認為探討毛澤東的拆墓情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它非常獨特，在中國曆史上空前絕後。所以，深入分析有助於真正了解毛澤東，也有助於深刻認識新中國以及文革的實質。拆墓同時具有純粹性。今天的毛澤東或許過於官方性質的神話，毛澤東仍然在神壇上，或者過於戲劇化，尤其把人類曆史上不可避免一直存在的權利鬥爭過於單純片麵強調。而毛澤東的十年拆墓不涉及權力鬥爭，是一種長久的心願。這勾顯出毛澤東作為新中國的領袖的極端理想主義色彩。這是毛最本質的特點，第一，理想主義，第二，極端性。
毛澤東的拆墓的心願既非一時的奇思異想，也不是精神的病態改變，它是一種深層的思考。拆墓隻是一個開始。在隨後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開始了全麵係統的摧毀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各級的權威的狂飆突進式的運動，包括毀廟，摧毀精神上的孔家店，破壞法治，打倒各級領導、專家、權威和老師，廢棄教育。摧毀教育對於中國傳統文明具有根本性的毀滅。它與中國傳統曆史相違背，所以中國曆史上的統治者從來沒有出現過類似舉動。自從漢代中華文明便深深根植於儒家文明之上，逐漸發展為高度尊重傳統和權威的社會，重視曆史，強調社會發展的延續性與和諧。毛澤東的這種思想和行為放在中國曆史中似乎是難以理解的。而且，毛的這些行為、思維放在現實也難以被理解。因為，他的那些戰友雖然也堅定的信仰共產主義，但他們在精神的本底是儒家文明。
毛澤東不是儒家文明的繼承者，他具有某種宗教人格。
新中國的曆史可以說處處顯示著毛澤東的獨特個性，我們從他的兩個個人怪癖的小習慣就可窺見一斑。一個小怪癖是毛澤東從大約延安時代起就不再摸錢，據警衛回憶有一次他誤把一個裝錢的牛皮袋當成文件袋伸手去掏文件，當知道裏麵裝的是錢，毛嚇的竟然一下子把牛皮袋扔了出去，並嚴肅的告訴警衛再也不可以犯這樣的錯誤。另一個是毛澤東雖然指揮了無數戰爭，但從來不摸槍。這兩個例子非常有意思。第一個小怪癖反映出毛澤東對於金錢的極度厭惡，達到常人難以想象的程度。毛澤東在生活中對於物質享受極度鄙視，不喜歡新衣服，所有的用具都是陳舊的，飲食也相當簡單，生活近乎一種宗教的苦修者。第二個習慣並不能說明毛是一個和平主義者，相反從他的論述和中國革命的曆史可知，毛極端崇尚暴力和暴力革命。毛的終極理想是要消滅反動派，消滅封建主義，消滅美帝。這是他的極端鬥爭性的表現。毛對槍的抵觸反映出的仍然是他對物質的抵觸和對精神力量的迷信。毛並不傳統的宗教人物，即相信傳統的宗教教義，相信神跡，對於神跡有時產生幻覺，但他的確對於精神力量已經達到迷信的程度，相信精神能夠戰勝物質和客觀規律。所以，毛澤東的宗教性導致他具有反科學的傾向。他信仰人民戰爭和群眾運動。這是他的宗教人格的重要基礎。有趣的是毛的這些特點與伊朗的宗教領袖霍梅尼頗為相似，霍梅尼一生也是極度輕視金錢，生活非常簡樸，從來不摸槍，但他領導聖戰，依靠人民戰爭領導，對抗伊拉克的侵略和美帝的霸。同時，霍梅尼也是一名詩人，出版過厚厚的詩集。
但是，如果我們把毛澤東的行為放到一神教的曆史中，就會發現它變得相當容易理解。無論是猶太教、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在其極端時期都曾發生過拆墓，毀廟，炸佛，摧毀異端文明，對於異端的人身攻擊、折磨、迫害，直至發動聖戰。這些在本質乃至形式上與文革有著驚人的相似。所以，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毛的精神和思維並非中國的儒釋道，而是西方式的，它極端，強調對立和鬥爭，而非和諧通融，它具有叛逆性，有些俄狄浦斯式的殺父娶母的特點，即對於文化反叛，並且深深具有西方一神教的原教旨主義色彩。
毛澤東的性格的形成與時代關係密切。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正值西方文明洶湧湧入中國，那個時代是中國思想最開放最活躍的黃金時代，這個時代中各種思想自由爭鳴，人的個性蘇醒而張揚，社會上鬥爭激烈，殘酷，推動著中國發生顯著、深刻且疾遽的變化。新文化運動的思潮主流是全片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接受西方文化。
這種在精神和性格上的深刻不同，導致了毛澤東在新中國的建設過程中越來越孤獨。他與他的戰友、同誌們的分歧深刻，其對立和鬥爭無法消解，反而逐漸激烈，最終達到殘忍的程度。這導致了毛澤東與戰友的鬥爭不是簡單的權利之爭。
他的那些戰友的思維最終要落入世俗，在新中國貧困落後的情況下，他們總是急於改善人民的生活，解決吃穿用的實際問題，他們並不絕對的排斥商品經濟，市場和私有製。而毛澤東對於共產主義的態度是宗教性的，而且是西方一神教的原教旨的極端化的，所以他不怕貧困，不怕饑餓，可以完全放棄世俗享樂甚至生命而追求共產主義。毛極端反對私有化和市場經濟，每當經濟發展他就會擔心人們沉湎於享受，靈魂被資產階級腐蝕，放棄了主義，放棄了理想。所以，他不能容忍人民的富裕，每當經濟發展時，他就要發動運動。這具有典型的原教之主義的特點。這時的毛澤東簡直就像是衝進教堂掀翻市場的桌子的耶穌。所以，對於毛澤東，資本主義和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權威，都是異端，是異教的神，他要將它們徹底的毀滅。這才是他的心願。
而個人權利對於毛澤東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認為它始終是第二位的。即毛澤東並不是一個以權力來思考的人物，而是以主義來思考。權力對於毛更多的隻是下意識的本能衝動。很難想象當年長征路上毛在擔架上思考的不是中國革命的前途和未來，而是如何縱橫騰挪攫取中央的最高權力，雖然以毛澤東的性格不可能久居人下做一個執行者。今天有俄羅斯的曆史學家從解密的大量前蘇聯檔案中研究毛澤東發現，毛一直嚴格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因為中國的共產主義來源於馬克思、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他們對於毛澤東就是上帝，所以這時毛就顯示出了忠誠性，這時一種宗教性的情感。毛的一生從來沒有想要過背叛或放棄馬克思的這些主義。但是，非常可能的是當毛的權力受到威脅，與人發生嚴重分歧時，他會下意識的將觀念上的不同上升為主義上的對立，而毛在主義之爭時就顯示出極端性，極端的堅決，極端的冷酷。新中國的革命中凡是涉及到主義之爭一概顯露出極端堅決、極端殘忍、極端徹底和極端冷酷的特性。這與今天的原教旨主義的極端宗教組織的行為非常相似，其原因就在於它們的本質有相似性。
然而，毛澤東的宗教性，一方麵源於他的極端的個性，理想主義的色彩，但更重要的是，它源於解馬克思和社會主義運動在精神上本身就深具有基督教一神教的特點。
一神教和一神教思維
一神教的思維的產生和形成對於人類影響非常深刻，它塑造出今天的現代世界。
一神教的精神實質就是，強調絕對、唯一的真理（或神），強調真理的絕對正確，排除其他一切異端思想，強調對於真理的絕對服從，強調犧牲的價值。
這種思想並不是簡單的、單純的宗教思想，古希臘的哲學和現代科學也是強調絕對真理以及絕對真理的不可被人類主觀違背，因此也是一神教的思維的產物。尤其，今天的科學可以視為最嚴厲的一神教。人類必須服從科學，不然必將受到懲罰，這個懲罰比上帝的審判更真實可靠。
作為宗教，一神教的思維既具有普遍性，又非常獨特。首先，人類都有趨向絕對真理和排他的傾向。但是，在遠古，絕大多數民族的思維都是多神的，並沒有非常清晰絕對的真理的觀念和極端的排斥異端信仰的行為。而一神教是猶太民族創造的。我認為它的本質是人類生存競爭中催生進化策略。不同思想本質上都是進化的策略，相互競爭，促進自主進化的勝出。猶太人屬於古老而複雜的閃族的一支，他們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的早期來到美索不達米亞的迦南，和當地的哈比魯人混合，過半遊牧的生活。兩河地理，四通八達，遊牧農耕混雜，商業在遠古即極其發達，同時戰爭頻繁殘酷，競爭激烈，許多曾經強大或弱小的民族後來都被同化消失。猶太民族一直比較封閉，不太與人交往。在這一地區屬於孱弱的民族，缺乏戰鬥力，而且，他們不事生產更喜歡通過做商貿金融獲利。開始他們的信仰混雜，屢次遷徙，然後被奴役，猶太民族自身也不團結，相互爭鬥，後來分裂為兩國，其中沒有發展出一神的猶太教的一隻最終即消失了，史稱失去的十一支。而另一部分遷徙至埃及被埃及人奴役的猶太人，終於在走出埃及後，發展出嚴厲的猶太一神教，使得弱小的猶太人在殘酷的環境中保持了極其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生存力，他們的文明和民族延續至今，並且在近代複國，而當年近東許多強大的民族和帝國今天都消失了。然而，猶太教是極其封閉、保守的民族，通過信仰維持其民族種的純潔，在神的指引下回歸。其宗教並沒有強烈的擴張性和攻擊性。所以，猶太教在人類進化的競爭中具有很大的局限。其實，近代在科學文化做出傑出貢獻的猶太人多是走出封閉的猶太社群融入西方文化環境的猶太人。而今天的以色列的文化科學的發展也無特別的優勢，宗教反而成為一種製約。而耶穌對猶太教進行了一次革命，耶穌的基督教從封閉走向開放。這與羅馬帝國的統治是不無關係的。當時猶太人中出現過不少類似耶穌的偽先知，改革猶太教。最終耶穌的教義更具生命力而勝出。但耶穌的教義仍然不是後來的基督教，它仍然缺乏攻擊性的，隻有當被羅馬皇帝采用，才發生又一次革命，隨後，它又被西方無數宗教思想家改造發展，它與集體暴力結合，將一神教作為擴張的精神手段後，這時的基督教具有了強烈的擴張性、攻擊性。它激發出強大的進化優勢，羅馬帝國持續了千年。這一進化策略的優勢很快被阿拉伯人發現並山寨，隨後穆罕默德原始落後的聖戰大軍立刻席卷舊世界，更加迅猛快速的發展，在極短時間裏，歐亞大陸過半數人都歸屬了伊斯蘭教，之後它與西方基督教世界進行了持續千年的聖戰。但因為，二者是同質競爭所以曆經千年不分上下。
西方的基督教與教會的組織結構、已經朝拜儀式密不可分。教義，組織和儀式是基督教的根本，它深入到西方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深入人心。基督教的思想成為西方世界的一種基本的思維，直到今天仍然產生影響。
因此，可以理解無論資本主義還是馬克思都不可能完全擺脫基督教思維的影響。資本主義的興起是反宗教的，但在它形成發展過程中深刻的受到基督教思維的影響、製約和塑造，這已經有過很多研究。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實踐則更具基督教一神教的特點。這裏麵是具有必然性的。因為，馬克思創立學說是針對資本主義的弊端，但他並沒有更先進的科學技術的革命為支持，他是通過單純的思考，所以思維必然會受到傳統基督教的影響，而依據他的理論的西方的革命者更是隻能依靠傳統社會的基督教的社會結構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構建，而不是依據新科學的需要構建新的社會結構與之適應。
我們僅從共產黨精神實質考察，共產黨強調自己即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主義的絕對正確性，道德的崇高性，和自身正義性，先進性，這些都屬於自我撰寫神經自我神化的特點，因為，至少在當時年代，共產黨代表的是落後生產力，缺乏科技和現代理念，而它同時定義出異端（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邪惡性，強調對於組織的絕對服從，強調集體，強調忠誠、犧牲和奉獻，強調最終消滅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聖戰。它繼承由蘇聯傳來的組織結構，具有明顯的教會特點，黨的組織深入社會各個角落。黨具有絕對的領導權，置於法之上。黨總是趨向控製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培養公民的感恩、服從和犧牲的精神與情感。這些都是與基督教非常相似的。
馬克思雖然也是反基督教的，但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在西方資本主義摧毀基督教，宣布上帝已死，建立世俗的法製憲政體製，提倡民主自由的時候，作為對資本主義弊端批評的馬克思理論指導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實踐變成了一次基督教改頭換麵的現代複興。他的學說的建立是批評當時社會的，由天才的個人思考、撰寫和宣揚形成，而非像資本主義是隨著科技的革命在長期自發的社會實踐基礎上逐步形成的，因此馬克思更像是一個基督式的創建新宗教的神學人物。
到二戰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冷戰從一神教的視角來觀察就很像當年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聖戰，冷戰思維的本質就是一神教的聖戰思維。
共產黨的一神教屬性
前文已經探討了共產黨的基督教一神教屬性。中國共產黨本質上不是一個民族複興的政黨。基於驅除韃虜的孫中山主義的國民黨是一個民族複興的政黨，而共產黨是一個完全西化的政黨。它的理論完全來自西方，甚至在組織上它都不屬於中國，不屬於中國人民，而是共產國際的一個分支，接受共產國際的指揮進行社會主義暴力革命，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部分。共產黨和新中國的本質具有宗教性，這對於理解新中國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新中國其實是西方基督教向世界擴張的大趨勢的結果和一個重要部分。基督教在唐朝、明朝曾兩次進入中國，當時的中國社會對其都沒有排斥、打壓，但它們都沒有能在中國存活下來。值得注意的是，在共產黨興起，新中國成立之前，清末的太平天國是名副其實的一次基督教對於中國的入侵，導致的一場宗教極端化的暴力運動，它與新中國以及文化大革命有相似之處，都具有原教旨主義的本質。隻不過前者是原始的，後者是在新時代的基礎上發生的。但是，這種相似不是偶然的，是一種必然趨勢。它屬於人類從傳統文學感性文明轉向現代科學理性文明的大轉型。在這場轉型中，所有的傳統的文明都將被替代，它們或如巴米揚大佛被極端的炸掉，或如巴黎聖母院的大火緩慢自然的消失。而中國的傳統文明是以一種疾風暴雨和深重的災難的方式被摧毀的。
中國回歸神權社會的必然性和困境
客觀來說，新中國成立時，當時的毛澤東和共產黨的中央領導人普遍認同並重視民主建設和言論自由，但後來新中國最終形成了極權的神權社會。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和全國人民都意識到民主和自由的重要，大部分人傾向西方民主，並且進行了相當程度的嚐試，但是今天我們又一次回歸神權社會。我認為這裏有多種原因，有其必然性。比如，中國一直麵臨政權危機和國家崩潰的危機，而猶太教和基督教都是在應對危機時產生的，它能賦予民族極大的穩定性和鬥爭力。同時，中國曆史上的儒家其實其本質也具有一神教的屬性，隻不過是世俗性質的一神教。曆史上，儒釋道並存並非儒家不排除異端，而是道教和佛教不參與社會政治。中國尤其是宋明理教興起後，儒教相當嚴厲，反儒教則是大逆不道，必須被清除。我認為儒教是中華文明在當年四大軸心文明中唯一持續至今的一個重要的精神支柱。近東兩河當年產生過許多宗教後來都在進化中被淘汰了，印度有400多種宗教，即便像佛教廣泛傳播，但也不具有進化上的強勢力量。隻有嚴厲的一神教和中國的儒教在進化中最具優勢。
西方近代產生的民主自由的理念，一方麵是近代的商業所需要，一方麵有古希臘的傳統。而古希臘原始的民主與自由的精神也與商業和遊牧民族的傳統有關。人類農耕後開始定居，開始有條件建築更複雜和儀式化的祭壇和神廟，這促進了從原始的圖騰崇拜、迷信轉向神權和宗教。城市就是由大型祭壇和神廟擴展而成，進而農耕文明建立的是穩定、等級神權的社會，最早祭祀掌握極大的權力，後來國王也與祭祀和神祗相結合。原始的農耕神權社會，在沒有遊牧民族的衝擊下極其穩定，像埃及曆經3000年其社會製度和文化沒有改變。但兩河地域開闊，且四方相連，多民族混雜，尤其不斷承受遊牧和半遊牧民族的攻擊，戰亂頻仍，這催生出了商業和暴力掠奪財富的思維。商人和遊牧戰士與農民不同，農民是生產者，商人和遊牧民族是通過非生產方式獲利，商人通過非暴力的交換，遊牧戰士通過暴力掠奪。商業社會重視法製，遊牧戰士重視自由，他們的社會的等級化與分工遠低於農耕文明。農耕民族的等級化和專製是生產分工和大型複雜社會的內在要求導致。希臘諸島最早的文明是米諾斯和後來的邁錫尼文明，其居住民和創造者現在都不清楚，但在公元前2500至前1450年間，那裏通過海上貿易而極其富有，創造出極為璀璨的文明。之後，歐亞的雅利安遊牧民族大遷移，這些遊牧民族並非野蠻，隻不過是另一種文明，他們掌握當時最先進的技術馬和金屬冶煉，所以依靠掠奪農耕的城市文明為獲得資源的方式，其中先進的其中一支進入愛琴地區，摧毀了邁錫尼文明，《伊利亞特》其實就是遊牧匪幫搶劫城市的敘事，又經過300年，希臘城邦文明建立起來。但其本質仍然繼承了海上商貿和遊牧戰士的血統，這種希臘文明構成了歐洲《聖經》外另一個思想的本底。再之後，羅馬日耳曼蠻族在殘酷的戰爭競爭壓力下，終於選擇了耶穌的基督教，從而摧毀了希臘文明，開始了一神教的基督教中世紀。歐洲中世紀並不是黑暗的時代，相反它的文明極為璀璨，隻不過是以一神教統治。即便如此，西方文化中仍然流淌著商業和遊牧戰士的血液。再之後，歐洲文藝複興，古希臘文明複活，歐洲進入了科學、工業化和商業市場經濟的時代，由古希臘的原始民主製度建立起現代的民主憲政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製度。然而，歐洲又出了一個馬克思，新時代的耶穌，提出了推翻商業化私有製的資本主義文明的思想，今天中國選擇了馬克思，並且極其堅韌的進行一神教的神權社會的複興崛起。
所以，今天的很多矛盾都是在人類進入農耕文化後麵臨的長久的矛盾。而在進入未來科學理性的社會所需要解決的。
後新冠時代的中西競爭
今天中國對於共產黨和領袖的神話仍然停留於傳統的時代，具有荒唐和非理性的本質。神權社會中人的存在狀態與資本主義社會非常不同。在神權社會中個體的基本思維是信仰與服從，而非資本主義社會的懷疑、批判和鬥爭，人民的基本情緒是感恩、感動，它強調絕對的相信、服從，排斥異端，強調集體主義，和諧，奉獻和犧牲。
但是，它提示的意義卻是值得深思，即科學摧毀的傳統神學，但科學本身不提供價值觀、信仰和倫理。宗教、神學本身給社會個體帶來內心信仰，心理的和諧平衡，現代社會隨著科技革命消費文化興起，宗教崩潰，從而使現代人麵臨信仰，欲望泛濫，內心和諧失衡的問題。本身就是科學時代現代社會所需要解決的問題。然而，傳統的神學本質上是構建神話，是一種愚民的教育。今天中國的神學建設不僅很大程度上還是傳統的，而且非常淺薄，缺乏像過去的基督教或儒教的深邃完整的思想。
今天，科學已經具備最嚴厲的一神教本質，是極端的極權主義。凡是科學規定的必須服從，否則就要受到懲罰。今天美國的抗疫就是一個例子。如果傳統價值觀，自由、民主與科學衝突則必須放棄傳統價值服從科學。人創造了科學，但人不是科學的主人，而是科學的仆從、奴隸。這又是今天中國的一個更深的本質。今天中國黨淩駕於法之上，但科學又淩駕於黨之上。即黨也不行按科學辦事。這是中國今天的神權與過去最大的不同。中國今天的體製非常複雜。它本質上是科學至上的科學發展原教旨主義，它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和公有製的體係，同時殘留了中國傳統社會的許多元素和思維，並極大程度上了接受了商品市場經濟和消費文化。中國目前雖然重新對共產黨和領袖人物進行神話，但同時科學的思維方法科學發展觀也深入人心。所以，今天的中國人在呈現一種既不同於西方，也不同於傳統的新的狀態。尤其隨著未來對於新生代的從頭教育的積累，這種差別將更加顯著。
所以，今天中國對於共產黨執政的神話與科學發展是否能夠最終調和，或者最終不可避免將產生衝突仍然是一個疑問。這涉及在未來科學理性主義的時代是否依然需要信仰。
然而，未來中西效率競爭的勝負無法改變價值觀的衝突。因此，雙方必然要經曆一個長期的不斷自我神話和將對方妖魔化的過程。
但在這樣的價值觀衝突中，中國目前並不認為西方製度邪惡，隻是認為民主體製是低效和不真實的，然而，西方對於中國製度的認知是邪惡。這會為未來中西的製度競爭帶來很大風險。今天中國的體製仍然是開放性的。理論上如果西方體製未來更為有效，中國的實踐遭受重大挫折，中國仍然可以重啟改革，采納西方體質。但即便在與中國競爭失利，中國呈現明顯的更有效率的良性發展，西方仍然難以認同中國的價值觀，並且其自身製度也難以改變，難以有效地模仿中國製度。這才是今天西方麵臨的最深刻的危機。因為，今天不僅西方體製已經顯示出明的弊端，在和中國的競爭中並未占有優勢，同時，今天的時代有著明確的需要重新建立新的體製的要求。而中國的體製建設是依循於科技的發展而在逐步構建的。今天中國采取的是科技原教旨主義。一切服從科學以可持續發展為目的。從而排除了意識形態的價值觀的追求。比如，未來如果機器大量就業，人類高度的數字化和網絡化生存時，公有製更有效率，更加合理，中國可以無痛的轉化過度，而對於西方則意味著一場巨大的痛苦的動蕩。
中西體製競爭的關鍵並不僅僅是效率，我認為有兩個關鍵：一，體製的發展效率；二，體製的可塑性；三，體製的穩定性；四，體製的糾錯能力。對於前三者中國一直高度重視，也顯示出某種優勢；對於後者似乎今天仍然重視不足，同時具有潛在的危機。今天中國體製能辦大事，但也要警惕能辦大事的製度有時也是能出大事的製度。今天在抗疫勝利後，我們陶醉於成績，進行慶功和神話，但並沒有對於疫情之初的嚴重問題，政府透明度的欠缺，等等進行反省。同時，今天對於個人神話仍然值得警惕。就像當年毛澤東個人極權的建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長期的極權專製導致盲目性，加之係統的糾錯能力有缺陷，最終則有可能不可逆轉的引發社會災難。
西方資本主義的根本是維護商業市場的交易，所以它強調私有製的神聖，個人利益不可侵犯。而中國強調的是社會終極的公平和幸福，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代表了人類終極的幸福，所以當下個人利益的犧牲，甚至社會公平正義的犧牲都是可以接受的。這種思想根本上還是商業世俗的思想與神學思緒的對立。商業世俗的思維隻注重現時個人的利益，而神學強調終極幸福和犧牲的價值。
隨著人類的發展，我認為私有製是原始狹隘的。未來隨著機器的工作，人類從事生產的權力被剝奪，不僅要公有製，而且，財富的觀念會非常淡漠。未來對於財富就像今天在發達國家的公共場所使用手紙，沒有人關心手紙是否屬於自己，人們隻是使用它而已。而就手紙而已，在幾十年前的中國，人們對於可以在公共場所隨便使用如此潔白幹淨的高級手紙的說法是無論如何難以相信的。
立
2020/03-09
